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长沙《大公报》的记者陶菊隐先生，在他早年的《吴佩孚将军传》中写道，在五四期间，“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吴佩孚骂街骂得厉害，五四当口，作为代理总理的龚心湛成了倒霉蛋，“他是段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开始而只骂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内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且通电写得精彩，“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五四的确给了吴佩孚一个特别合适的舞台，在这种舞台上，吴佩孚和他的文胆张其锽先生，有着超常的发挥。在国人因“战胜”狂喜，然后因巴黎和会而堕入失望深渊的当口，吴佩孚的通电，可谓疗伤的妙药，读起来朗朗上口，声声入耳。1919年6月9日，吴佩孚连发两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如此绝妙好文，不抄一段，不足以说明问题：
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古之以学生言时事者，汉则有刘陶，宋则有陈东，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当此外交失败之秋，顾忌者摄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铜驼荆棘，坐视沦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衷，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样的文字，即使今日读来，依然令人有解气的感觉，何况当年？骂人骂得狠，有这样的段子：
曾忆丁巳秋，各督电询中央有无军械借款情事，中央亦有现无军械借款一语之答复，不旋踵而借款秘密告成，国权暗中断送。今日现无补签一语，不啻依样葫芦，此我国军民不可不特别注意者也。况龚代揆登台之初，祗声明负责十日。讵十日之后，竟据责任内阁重地，久假不归。并结合东日军阀芳泽之欢心，推任安福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以潜移国民视线，特布疑阵，淆乱视听，而暗中实行其军械借款之故智。且二千四百万之大借款又将告成，安福系更昌言中日合邦不讳，此龚代揆不肯表示决不补签德约之隐衷也。
这段电文，是1919年9月5日，吴佩孚听闻北京政府意欲补签对德和约，因此特地出头打来的抗议电。其中“龚代揆”，指的是代理总理龚心湛。“芳泽”是指日本外务省参事芳泽谦吉，五四运动后期来华访问。“军械借款”，指的是武装参战军的军械借款，这是直系特别痛恨的事情。整段电文说的是当年军械借款，瞒着直系，暗渡陈仓，出卖了国家主权。而现在代理总理对补签对德和约一事，含糊其辞，无非是旧戏重演，再次跟日本勾结，出卖国家。当然，说龚心湛赖着总理的位置不走，实在不是事实。龚是钱能训在五四运动中焦头烂额，做不下去之后，内阁空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困难之际，被勉强拉出来应付局面的。声言做只做“十日”，但时间到了，没有人接，只好勉为其难再维持几日。至于说安福系声称中日合并，实际也无其事。只是在运动期间，内阁受冤，早已是家常便饭，安福卖国，也已经成为定论。吴佩孚来电骂街，自然要骂得狠。不过在运动中，如此露骨地骂政府，骂国会，一般都是群众团体所为，这样的话从一个在任的将军嘴里说出来，还是少见。
即使在这种时候，吴佩孚的通电，也依然改不了他自我炫耀的旧习。在1919年7月13日的通电中，他表示为了坚持到底，可以不惜跟日本一战，而本钱，就是作为常胜将军的他和他的一师人马：“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以待，勿为所屈。西欧既开和平会，必不使德意志武力主义，再见于东亚大陆。彼如果以兵要挟，则请列强监视，划定战区，不妨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吾国数百万军人，数百员将领，岂尽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敌，优于对内，而绌于对外耶。师长等上年以全胜之师，遽尔罢战主和，休养兵力者，正为今日。”
上一年罢战休兵，呼吁和平，就这样跟眼前的五四运动结合起来，衡阳前线的吴秀才，就这样成了五四学生反日运动的坚强后盾。吴佩孚的电报战，或者说电报秀，就这样，从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间，从营救学生，到拒绝签字，再到抗议闽案，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砖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吴佩孚已经开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吴佩孚的电报战，从五四的抗议，直接进入直皖两家交兵前例行的电报战，最终，一场绵延了两年之久的文戏，以直皖大战的全武行宣告结束。
直皖开战，直军声讨徐树铮的通电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依旧算是在五四时期提出过的关于皖系卖国的指控：“罪莫大于卖国，奸莫甚于媚外，徐树铮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伥。自合肥秉政以来，徐树铮经手所借日款，不下六亿万元。其抵押条件，虽合肥亦莫明其象，局外者更无从悬揣。如中日军械借款也，军事协定也，高徐、顺济抵押也，筹边银行设立也，莫非徐树铮一手经营。对鲁案则主张直接交涉，西北军则权衡操纵东邻。全国抵制外货，彼则殴辱学生以媚外；全国力争国权，彼则断送路矿以卖国。以天下为囊金，视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为对内之凭藉。”以情势论，这是直军列数徐树铮的6大罪状中，分量最重的1桩。
在直军告边防军西北军书中，同样拿徐树铮、安福系卖国说事：“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于阉宦貂珰。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渴不饮盗泉之水，饥不食嗟来之食，热不息恶木之阴。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执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人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人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又说：“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殃民祸国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反观段祺瑞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通电，前段则一笔抹杀曹锟所有功劳，连讨伐张勋复辟之功，也全不认账。然后则挑拨曹锟、吴佩孚关系，说他原打算授予吴佩孚湖南督军，是曹锟不许，不仅不许，连给吴佩孚一个空头将军，曹锟“仍怏怏”，吴佩孚休兵罢战，也是曹锟唆使。然后就指责吴佩孚怎样通敌，跟南方勾结，怎样对徐世昌称东海先生，“未尝一尽敬上之礼”。然后开列擅自撤防，“盘踞京汉、陇海各路”，这些人所尽知的直皖决裂之后的敌对行为。甚至竟然说，直系的这种敌对行为，危及北京，全然不顾各国使节和外国侨民的安危。唯一说到点的是指责曹锟在南征之际，于私宅起造花园，“穷极工巧，计费在数十万之巨”。通篇读罢，没有一丁点像样的理由，指责之陈词滥调，格调之低下不堪，令人咋舌。很明显，直皖之争，武戏还没开锣，文戏皖系就已经输了。直系堂堂正正的出师之名，明显是得了五四的济。正因为有了五四运动，直系借运动开展的电报战，使他们在未战之前，就尽占先机，占据了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老资格的外交官顾维钧，看出了五四或者说巴黎和会跟国内政局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巴黎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即第一次直皖之战，与此有关。其实，段祺瑞借外债打内战，曹锟、吴佩孚这种人原本就是花这些外债当急先锋的。曹锟尤其无耻，直到吴佩孚罢战休兵，他还一个劲地向段祺瑞要钱，得钱之后，纳妾修别墅。就个人私德来讲，他的确没资格骂段祺瑞借债卖国。所以，当时传闻，直皖最后决裂之际，段祺瑞愤愤言道：“他人骂我借债，我不怪他。曹锟领去借款甚多，他用了钱，还骂人。”可是，政治上的论争，要讲大道理。经过五四，大道理让吴佩孚占了，无论在小道理上段祺瑞怎么冤，都无济于事了。
直皖之战之际，中国军队整体上战争能力依然有限，战争的烈度也不够强。飞机基本没有参战，装甲部队也没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时候还不会间接射击，看不见敌人就无法开炮。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优劣，而要看双方的士气。那时候，尽管士兵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炮灰，但战争道义上的多寡，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进而影响战争进程。在直皖之战之前的几场战事，比如讨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军撤防后南军对北军的战斗，都是弱势者只要有了比较好的道德口号，就往往会在战争上占上风，甚至势如破竹地打败实力占优的一方。比如湖南军队“驱张”，几天工夫，1万枪械不足的湖南军，就将北军的7万之众赶出了湖南，打得北军全军溃散。直皖战前，属于皖系主力的边防军战争动员，居然只能这样说：“仗是一定要打的！练军队原来就是为打仗，现在就要准备好，军队好比是狗，主人要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连一丁点道义感都没有。皖系在开战之前，完全靠利益的诱惑，驱使军队打仗。据当时的报道，皖系军队发4个月的军饷，而且各营开拔之前，大摆酒席，行军途中，面包汽水随时供应。但直军却只有馒头和咸菜。结果，却是待遇差的打败了待遇好的。
我们知道，直皖之战，即使算直接参战的部队，皖系的兵力也优于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强，武器装备给养方面，更是具有优势。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还没有展开，前线总指挥段芝贵就被生擒，皖军全线溃败，段祺瑞、徐树铮多年经营的看家本钱，都成了人家锅里的菜。一般人都从皖系的用人不当，如段芝贵是个花花公子，还有第十五师刘询前线倒戈，以及边防军未经战阵等等因素上找原因。但皖系脆败，除了直系比较能打，皖系战斗经验不足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直系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在战前的舆论上，就已经大获全胜。对于战争，人心的向背不一定都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军阀混战之初，却有着莫大的威力。虽然说军人当兵是为了吃粮，但如果打仗一点道理都说出不来，还是会有麻烦。如果两方都说不出道理，也就罢了，如果一方振振有词，一方支支吾吾，那么，支支吾吾的一方，麻烦就更大。否则，用不着每次开战之前，双方先要骂阵，打电报战。因为，虽然组成军队的士兵都是识字不多的农民，但不识字的农民也会传小道，像卖国这样的消息，是特别适合士兵间口耳相传的风闻。况且，军官们还是有相当部分的人，出身军官学校，赶巧了，在皖系的部队，军官出身军校的人特别多。在这种背景下，皖系自五四以来，一直饱受舆论的抨击，饱受直系的攻击，而且都是爱国和卖国这样的大话题。在举国公认皖系卖国的舆论面前，自己这边理屈词穷，什么也说不出来。就算皖系的军人特别在乎金钱，精神上也顶不住。战况顺利尚可，战况稍有不利，溃败是难以避免的。况且，在当时的民国，虽然是军人统治，但作为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因素，还是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至少，言论自由，是统治者也要认可的。所以，即使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因此有了一般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特质，比如当政者或多或少会有些民粹的意向。完全无视民意，经常后果不佳。在直皖之争中，很显然，直系不仅善于抓民意，而且抓住了民意。
不消说，直系，确切地说是吴佩孚，在直皖战争中巨大的道义优势，是五四运动赐给他的。可以很负责地说，直皖势力的消长，五四运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五四之后，权倾一时的皖系，就从它的顶峰跌落下来，顺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吴佩孚的个人声望，经过五四，也达到了顶点。1920年7月的一天，陕西军阀胡景翼读报，在阅及吴佩孚主张解散安福俱乐部，解散边防军，撤换徐树铮，撤换王揖唐，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时，“不禁拍案大叫曰：贤哉吴子玉！”并在日记里说，“古人虽云盖棺定论，然此时之吴子玉，吾固以关岳期之也”。像这样的军人，其实不止胡景翼一人。台湾著名的史学家郭廷以先生，五四时是个中学生。他回忆说，他在五四罢课期间，办学生刊物，写了不少骂安福系捧吴佩孚的文章。据他说，“我们学生——关心国事而自认爱国的学生对安福系和吴佩孚本没有特别的爱憎，对直皖两系的倾轧也没有特别的了解，不过我们知道在反对内战方面南征的大将吴佩孚竟然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去年八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发表‘息争御辱’电。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触发，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这还得了，而当权的安福系竟然与日本有勾结，他们当然是汉奸啰！再看五四运动后吴佩孚又打电报援救被捕学生，痛斥曹、章、陆等卖国，主张取消中日密约，敦促南北谈判……八月底攻击安福系大将议和代表王揖唐。两方面对照的结果，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因此学生无不喜欢吴佩孚的，因此我和潘保安，常写捧吴的文章。”著名报人徐铸成也回忆说，当年他的一位做小学教师的堂兄，也因为报上的报道，特别崇拜吴佩孚，说吴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机妙算，用兵如神。吴打败了卖国政府，总算有救，不会亡国了。进入1920年代，尝到了甜头的吴佩孚，继续在迎合舆论方面往前走，真像郭廷以先生说的那样，吴佩孚的主张，无一不是学生们所期望的，连五四之后时髦的“劳工神圣”、“国民自决”，吴佩孚也喊出来了。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趋时。从此，吴佩孚成了国际性人物，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英美和苏俄，都喜欢他。据说还有美国的女士，要求嫁给他。显然，一个原本头脑很旧的前秀才，如果没有五四，多半走不到这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