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否则，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或者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我们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处理好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轻工业、农业”不能忽视。“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1960年底，陈云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的原则。强调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周恩来支持陈云的正确意见，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这些，都是领导经济工作的真知灼见。
除此以外，周恩来还提出从实现国民经济的各部门相互协调发展来说，不仅要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而且要正确处理工农业生产的运输、商品流通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等。从国内和国外关系来说，要正确处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发扬自己的独创精神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关系。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同时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要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国际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同帝国主义做买卖，不拒绝，也不强求。我们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是错误的。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学思想，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提出的独创性的思想原则，所阐明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反映了我们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客观规律的初步认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以民主集中制为目标进行政治上的制度改革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转折时期，周恩来依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接着，他又旗帜鲜明地提出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思想。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一）正确地阐明政治上的制度改革的必然性和改革的目标与途径
在1956年、1957年间，周恩来多次谈到政治上的制度改革问题。他全面地、历史地阐明进行这种改革是我国形势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需要。
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既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发展民主。过去，要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又要进行社会改革，同时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计划建设。因此，许多事情相当集中，也就是集权于中央。但就在当时也提到要因地制宜，适当分权给地方，发展民主。现在，社会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要照顾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是要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发扬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光由上而下的领导，还要由下而上的推动。所以，在这时提出更多发扬民主，更适当分权给地方。总之，要进行政治上的制度改革，真正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
他借鉴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强调要时常警惕权力过分集中、忽视民主的危险性，指出：“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民主，这是一个带有本质意义的政治建设问题。
他正确地提出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政治上的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应当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为此，周恩来强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是：
第一，要从国家制度方面来扩大民主，应使人民代表经常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检查工作找岔子；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怕揭露缺点，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允许代表向政府提出意见、询问、辩论，允许唱“对台戏”；人民代表经常检查政府工作直到公安、司法工作；进一步改革普选制度，等等。
第二，要广开言路。党和国家领导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能够听到党内的不同意见，也要能够听到党外群众的不同意见，还要能够听到其他党派的不同意见。周恩来认为，只有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党的领导才能够丰富自己的意见，明确自己的意见，更正确地决定政策。发扬民主，决定大计，我们就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他特别指出，从各方面发展民主，才能推动我们进步，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允许“百花齐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尽管由于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的限制，如何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还不完善，但他的这些改革的设想却是真知灼见。
（二）正确地指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制约办法
周恩来把扩大民主与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来看待。他正确地指出：“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反对官僚主义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相联系，同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相结合，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提出来，这是周恩来的创见。
周恩来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内、政权内的脓疮。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官僚主义表现的形形色色，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发号施令的官僚主义；有蜕化变质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也有宗派主义的官僚主义，等等，不下20多种。但不论何种表现，官僚主义都有严重的危害性，都是腐蚀干部，误国误民，害党害国的。周恩来严肃指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害，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
他还充分地阐明了在我国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指出“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它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要从根本上克服和消灭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揭示过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助。这些都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所以，“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我们要树立同官僚主义长期不懈斗争的充分思想准备。
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周恩来认为在思想上，要教育党员、干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确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的自觉性，从中央到基层，各级领导要经常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思想上不断克服个人主义，警惕官僚主义，要经常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周恩来认为提倡民主，是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的有效方法。所谓提倡民主，就是广开言路，接受群众监督，保持领导与群众平等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会落空。此外，在制度上，要改革那些助长官僚主义的不合理的保卫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要建立一套制约官僚主义的办法，例如精兵简政等。这些，都是积极可行的措施。
（三）正确地坚持和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把正确坚持和实现共产党的领导，视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如果正确地坚持和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将同其它事业一样兴旺发展，否则，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了这个重大问题。
首先，周恩来正确地表述了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一个党员在小单位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总之，党的领导是集体的，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划清这个界线，明确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
其次，周恩来正确地说明党领导一切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划清这个界线，明确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如何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再次，周恩来正确地指出实现党的领导，必须要自我批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各级领导对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不要层层对下批评，并要下决心改正缺点错误；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还要实行调查研究，事先应当有准备；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到这些，便会大大地加强党的正确领导，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遵循客观发展规律进行思想文化建设
周恩来认为，精神建设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文化，并应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他十分注重按照客观发展规律进行思想文化建设，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