电子政务技术实现了多主体对信息资源同时、远程共享。尽管电子政务技术同样存在不同接收主体对信息理解的偏差问题，但起码有一点从技术上是可以保证的，那就是每一个与信息有关的人在发生疑问的时候都可以随时查询原生信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互动性，减少了信息“熵”，提高了信息传输和处理的速度。
（二）电子政务降低了信息的处理成本
很多人都认为电子政务建立专门的网络平台，硬件设备配置及维护所支付的成本很高。实际上这种看法忽略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区别。实现电子政务技术所耗费的绝大多数都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所占比重非常微小，而且都是可以折算为金钱成本。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固定成本的损耗可能很小，但是隐含的后期成本，特别是由于信息传递误差、拖延所带来的可变成本却是非常高昂的。与先期大量投入相比，电子政务技术所实现的信息搜集、传递、处理时效性是不容低估的。
（三）电子政务影响了公共组织的内部结构
传统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中，信息处理往往以纵向层级为主，整个信息的收集、存储和传递过程呈现出倒置的树状结构，也就是：信息由下而上，从分散到汇总形状的逐级传递，决策指令由上而下，逐级分解下达。显然，这与“决策权与专业知识相匹配”的原则是不相一致的。“决策权与专业知识相匹配”原则要求决策权力必然掌握在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部门手中，而决策权力与专业知识的分离必然导致决策往往是在“有限的过滤信息”和“有限的专门知识”的前提下作出的。并且，单一的信息传递渠道不仅无法收集、处理急剧膨胀的信息，而且还容易造成信息传递的迟缓、堵塞等。
电子政务技术对公共组织结构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种：
第一，使组织结构网络化。电子政务打破了倒置树形的传统信息传递方式，在组织内部形成纵横交错的矩阵式传递结构，不仅最高决策层可以及时获得全局信息，而且处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的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授权获得全局信息。不仅实现了跨地域、跨国界，而且缩短了时空的距离。
第二，使组织纵向结构扁平化。传统“金字塔”结构实际依赖于一个庞大的中间层，在决策层和信息生成层面之间分拣、过滤、传递信息。中间层的膨胀一方面影响了信息传递的速率，另一方面削弱了信息的保真度。电子政务不仅打破了单一主体信息控制集权的状态，而且打破了信息传递的层级，可以实现一对多的实时沟通互动，为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铺平了道路。
第三，使组织横向结构整合化。由于信息传递的速率加快和共享度加强，业务流程不再需要等待上一部门结束下一部部门才能开始，而是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大大增加，公共组织不必严格区分某一类专业知识属于某一类部门管辖，客观上打破了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状态。
如果我们仅从提高信息处理速度的角度看待电子政务对公共决策影响的话，显然它并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决策理性程度。但如果从电子政务塑造“电子政府”，改变公共组织结构及行为方式的角度来看的话，电子政务对决策理性的作用和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应该强调的是，电子政务的关键是“软环境”建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思想认识层面的提高。再高昂的投入，如果难以真正实现互联互通，把各种信息资源在网上实现共享，很就会快束之高阁，变成一项面子工程。电子政务实现的第一要务是决策层、领导层接受并且习惯办公自动化技术，而不是依旧习惯于在纸面上划圈、签字作批示。是决策层、领导层习惯于信息公开、决策透明，把自觉接受公众监督，接受公众参与作为高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而不是依旧习惯于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拍桌子、拍屁股。唯其如此，电子政务技术的推进才能深入全面，才能真正渗透到决策过程的各个层面，提高公共决策的理性。
案例选读
我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和世界各主要国家数字战略
我国早期计算机运用主要在国防、科技和工程领域。从1975年开始，探索在经济计划和统计汇总方面使用计算机。1982年，第一次大规模采用计算机完成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工作。1988年3月，国务院各部门开展会计电算化普及工作，行政事业单位普及率达到15.43%，工业企业达到14.32%，商业企业达到5.15%。“七五”期间，我国提出公安信息、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12项应用系统工程建设的目标，“七五”后期，出现了第一个办公自动化热潮。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建设全国行政首脑机关办公决策服务系统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推进办公自动化建设。1993年，继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我国也迅速作出反应，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当时的电子部与各有关部委大力协调，抓好几大信息工程建设，由此启动了金桥、金关、金卡“三金工程”。1999年，由中国电信和国家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牵头，联合40多个部委倡导开展了“政府上网”工程。2001年12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提出要求“信息化建设要政府先行”，从而将电子政务建设列为国家信息化的首要工作，电子政务建设进入全面推进时期。
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竞争向高科技领域发展，信息技术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各国纷纷加大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投入：
美国
2010年3月，颁布《连接美国：国家宽带计划》，提出未来十年的主要目标包括：每个公民都能享受高速宽带服务，均具有可选择的订购手段和技能；至少1亿家庭实现100兆/秒实际下行速率和50兆/秒实际上行速率宽带接入；每个社区都实现至少1G/秒的宽带接入服务，特别是学校、医疗和政府部门等；每个州都拥有最快和最密集的无线网络。2011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委员会颁布了联邦政府云计算战略（Federal Cloud Computing Strategy）。旨在解决联邦政府电子政务基础设施使用率低、资源需求分散、系统重复建设严重、工程建设难以管理以及建设周期过长等问题，提高政府公信力。4月，白宫新闻办发布《网络空间可信身份国家战略》（NSTIC），提出在现有技术和标准的基础上，建立“身份生态系统”，实现相互信任的网络环境，促进网络健康发展。5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在日益以网络相联的世界如何建立繁荣、增进安全和保护开放”。7月，国防部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把网络空间的威慑和攻击能力提升到更重要的位置。
法国
2008年10月实施《数字法国2012计划》，主要涉及五个方面：普及宽带互联网、向通信业转移部分资源、强化移动通信行业的竞争性、发展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进一步发展电子游戏产业。
英国
2009年7月实施“数字英国”计划，宣称要将英国打造成世界的“数字之都”，到2012年实现2Mbps的宽带普遍服务；实现移动频谱自由化，提高3G覆盖率；2015年全面升级到数字广播。
德国
2010年11月发表《德国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战略：数字德国2015》，主要内容包括：制定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技术等方面的融资计划；为公民、商业组织和政府部门提供数字安全和信任体系服务。目标是，到2015年创造30000个工作岗位，建设智能电网；到2014年实现至少1/3的人口使用50兆/秒的高速宽带网络；保护数字世界的个人权利，加强公民的自主性和责任，确保数字世界身份识别的安全和透明性。
日本
2009年4月，公布“数字日本创新计划（ICT鸠山计划）”纲要，具体包括9个行动项目，预期在未来3年内增加30-40万个就业机会，在2015年至2020年实现ICT产业总值翻番。2010年4月27日，公布《原口未来构想II》，力求通过ICT应用培育各个产业的新型市场。2010年5月，发表《新信息通信技术战略》，提出建立“新国民主权社会”战略，实现以国民为本的电子政务，进而通过全面灵活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增强地区间的联系，最终谋求进一步的新市场开拓和国际化发展。
韩国
2009年5月，颁布“绿色IT国家战略”，将韩国领先的IT技术与绿色理念相结合，重点支持尖端IT产品开发，构建比目前网速快10倍的网络系统，利用IT实现低碳工作环境、绿色制造业、绿色交通体系与环境检测系统等9个核心课题。2009年9月，发布“IT韩国未来战略”。把信息整合、软件、信息主力领域、广播通信、互联网等5个领域确定为信息核心战略领域，并提出将促进信息产业与汽车、造船、航空等其他产业的融合，建立大企业和中小风险企业一起成长的产业链。2010年7月，发布《IT融合发展战略》，提出到2015年韩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五大IT融合强国。2011年8月，发布《面向未来的互联网发展计划》，计划今后5年内投入38.1兆韩元，在2012年网速到1G/秒，2020年10G/秒商用化，无线网络发展到4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