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二年（1886年），孙菊仙被选入升平署任内廷供奉，并入储秀宫教太监们唱戏。他在宫内13年，甚得慈禧喜爱，曾被赏赐三品顶戴。据说有一次慈禧问他：“你们天津卫家常饭菜如何？”孙答：“天津人喜吃贴饽饽、熬鱼、锅巴菜。”慈禧立即传御膳房问此三物。御膳房厨师不是天津人，不知如何制作，便潜至孙处求教。孙传与制法，御膳房不敢用玉米面蒸饽饽，即用栗子面加糯米面，蒸成小窝头进上。慈禧吃了大喜，从此窝头成为宫廷主食之一。传至今世，北京仍有栗子面窝头在市上销售。
戊戌政变中，伶人田际云也参与其事。案发后，慈禧震怒，田处在危急之中。孙菊仙说：“此吾辈梨园界之光也，死诚可惜，愿冒死力救之。”闻者无不咂舌。因慈禧盛怒之下，敢谏言者，若疑为康、梁党徒，必遭杀身之祸。孙悄悄与太监李莲英相商，李闻言也为之色变说：“幸与吾言，万勿为外人道此，今上方震怒，若多言必与田际云同遭不测。”后来田际云幸免于难，据说还是孙菊仙从中帮了大忙。
孙菊仙晚年回到天津家乡，八十高龄时尚为天津广智馆演义务戏于春和戏院（后来的工人剧场），津人无不敬佩。这年严范孙寿之以诗，曰：“少年仗剑去从戎，晚岁赓歌帝眷隆。烂熟五朝闻见录，光绪而上道咸同。”诗中概述了孙氏经历的清末五个朝代的简史，曾传诵一时。民国二十年（1931年），孙菊仙逝世，年九十有一。
华孟严赵，四大写家
老天津人管书法家叫“写家”。旧时天津人津津乐道的四位写家是华世奎、孟广慧、严修和赵元礼，他们都是清末民国时人，人称“华孟严赵”。华世奎字璧臣，清末官至内阁阁丞。华氏为津门望族，华世奎排行行七，人尊称为“华七爷”。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华七爷以遗老自居，卖字自娱。他的小楷初学钟、王，也曾在篆隶上下过工夫，尤对颜真卿《小麻姑仙坛记》有深入的研究和体会，并能遍取唐以来写颜体的名家之长，形成自己敦厚端庄的书风，被誉为中国近代写颜第一高手。孟广慧字定生，真草篆隶无一不能，人称“孟大爷”。当年鼓楼东葆翠斋裱画店有幅郑板桥的书法中堂，可惜有一笔残损，请孟广慧添补，补后，观者无不称真。有一次全国名书家齐集南京举行笔会，孟大爷即席书十联，每联临摹一家，令四座惊服。严修字范孙，著名教育家、诗人。“公不以书名，而自具一种醇穆之气。”他工于行楷，娟秀隽永，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书卷气。赵元礼号幼梅，名诗家兼名书家，平生专攻苏体，排行为五，津人称“赵五爷”。陆文郁在《天津书画家小记》里说：“幼梅写苏于天津第一。曾以最得意之《藏斋居士临观海堂帖》印本赠郁，精到之处，直逼髯苏。后有多士题诗，杨僧若谓：‘东坡画字如有神，藏斋（即赵元礼）学之能乱真’是也。”
华、孟、严、赵与天津这座城市有着太深的缘分，而天津人对他们又是格外的敬重。浏览老天津匾额，从有“中华名匾”之称的“天津劝业场”到“祥德斋”、“敦庆隆绸缎庄”、“隆昌号”、“万年青”、“恒祥公”、“庆成瑞”、“万义号”、“隆顺榕成记药店”等皆出自华七爷之手。今天竖立在河北区中山公园内的“南皮双烈女碑”，文庙东大门进口处两座牌坊上的“礼门”、“义路”尤其吸引着人们驻足欣赏，令人赞不绝口。“西来香饭店”、“孚忠鞋店”、“世界饭店”、“北辰饭店”、“润善堂”、“锦记鲜货店”等匾额出自孟大爷之手。“真素楼”、“天津造胰公司”、“私立南开小学校”等为严修所题写。“圣功女子中学”、“燕春楼”、“献茶老会”、“孙恩吉铁工厂”、“天津市学界俱乐部”等为赵五爷所题写，自称“汉宫秋鲜货庄”是平生得意之笔。
天津人推崇华、孟、严、赵并不是狭隘偏见。实际上，四人书风各领风骚，在中国书坛确实可圈可点。比如华七爷的书法便有旁人难以企及之处。传说当年隆昌号海货店老板以每字一百块大洋请华世奎题匾。写就后，店家觉得每字大小不均，不甚满意。又每字追加一百块大洋要求重写，仍觉欠妥，便请教华七爷，华告诉他匾额置于高处会引发视觉差，不同于近观平视。店家深深折服，感激至极。“隆昌号海货庄”亦成为当时商号润格最高的匾额之一，由此可见华世奎榜书艺术的精深高妙。民初，北京城垣门额均作新书，出自甲辰科翰林邵伯炯之手笔。邵为书法名家，为世人所推崇。袁世凯称帝时，前门（正阳门）与宣武门间辟一门洞，曰“和平门”。当时因邵不在京，乃征人题额，均以难追邵氏而却步。袁项城闻华名，竟专聘入京为和平门题额。华氏所书，世人皆称堪与邵氏相伯仲，华名乃愈著。
天津人喜华、孟、严、赵还在于四人的人格与操守。乡人严六符曾在《严范孙的晚年生活》中回忆叔祖父严修以书法艺术帮助遭受黄河水灾民众的事例：“20年代，黄河闹了一次水灾，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叔祖父非常关怀，发愿写对联助赈。当时由给叔祖父日常经管蟫香馆书籍的王嗣田，在我们家里负责这项工作。规定每副对联收润笔费三元，题单款或双款都可。一时求书者争先恐后，全是自备纸张，由王嗣田按书者先后登记。当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每天下午4点左右下学回家后，就侍候祖父写对联（写时我抻纸），每天可写十几副。约写了一年工夫，共写出大约3000副，得款9000多元，悉数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攻陷天津，有以维持地方局面为名来邀华世奎出面事敌者，华当面拒之：“吾老矣，不能用矣！”在天津沦陷期间，这位至死不剪发辫、自命为清室遗老的华七爷，并未沾上一丝一毫的污痕。孟广慧也是位极富同情心的爱国人士。日伪时期，日本人在日法租界的梨栈（现在的和平路、锦州道口）设立了卡子口，男女老幼要想从此处通过，都要挨个接受日军搜身检查，有时排队长达20小时，弄得老百姓连连叫苦。日本兵非常喜爱中国书法，有人试探用孟广慧的书法送与日本兵，果然得到通融。这个消息一传开，无论远近亲朋、街坊四邻都来求孟大爷书写条幅、对联，孟对此请求从来有求必应，分文不取。
孟广慧、马家桐，津门二甲
孟广慧是清末民国时的写家，马家桐是清末民国时的画家，两人经常合作，又都以摹古乱真闻名。
孟广慧，字定生。他家学渊源。8岁能写擘窠大字，12岁摹写何绍基书法，成年后致力于书法益勤，对三代秦汉以下篆隶魏楷各体，一经摹写，无不登峰造极，在天津，有“临摹南帖北碑第一妙手”之誉。孟的弟子李鹤年先生曾对我说，孟广慧为人题三希堂法帖帖签，32本，32体，明眼人一望便知为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书体。有一次一个古董商拿了一副王文治（梦楼）的对联请他鉴定，他按来件临仿后经过装裱加工处理，同挂室内，古董商再来取时难辨真伪，说他是用照相机拍的，他风趣地说，照相机也比不上我的眼睛。
孟还精于版本之学，对于古书善本，鉴别能力极强，对甲骨、金石文字，也颇有研究。清光绪庚子前，有人把殷墟出土的龟片带到天津求售，经孟广慧与后来成为天津甲骨文字专家的王襄买了一部分，进行研究，成为我国最早研究殷墟龟甲文的少数几人之一。
孟广慧的眼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年他二叔孟继埙对他的培养。孟继埙，字志青，曾任贵州石阡府知府、湖北盐法道署按察使，能隶书，擅画兰，富收藏，尤好古玩字画，乡里有名，交游甚广。每天接待宾客和古玩商人，他特意在屋角为广慧设一座位，令其旁听，使其接触了许多古物，增长知识，开阔了眼界。
孟广慧壮年时，历游闽、浙、苏、鄂各省，饱览名山大川之胜，开拓了他书画艺术的境界。晚年从事书画之余，喜昆曲，对昆曲名演员韩世昌、白云生的表演尤为欣赏。每逢他们在天津“小广寒”等戏院演出时，他常常亲临欣赏，坐在前二三排，边听边以手拍曲，兴趣盎然。他还喜好曲艺，对京韵大鼓女演员林红玉的演技常以诗文赞誉。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天津的戏院和杂耍场中，提起书法家“孟大爷”来，可谓无人不知，足证其顾曲之勤也。1939年，天津洪水为灾，孟广慧突患中风不语症，是年冬逝世，享年73岁。
马家桐，字景韩，天津人，别署橄澹园丁、乐思居士、耿轩主人等。清末民初，与刘芷清、刘子久、萧心泉、陆辛农、刘奎龄等画家，同蜚声于天津。早年学画于名画家孟绣村，与张兆祥为同门弟子。工山水花卉，尤精于临摹古画，惟妙惟肖，几可乱真。生活上风流自赏，不拘小节，与孟广慧相近似，常涉足戏院以自娱。据乡人刘芷清说，马曾获旧绢，戏临宋人花鸟一幅，竟获善价，而鉴赏家不以为仿品也。《增广历代画史汇传补编》说他“仿古乱真，其笔法之妙，独步一时”。
孟广慧与马家桐，一工于书，一精于画，都具有临摹古字画之绝技；又都通金石之学，能仿制印章，所以他们仿制古字画的复制品与原件丝毫不爽，多年来传颂于天津艺坛。对孟广慧个人，称为“孟大爷”，有敬老之意；对孟马二人合称，则是“津门二甲”，借“科甲”之“甲”谐音为“假”，寓有讥讽之意。
泥人张袖中捏像
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中，第一代京剧名丑刘赶三起步于天津侯家后的群雅轩票房。有一天，刘赶三在天津演出。开场的锣鼓响过，名丑就要出场，小贩停止了叫卖，观众也停止了闲谈，乱哄哄的戏场里，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刘赶三踩着锣鼓点儿，摇摇晃晃，滑稽地迈着台步，走到台口，正要亮相，低头往台下一看，猛然一愣，吐着舌头作了个鬼脸，扭头又跑回后台去了。
发生嘛事了？
忽然，刘赶三又出场了。他作着揖说：“各位，我为什么不敢出场？因为泥人张坐在第一排呢，你们不知道，他袖筒里藏着泥，看见什么捏什么，我怕他把我这丑样儿给捏上！”
台下观众哄堂大笑，锣鼓声再起，刘赶三这才正式演出……
“泥人张袖中捏像”也是天津卫的一句老俗话，天津人打心眼儿里叹服泥人张藏泥于袖中悄悄地为人捏像的绝妙技艺。
泥人张的第一代叫张明山，生于1826年，他创制的彩塑泥人，当年在锅店街同升泥人庄售卖，深受人们喜爱。张明山不但捏谁像谁，而且速度飞快，见者无不惊叹，因而成为天津一绝。《天津志略》中说：“张明山字长林，精于捏塑，能手丸泥于袖中，对人捏像，且谈笑自若，从容不迫，顷刻捏就，逼真其人，故有泥人张之称，誉驰南北。”这是《天津志略》中对张明山袖中捏人绝技的首次记述。据张家后代介绍，张明山看戏或与朋友聊天时，常常带着泥于暗中做写生练习，回家后再加工整理，久而久之被人们发现，就当做传奇故事一样传开。
天津老辈子人讲，张明山的观察能力极强，可以说是洞察秋毫。有一次他家娶孙媳妇，在新夫妇拜堂之后，按照天津习俗，要请家长和亲友们进洞房看新娘子。张明山进新房看孙媳妇时，因贺客盈门，洞房内拥挤不堪，张明山看了一看，便转身出来。随即为这个孙媳妇捏塑了一尊泥像，涂上颜色。第二天摆在新房里，亲友们看后称赞不已。唯认为塑像脸上有一水痕，疑是张明山施粉时没弄干净，有些美中不足。张明山听后说：“你们细瞧瞧，她脸上不是有个黑痣吗？”这时大家再仔细审视新娘子，果然发现脸上有一个小黑痣，人们才恍然大悟，惊叹张明山观察能力竟到如此细微。
1931年3月，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的徐悲鸿来到天津已故的严修家，看了泥人张为严的父亲和伯父所做的塑像。徐悲鸿对这两尊塑像给予极高评价：塑像人体比例和骨骼运动的变化都非常准确，也很传神，与中国古代北方美术品比较，只有历代帝王像中宋太祖、宋太宗的像可与之媲美，和古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的不相上下。徐悲鸿还记录过这样一个故事：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曾请张明山为他塑像，张明山到总督府，李鸿章却傲然无礼，张明山为他塑的像极似，同时又表现了他不美的一面。李鸿章虽然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
天津卫盛传一桩“泥人张贱卖海张五”的旧事更有意思。海张五是天津的大盐商，此人为富不仁，臭名昭著，一天约张明山到他家为他捏像。出见时，海张五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张却不为权势所屈，从容为他捏像。像捏成后，海张五故意刁难，硬说塑像捏得不像，企图巧取豪夺分文不给。张明山将像取回，只略微改头换面，把海张五的像变成一个流氓市侩的形象，插上“贱卖”的货标，放在泔水桶上出售，人们一看就知是海张五。海张五大煞威风，他思来想去，最后只好托人花大价钱把那像买了回来。
身怀绝技的张明山于1906年故去，终年81岁。张明山之子张玉亭艺承家学且多有创新。他更注重反映普通百姓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善于从动态中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新中国成立后，泥人张第三代张景祜被聘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他的作品着力表现新社会生活与时代风貌，有着较强的工艺性和时代感。1959年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成立。第四代传人张铭第一次面向社会招收学员，使泥人张彩塑从封闭的家族艺术走向了公共创作，也为泥人张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