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我国重工业的重点工程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周恩来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任务繁重，日理万机，但是，在他分管冶金工业期间，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铁厂等，可以说几乎所有重点钢铁企业他都亲自视察过，还到河北邯郸、湖北麻城等地视察了一批小钢铁厂。每到一个钢厂，深入工人和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周恩来非常尊重实践，尊重工人劳动，重视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在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这项重大工程问题上，是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进程，并亲自提名由周恩来主管。7月初，周恩来召集了国家计委和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专门讨论了基地建设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要尽快到达现场考察资源、交通、水源等情况，考察配套建设冶金、煤炭、电力及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上百名专家，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完成调查任务。9月初，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地质部专家、调查组长程子华以及工程总负责人等先后作了详尽的汇报，提出了攀枝花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周恩来仔细听取后，提出了五点重要意见：（1）同意将攀钢、六盘山煤矿和成昆铁路作为配套项目，同时上马，并同时列入国家计划。（2）同意把攀钢的厂址放在弄弄坪。周恩来并说：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我认为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的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研究这个问题。（3）同意即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2000万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4）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150万吨是可以的，最终规模应该多大，请冶金部研究确定。（5）我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附近蓄一批房子，尽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电、通路和修临时住处）供现场设计人员、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础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各自承担任务。不久，建设攀枝花基地第一批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睡着的金沙江大峡谷沸腾起来。到1965年上半年已经陆续进入工地已有十万建设大军，从下半年起，各工地先后进入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施工阶段。正是工程进入全面展开的重要时刻，“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也迅速地向攀枝花基地压来。为保证工程按计划进行，周恩来在极端混乱和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两项强有力的决策：一是中央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实现统一领导。具体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二是要求在1970年“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意义重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完成。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它带动了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这是在特殊时期周恩来为维持生产建设的良苦用心，对保证攀钢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攀钢建设总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和各“支左”部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到1970年9月上旬，炼铁系统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开始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投产工作。到6月28日开始顺利出铁，实现了周恩来提出“七一”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从攀钢的建设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重点工程精心指导的准确、细致、有效。周恩来不仅对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同样，对我国的煤炭工业、机械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周恩来堪称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的奠基人。
五、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方针
早在1953年周恩来在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透彻地说明了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先行官的重要地位，他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他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有两万四千多公里铁路，但是，以全国人口、地区来说，交通还是极不发达的。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串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状态，这是不行的。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都是开路先锋。所以，交通运输在五年建设中还占很大的比重，投资也比较大。”因此，在胜利完成“一五”建设计划基础上，他提出“二五”计划要以铁路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除了对现有线路设备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技术改造以外，重点建设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铁路，“三五”计划确定建设成昆铁路作为重点项目。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指导是具体细致的，他对铁路的情况非常熟悉，从铁路局到一个编组站，乃至一个分局和另一个分局之间的分界口交接列车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常常从实际工作中一些小的问题，指出我们办铁路必须注意的方向原则问题。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的一些技术设计问题，从隧道的净空、路基的宽度到闭塞信号的使用，都仔细地听取意见，做过详尽的批示，使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从大桥建设的方针到桥址的选定、桥体的设计、施工技术的采用、建筑材料的使用，都一一过问。
周恩来对以铁路建设为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是抓得很紧，颇有成效的。周恩来从交通运输的布局、港口码头的建设、运输线路的开辟，到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连轮船上的几颗松动待修的螺丝钉都考虑到。以我国的港口建设和民航事业的发展为例说明。
旧中国的港口进进出出都是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的船只，旧中国的筑港事业也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手中。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人民共和国的筑港事业，在万事待举的1950年初，周恩来就来到天津塘沽新港，对天津新港的修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20多年来，周恩来先后到过大连港、连云港、上海港等我国重要港口视察，深入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之中，走到码头的一个一个作业区查看，对港口维修、扩建、改造、运输装卸机械化水平、供水、供油、扩大吞吐量等一系列港口建设的基本方面都作过可行性的指示，并曾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30多个单位联合进行对连云港的勘测、设计、施工，解决科技难点，对连云港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26年间，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我国港口建设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的民航事业完全是崭新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发展到国际航线，这和周恩来的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是分不开的。他从重大决策到具体筹划都作过许多详尽的指示。早在1957年，我国年轻的雄鹰刚刚展翅飞行的初期，周恩来指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竭力破坏民航事业，他们有人竟要批判“安全第一”。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识破他们的阴谋，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民航天天飞，不安全怎么行！政治第一是另一个范畴，政治一定要统帅业务。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乱戴帽子。”周恩来要求民航总局注意研究各国民航保证安全的情况，要总结经验，凡影响到安全的事，周恩来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连很具体的小事也不放过。过去，首都机场停机坪的西面有一个大标语牌是红底白字，机械员指挥引导飞机滑行用的两个指挥牌也是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机场接外宾的时候看见了，就说：“这样飞行员看不清楚，会影响安全，要改一下。”以后，首都机场把指挥牌改成一白一黄。飞行员们十分激动地说，“周总理真为我们操碎了心啊！”
1965年上半年周恩来指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这是他考虑多年提出的重大决策。为此，民航部门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都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鼓励。1965年5月，周恩来亲自率中国代表团乘我国民航专机直飞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同时又是首次实现“飞出去”的创举，他对机组人员说：“你们大胆飞吧，我和你们一起实践。”一个国家的总理，以这样的行动支持共和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在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在苏丹上空遇到了赤道负荷线，由于风的变化，造成强烈颠簸，飞机像一匹野马在空中难以操纵，飞行人员心情异常紧张、沉重，担心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就在十分困难的紧急时刻，周恩来泰然自若，坚定地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飞行人员获得一股暖流，浑身增添了力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胜利完成了访问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民航“飞出去”的试验成功。当任务结束后，周恩来同飞行人员进行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鼓励大家说：“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回去后要和没有飞过这次航线的飞行员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周恩来为推进中国民航走向世界，曾向民航负责同志提出：要在人员训练、规章制度、改善机场、通讯导航、空中管理、飞机维修、外事交涉、服务设施、治安保卫等十二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责成余秋里负责召集有关部门讨论解决，分工限期完成，逐一报上级审批。经过几年努力，排除了“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中国民航终于在1974年10月，先后开辟了通往欧洲、西亚、日本等四条国际航线，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飞出去”的宏愿。“中国民航”是周恩来亲笔为国际航班题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此以后，每当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航线，尽管日理万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要求民航局及时报告情况，对飞出去周恩来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一定要树立一种新的风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要求对每一条国际航线，每一次国际飞行，都要做仔细的准备。周恩来留给民航事业的期望：“要有雄心壮志，往发展想，向前看。”将永远指引着我国民航事业不断地向更新更高的目标奋进。
周恩来对我国的邮电事业建设予以高度的关注，他深知，不迅速改变我国邮电通信落后面貌，必将拖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腿。所以，他对邮电通信建设，不论是国内的通信建设或者是国际通信建设，都作了大量的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对微波通信和电缆载波通信建设，更加关心。建国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向通信战士提出“迅速、准确、保密”的要求。解放后，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通信联络要迅速、准确、万无一失，要提高技术，加强保密。在编制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都对邮电通信建设提出了相应的任务，都能如期实现。就在“文化大革命”出现“天下大乱”的1969年，周恩来在听取邮电工作汇报时，就指示他们要铺设地下电缆，把29个省、市、自治区联系起来。同年10月19日，周恩来又指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大规模建设微波通信。以后，周恩来亲自审查了用电缆、微波连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规划，亲自批准了我国第一条长距离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的建设，亲自检查督促电缆、微波的建设进度，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通信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指示一切要经过实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铺开的建设方法，对电缆的埋设深度和路由走向等一一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工作指导和工作精神在动乱的年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这对我国邮电通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