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
农业灾难
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
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
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表现为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
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
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
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结合已经解体，空出来的小块土地集中到大佃农手里，小农被占优势的大农的竞争所排挤，他们和小资产阶级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产了。小农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农，他们被迫抛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农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农。有一个时期，他们的新的状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但后来工业发展有些缓慢了，机器的不断改进已经不容许工业全部吸收来自农业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也只是偶尔才看得到的贫困现象，也在农业区出现了。此外，历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结束了。在战争期间，战区生产缩减、输入停止以及必须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颠军队，引起了英国农业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脱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现在，输入的阻碍、输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所说的，即农业灾难agricultural distress。农场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们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资。为了提高粮价，议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输入。后来，这个自然是无济于事的法律经过了多次的改变，但是这并没有减轻农业区的贫困。唯一的结果就是，这个在外国的自由竞争存在时已经危在旦夕的急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严重地危害着农业工人。
在农业无产阶级出现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业中刚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贫困还不这么严重，也没有这样普遍；雇农和农场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们。但是现在完全变了。雇农几乎全成了短工，农场主只是在需要他们时才雇用他们，因此，他们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没有工作，特别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下，雇农和他们的家属一起住在农场主的庄园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农场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园里给这一代找点活干，当时打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那时每一个农场里的工人，严格地说，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农场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农从农场主的庄园里赶出去，使他们变成短工。在19世纪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结果，用物理学的术语说，从前处于潜伏状态的“过剩”人口，现在释放出来了，工资降低了，济贫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农业区成了慢性贫穷的发源地，而工厂区则成了周期贫穷的发源地，修改济贫法是政府对乡村日益贫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农场制度的不断发展引起了脱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间工作中采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门里也出现了大批的失业工人。这样，我们便看到，工业生产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农场，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机器、蒸汽发动机以及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没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来了。但是农业中的停滞现象维持得愈长久，工人现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现得愈明显。“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现的，而且不能像在工业区里面那样用扩大生产的办法来吸收他们。只要产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创造不出来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险的投资，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资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结果，就是工人彼此间的竞争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资则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这点以后我们将要谈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工资没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没有消失，新法律的残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极端愤怒。甚至最初已经缩减了的济贫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来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结果就是：以前总共有300—400万半赤贫者，现在却有100万完全的赤贫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贫者，但已经得不到任何救济了。农业区的贫困每年都在加剧。人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整家整户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连这一点钱也没有。有一个自由党的议会议员在1830年已经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状况：
“英国农民（即农业短工）和英国贫民这两个词是同义语。他父亲是贫民，他母亲的奶没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来没有吃饱过，直到现在，只要没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无可满足的饥饿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强够做一顿简单的饭，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来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结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亲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冻挨饿，经常害病，无依无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忧虑、沮丧，自然也就贪婪、自私，并且令人讨厌。因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他们就一肚子气（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篱笆来总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躲避风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饭，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进行欺诈。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阶级中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真正的盗猎者或走私者，但他没有勇气；可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谎和偷东西。他对较富有的邻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说明这些邻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惧怕他们，憎恨他们，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们。他彻头彻尾地堕落了，屈辱得连失望的劲头也没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风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带到习艺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没有任何愉快的回忆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让给另一个也将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盗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
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
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
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么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我们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农业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较发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穷困的生活，但他们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们比较关心家庭，但他们是走私者和盗猎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队发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们更加残酷无情地反对社会，他们对有产者的仇恨也不亚于第一类人。我们的作者最后说：
“由于礼貌的关系（by courtesy），人们就用莎士比亚的话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国农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国农业区的大部分短工来说，这个描述也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记者到这些地方去调查这类人的状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资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国许多地区的工资高，然而英国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国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象的。他们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烂烂，住所狭窄简陋，只是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可怜的小茅屋；年轻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没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贫穷的深渊里去。而且由于他们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资过低而拒绝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业者和习艺所里出来的人来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资，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绝工作的人就被认为是懒汉、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习艺所去，不会从济贫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贫所的人就是那些农场主，而这个拒绝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国的某一个农业区的偶然的报道；不，无论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贫穷都同样地严重。萨福克和诺福克的工人状况同戴文郡、汉普郡和萨塞克斯的工人状况没有丝毫差别；无论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或在肯特、萨雷、巴金汉郡和剑桥郡，工资都是一样地低。
对付农业无产阶级的一种特别残酷的办法是狩猎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国这样严厉，虽然英国的飞禽走兽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国农民由来已久的习惯和传统，盗猎是勇敢无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现，加之农民一贫如洗，而贵族们则恣意在林园里养了很多兔子和野禽供自己娱乐，这两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农民踏上这条道路。农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枪打死只把飞禽走兽，这对贵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飞禽走兽很多，但农民却给他的挨饿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顿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惩罚这样严厉，就常常发生盗猎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结果每年都发生许多起杀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险，而且还是不名誉的和受人鄙视的。去年有两个看守者宁愿让枪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也不愿再干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贵族们为了狩猎这种高尚的娱乐要人们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贵的lord of the soil（“领主们”）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吗？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猎法而送了命，那么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吗？这就是英国有产阶级的博爱主义的论调。
纵火
工厂工人和矿业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阶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来表示直接反抗的阶段；而农民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他们进行社会战争的惯用的手段就是纵火。
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农场主和土地占有者惶惶不安。
这难道不是社会战争吗？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吗？但是这里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业区的厂主和一般资产者一样，他们看不到不能给自己带来现金的一切东西。
资产者向自己的工人说，如果废除谷物法，他将给他们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农场主则向工人们说，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将使他们得到人间天堂。
谷物法一旦被废除，自由竞争，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展到极端；谷物法废除后，在现存关系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将消失，而唯一可能的进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