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方针的选择，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具体化和集中表现。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保证。对此，周恩来有过许多重要的创见和决策上的贡献。
一、经济建设要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6年6月4日，由***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这个报告是从5月起由周恩来指导起草的。报告的初稿指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的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增加生产，而只能招致失败。”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了上半年经济建设由于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造成了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情况以及纠正上述倾向所采取的措施，下半年要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这次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6月4日会议的上述意见，被1956年6月10日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确认并正式批准。根据周恩来的思路由中央确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它正确地提出了要注意经济建设中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它突出了经济建设中一个根本问题——综合平衡。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数量上平衡以后，还有品种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只有真正综合平衡，经济建设才能实现有效益的、速度适当的稳步前进。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方针。他指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卷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但是，党内对这个经济建设方针的认识不一致。随着1956年反冒进遭到错误批判之后，这个正确方针也被抛弃了。1958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大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费了五年时间进行调整。纠正“左”倾冒进的国民经济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实践证明，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经过比较，周恩来等比较早地认识到改变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危害，极力主张“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1962年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大幅度调整的要求，就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周恩来还具体说明为达到这样的要求，必须把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行政管理的机构缩小到与我国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市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副食品的可能相适应的程度。总之，要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从失调到协调，把超过国力的生产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退下来，把超过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退下来，变被动为主动。实践证明，“八大”方针是正确的。实际上，它是“八大”坚持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恢复和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正确的方针是具有生命力的。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针对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1979年4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党的“八大”肯定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60年代实行的“调整、充实、整顿、提高”方针的继续和发展。突出之点在于把调整和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着眼于调整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而且其重点放在改革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经济建设摆脱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七五’这五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在这里，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了出来。随后，1989年10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脱离国力，超过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是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教训。”因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正式确定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这是建国40年来经济建设最基本的经验。90年代初，中共中央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同时考虑到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条件，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争得较快的速度和较高的效益。因此，提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针从综合平衡、稳步前进——持续、协调、稳步发展——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变化，正说明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正确反映。周恩来是我国经济建设正确方针的奠基人。
二、要从整体出发，对待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
建国以来，周恩来一贯重视遵循辩证唯物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这是直接影响到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个大问题。
在建国初期，他强调树立整体观念。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认识每个部门的位置和方向。他具体阐明了必须处理好以下六个关系。第一，在城乡关系上，他深刻地指出：“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他说：“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第二，在内外关系上，周恩来从多层次上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外关系，指出：“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同时，也欢迎友邦的“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的“真正的帮助。”“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第三，在工商关系上，周恩来强调，工业与商业，必须以工业为主。因为这是奠定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物质基础、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主要环节。同时指出了国营和合作商业必须以服务于工农业产品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旨，私营商业，要从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出发，鼓励它们发展工业生产，或给予必要的帮助。第四，在公私关系上，周恩来按照《共同纲领》和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经济政策，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由国营企业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第五，在劳资关系上，周恩来说明劳资两利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的利润也有两个条件：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有合法的利润；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第六，在上下关系问题方面，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周恩来指出：处理上下关系，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要使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利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周恩来这种从全局出发处理各种关系的思想，不仅着眼于生产部门，而且适用各个部门；不仅适用于建国初期，而且体现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
当我国正在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面临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1956年2、3月间，周恩来参与了毛泽东主持的系统地对我国经济工作的调查研究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上作了学习《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特别在经济方面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周恩来指出：这十大关系有许多是历来都存在的，不过在新形势下提出更具有重要意义。如十大关系头三种关系属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即第一是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第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第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自从经济恢复，进入有计划建设以来就存在的。历来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些是对的，有些就差些。现在由于三年经济恢复，三年来经济建设，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些条件，使我们对这三种关系会得出清楚、正确的结论。同时，我们的分析要把重点放在我们过去所不那么特别重视的方面。
第一，关于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周恩来首先指出：过去我们也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要相应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对外贸易等等。可是在执行时，总是重工业更重视一些，没有懂得农业对我们这样的大国十分重要。农业的发展给工业原料以很大的供给来源，同时可给工业发展的市场广阔的远景。这种相互关系过去重视不够，只有在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后，使我们更认识农业发展对工业的重要性。如果再把世界经验吸取一下，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农业发展中是经过一些波折的，更值得我们引起注意。并且还应懂得农业和工业不同，它的准确性不像工业那样按计划，因为有一个我们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气候因素。我们可以在人工方面用集体生产、深耕细作、积肥、改良技术种种措施来增加生产。但另一方面，有时天旱，有时雨水过多，水旱灾害还成为经常影响农业生产的客观因素，因此，我们如果不注意农业生产发展，如果遇到荒年就要发生困难。过去三年计划经济，其中恰恰遇到两年歉收，1953年小荒，1954年大荒，只有1955年丰收，今年麦子一般丰收，局部有灾，秋收后还要看一看今后两三个月的气候，这就说明我们如果不在农业方面加紧工作就不能保证计划经济的要求，就不能满足那样多人口的国家的需要，就不能争取有余粮储备，就不能有农业的丰富的经济作物供给工业上的需要，就不能增加更多的农业生产以换回工业设备和器材。
周恩来在说明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指出：当然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它是生产工具的工业，是工业生产的心脏，这是应该重视的，所以要优先发展。可是另一方面，轻工业如果不同样发展，就会使人民的需要，广大农村市场的扩大得不到需要的货品，就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外，轻工业品在国外市场还有一部分需要的，如亚洲南部，就需要我们轻工业的出口。同时还应看到，轻工业积累资金比重工业快，这对积累资金、发展工业有直接好处。我们国家由于过去是半殖民地经济，在轻工业方面有一定底子，同时战争中城市损失较少，恢复来得快，所以市场上的货物还不是那么缺，这一点比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要好。这一点有利条件应发展起来，以满足人民需要，也便于我们积累资金发展工业。
周恩来在充分论述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明确地指出，论十大关系中第一个问题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我们认识在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要更加注意发展轻工业、农业，同时重视发展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提出这个关系就是要着重看到过去我们比较重视不够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