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做第一顿饭。做的是意大利面条和牛肉，在先生的建议下放了奶酪和黄油，反正闻起来和他们的饭一个味道，香气逼人。先生吃了以后连连称赞，说我做的比他们做的好吃。我优雅地感谢了他的夸奖，没告诉他其中的秘密。秘方嘛，哈哈，味精！他们不放味精。我觉得老外挺可怜的，吃的可真让人郁闷，不是奶酪就是黄油，腻得要命，调味的无外乎胡椒和什么什么酱。
这两天我们之间的对话出现最多的是：现在几点钟？时间乱了套，手机是北京时间，手表是荷兰时间，然后再半张着嘴换算一下，大叫一声：我说我怎么这么困？现在是凌晨3点！打开电视，四五十个台，连日本台都有，就是没有中国的，我失望！第二天是周末，一大早，收拾打扮一番，我决定去我们旁边的公园逛逛，据说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天然公园。天又是阳光灿烂，公园里许多人拖儿带女地在玩耍，孩子们发出快乐的尖叫，有人在跑步，有人在遛狗，一派安静祥和。阳光从树叶间洒下来，犹如人间仙境。可拍出来的相片让我很不满意，可能是景色太美，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是相片里的败笔，后来索性收起相机，反正要住一两年，等夏天穿的衣服轻巧了再拍。想到这里，有一丝惆怅划过，一两年哦，还有那么久！先生很奇怪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新鲜和兴奋，我自己也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始终没有达到某种状态。我对他说：身临欧洲电影里曾出现过的情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到了片场，导演允许我乱逛，仅此而已。
公园里可爱的洋娃娃们迈着小短腿儿蹒跚学步，我看得如痴如醉，意乱情迷，然后就开始胡说八道：要是能抱一个洋娃娃回家玩多好！为了不让我直奔犯罪道路而去，先生及时地把我从公园拉了出来，他的理由是中国人开的超市说不定还营业，中国人比较能吃苦。结果不光能吃苦的中国人开的店大门紧闭，连比中国人还能吃苦的日本人开的店也高挂打烊牌。我们才知道，真有这种地方，有钱都没处花，有钱怎么着？嘿！不高兴赚！结果我们在空荡荡的街上逛了一圈，除了四处看看正人君子们都在家干什么以外，什么也没得玩儿。走着走着我指着一个小店说：我要给我妈打个电话！先生目瞪口呆，进去一问真的是电话吧，还可以上网，我再次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
下午，先生的同事尤若带着一盆铃兰来看我们，他一进门就被我请到了洗衣房去解决洗衣机和我们沟通有障碍的问题。尤若大包大揽地说：这和我家的一样，我会用！然后冲进去现场作业，弄了一地水，又拆这个又拧那个的，其中还打电话请教麦乐，但是洗衣机就是不肯进水。麦乐和卡萝及时带着扳手接着上阵，这回把什么安全阀都拆掉了，可该洗衣机还是一边进水一边脱水，雁过不留痕，忙乎半天，衣服还是干的。洗衣机这种东西，都是给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准备的，就不该设计得这么复杂！麦乐认真地表示要去找房东谈谈，问我还有哪里不习惯。我刚想客气地说一切都很好，太麻烦你们了之类，转念一想，为什么要假装一切都好？是有不习惯的地方嘛，不都说欧洲人交往很坦诚吗？那我也坦诚一下。我大大方方地询问了一些东西的用法，还有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说如果周日需要买东西应该去哪里买，再比如说烤箱用不惯能不能换成微波炉什么的，还有垃圾要分几类。他全部用笔仔细记下来。卡萝气愤地说：说得对，没有吸尘器怎么过日子？看！家庭妇女们就是这么好沟通。
原来只要是影响到你生活的事儿，都算天大的事儿，你得想方设法让自己舒服。比如说吃东西，你可以人五人六地用刀叉，也可以不拘小节地用手抓。我注意看过，他们也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再比方说，冷了你就只管纱的棉的往身上裹，短袖套长袖，裙子套裤子；累了就逮哪儿往哪儿坐，或者躺，只要不在路中间就成。这才顺应人的本性，才是最自然的相处。我觉得和中国不一样的就问他们，他们马上详细地解释给我听，我也会告诉他们中国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是在这时拿捏作态反而会让他们觉得拘谨，若要自己克服困难就只有自己受罪，关键是人家还不领情，反倒觉得你怎么对生活这么将就，这简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麦乐和卡萝是专门来请我们吃晚餐的，他们称为dinner，是一件大事。我们都把自己打扮成一朵香喷喷的花。正规场合你可以衣不蔽体，这叫时尚，但是不能不喷香水，这就是礼仪。我们开车去了市中心，餐厅还是营业的。麦乐转了半天才停好车，然后我们又七拐八拐去餐厅。我一边走一边发愁：去的时候拐多少弯就意味着回来也要拐这么多……本来他们要请我们吃中餐，可是我先生说要带我见识一下地道的西餐。我小声提醒先生：是不是他们自己更想吃中餐才提议吃中餐的？可是先生根本不含糊：是他们请我们，当然是以我们的口味为主。我赞许地看着先生，乡下妞儿的先生就是不一般，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我们来到一个蛮有情调的餐厅，据说这以前曾是一个有名的铁匠铺。我不知道铁匠铺演变成餐厅要经过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这个铁匠不务正业，烹调技艺盖过专业技能？铁匠铺里面灯光昏暗，四处点着粗粗的白蜡烛。地道的欧洲餐厅原来是这样的，没有宽阔的大厅，没有雅间和包厢，小小的，挤挤的，猛一看里面和吃饭无关的东西放得太多，什么鹿头牛角之类，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铜像啊、木质工艺品啊，墙上更是挂满了画啊铜像啊什么的，基本上没空地儿了。小小的餐桌上还没开始点菜就放得快满了，一个人面前好几个杯子，调料放在很精致的小盘子里，好像是水晶制品一样，窗台上还有各种材质的烛台。客人的外套全都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好像没有人专门把口袋里的东西取出来。然后就是鲜花，各种花，放在餐桌上或者在盘子沿。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一个温情四溢的错觉，认为这里的菜一定美味可口。
然后我们花了至少20分钟讨论菜单，我估计还说少了，旁边那桌从我们进去就只见一人一本菜单在研究，等我们冷盘上来他们还没决定好。先生问我要喝什么，我刚想问应该喝什么，卡萝告诉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告诉卡萝，在国内我有看西餐正规礼仪，餐巾怎么放啊，什么时候喝什么啊。卡萝说不必那么讲究，除非是参加皇家晚宴。可不就是嘛，卡萝的餐巾扔在一边，麦乐的餐巾则搓成一团。最先上的是小面包块，放上不知道什么的酱，好几种，一种比一种不对我的胃口，配的是白葡萄酒和啤酒。然后是冷盘，中间间隔了十几分钟，冷盘是蜗牛，除了有点油腻以外还算可口。上菜的顺序是先给我，再给卡萝，最后是麦乐。
上冷盘时，酒已换成红酒，我在卡萝的支持下随心所欲，把刀叉扔在一边儿，直接用手把盘中的草莓拿起来吃。我偷偷看了一下，他们根本就没在意，由此证明我没有不合礼仪。嘿嘿，关于这点我一会儿详细说明。又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主菜上来了，给我点的是牛排，分量极多，少说有半斤，上面涂满了莫名其妙的酱。唉，说起这些酱我真郁闷死了，所有的菜都只有浓浓的奶油酱味。这牛排真的很难吃，搭配了四种蔬菜，有煮得稀烂的土豆，还有完全成糊糊的菠菜，还有花菜和黄瓜，当然它们都无一幸免地被混上了该死的酱。
卡萝点的是鱼，她把菠菜糊糊和鱼肉裹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着，刀叉配合得无比默契。我吃了几口就难过得要命，觉得好饿，但食不下咽。黄瓜酸得比泡菜还酸，我可怜巴巴地看着麦乐，麦乐安慰我，能吃多少吃多少，别勉强。这时他们都已经换了几种酒了，最后上的是咖啡和甜点，要是没有这个甜点，我估计我会对这餐饭失望到极点。甜点是一种巧克力，中间有香糯的馅儿，入口即化，回味绵长，真的好吃极了。虽然随后我又败兴地吃了一块薄荷味糖，但是印象仍然难以泯灭。餐厅的侍者同时兼小工，先切面包后装盘，然后自己端上桌，偌大一个餐厅只有两个侍者，照顾得面面俱到。据说欧洲全是这样，因为人工成本太贵，侍者就得身兼数职。我发现了另一个好玩儿的事，这里所有餐厅里的侍者穿的衣服都一样，白上衣，黑色长围裙，不分男女，不像中国，会按照本店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服装。我对卡萝说了，卡萝很高兴地说我让她发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有趣的事儿。卡萝告诉我，我们现在所在的街道叫：晕街。晕街旁边还有一条“猪街”，我一听就晕了，都是些什么名儿！
这顿饭从意义上来讲是地道的西餐，从味道上来讲是很不可口的一餐，从体验上来讲一次足矣，从效果上来讲它引发了我强烈的思乡之情。
到这里我要说说语言问题，他们日常使用荷兰语，和我们说话用英语。第一天我没开口说话，是个小哑巴，能听懂一些。第二天，我开始和他们说一些简单的话，见到你很高兴、谢谢你帮助什么的，只要不涉及专业术语，日常对话能听个七七八八，有时就会着急，我要回答却不知如何表达。大家一起讲非母语也会有笑话，经常会出现互相听不懂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乡下妞儿认为老外讲英语很正常，他们讲得肯定比我们讲得好，却忘记了老外也分老英、老法、老德、老荷，就像中国也分各种方言一样，鸡同鸭讲时常发生。
麦乐和卡萝在对我说话时会放慢速度，我也只言片语地和他们沟通，这应该是我认为比较好玩儿的一件事。我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害臊：凭什么就该我会说英语？你们怎么不会说中文？我能听懂能回答一些已经很不错了，对自己不能要求太高，那会很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