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之后的作品在票房上都维持一个“低空飞过”的基本水准，为了创作这种不可能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非通俗电影，蔡明亮首先在创作成本上让步，《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和《河流》的制作成本分别是新台币1000万、1200万以及2000万元，还要在考量不同地区观众的基础上，降低国际语言与文化的隔阂。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让蔡明亮感觉“在整个电影归类的定位中，已逐渐打开一个出路”。
特吕弗的信徒，《四百下》的拥趸在蔡明亮的电影生涯中，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主将特吕弗对其影响最深。蔡明亮曾在很多重要场合表示过自己对特吕弗电影的欣赏和尊敬，“每当我在创作上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想到《四百击》（即《四百下》），把它拿来看一看之后，就没事了”。在谈到特吕弗的电影时，蔡明亮曾表示：“我觉得我在他（特吕弗）的电影里感受到一种气息，就是创作上的自由，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有一种对人的宽容。”正如特吕弗在《四百下》中安排了少年“安托万”的出场，从此“安托万”的成长故事成为特吕弗电影的系列剧，同一演员成为几部影片的主角，同一角色从小至大，拥有强烈的自传式特色。而蔡明亮的电影中，同名主角“小康”贯穿始终，虽然未说明是同一个人，但是角色之间的关联性亦可称之为“小康系列”。拍完《爱情万岁》之后，蔡明亮发现“我可以完全把电影当作一个作品来创作”。
得“悲观”病的孩子蔡明亮总是自己编剧，而在编写过程中并非一个人“闭门造车”，也和专业编剧合作，但是编剧杨碧莹《爱情万岁》、《洞》的编剧》）说：“大家的想法往往只是用来刺激导演的想象空间，因为导演会作大幅度修改，开拍时导演的剧本和当初的剧本一点也不一样。”蔡明亮也表示：“我不太仰赖剧本，常常是仰赖场景给我的感觉，有时连结尾也会改。”《爱情万岁》本来是一个喜剧的结尾，最后杨贵媚哭完之后又回头去等阿荣的醒来，但是当蔡明亮看到“七号公园”一片疮痍的情景时，他觉得那就是女主角心情的写照，于是就在默然的哭泣中结束。正如他带着《爱情万岁》参加威尼斯影展的记者会上所说：“随着台湾社会发展越发多元化，当我们看到老的建筑推倒，代之以新的建筑时，内心的感受是非常奇特的，身为台湾新一代的电影作者，我们在用镜头注视现在，希望可以从中找到面对未来的勇气。”蔡明亮承认自己是很悲观的一个人，“我一直觉得人很苦，这种苦是没有人知道的，有的是很表象的，另一种不是，我就想拍另一种苦相。
拍电影之于我而言就像修行，并非是设想一个主题完成就好，似乎‘去拍摄电影’这个动作、这个过程是最大的考验，也是最有冲击力的”。
1996年《甜蜜蜜》引起全球华人共鸣
忘不了的爱情文艺片
1996年，《甜蜜蜜》的出现成全了好几个人。导演陈可辛在《金枝玉叶》之后再创票房佳绩，与《甜蜜蜜》同时开拍纯为市场运作的《金枝玉叶2》倒是反应平淡；《阮玲玉》之后四年没有大动作的张曼玉，也以一部商业片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而向来被评价表演有点“木”的黎明则碰到了百分之百适合他的角色。所以一曲“甜蜜蜜”，两地情事，几段佳话。
《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甜蜜蜜》就像“小老婆”拍《甜蜜蜜》的时候是我在商业上压力最大的时候。之前拍的《金枝玉叶》在票房上很成功，但紧接着拍了自己中意的戏《麻麻烦烦》却惨败，结果导致了UFO要卖给嘉禾。嘉禾要求我拍《金枝玉叶2》，但是我很不想拍，于是要求他们同时投我一部小片，就是《甜蜜蜜》。所以《甜蜜蜜》对于当时的我有点“精神治疗”的意味。
当时两部戏同时拍，拍五天这个，回来再拍五天那个。张曼玉开玩笑说《甜蜜蜜》是“小老婆”，因为导演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金枝玉叶2》上了。实际上我的全部压力确实在《金枝玉叶2》上，但对《甜蜜蜜》倒不是不重视，而是太得心应手，现场演员也好，各部门配合也好，状态很轻松，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
最初想找黎明和王菲来演演员方面最早我就认准要找黎明和王菲，当时香港明星从内地过来的只有黎明和王菲，虽然黎明5岁就过来，但是香港观众还是感觉他是内地来的。王菲似乎完全没有兴趣，连剧本都没看，现在想一想当时她应该正在生小孩。后来突然想起张曼玉，才觉得完全把她忘记了。观众喜欢她，我们也是好朋友。张曼玉是个很好的演员，真正用演技把这个人物给演活了，开始的时候设计李翘是从上海来到香港的女孩子，讲普通话，但是张曼玉的国语实在太烂，拍了四天我们只好停下来，把李翘改成广州人，这样就有了假香港人的感觉，效果反而更好了。
当时我从来没考虑过找内地演员，其实就是现在，周迅在香港也没人会认。冯小刚问我为什么他的戏在香港不行，我告诉他不是因为冯小刚，而是因为只要是内地片，香港的观众就会认为跟他无关。
邓丽君契合电影“飘”的主题这部影片开始不是叫《甜蜜蜜》，编剧岸西取的名字叫《大城小爱》，我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感觉像是一部文艺小说，不像电影。不过黎明很喜欢，很多年后他就重新找回王菲，拍了一部《大城小事》。
在我们的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邓丽君去世了，我们突然想到邓丽君其实很契合这部电影的主题。《甜蜜蜜》讲的是中国人的“飘”，这和我的身世有关——在香港出生长大，后来去了泰国，也回过内地，又去美国念书，再回到香港，整个人的状态都是在“飘”着的，永远搞不清自己是哪里的人。这种状态恰好邓丽君表现得出来，她是第一个“两岸三地”的人，是中国人的约翰·列侬。于是岸西提议用邓丽君的歌，《甜蜜蜜》第一个被提出来，大家一拍即合。
我一直想拍个移民题材的故事来反映香港人“无根的状态”。一个人那么爱一片土地，是因为他不在这片土地，拍《甜蜜蜜》的时候是1996年，也是香港人最彷徨的时候，他们都理解这部影片“飘”的含义。1987年香港股票大跌，1995年邓丽君骤逝，观众看电影时会想到那一天的感觉是什么，和戏里人物产生一种共鸣，即使不用思考也能明白。
我心里在重拍《卡萨布兰卡》很多人问我《如果·爱》和《甜蜜蜜》有些什么关系，我想他们的关联在于意念上。这两部电影都是我心里在重拍我喜欢的一部好莱坞经典《卡萨布兰卡》，黎明和金城武就是亨弗莱·鲍嘉，张曼玉和周迅就是英格丽·褒曼，而我最喜欢的是曾志伟和张学友那个角色保罗·亨里德——他们都是把身边的女人放开，我觉得放才是最爱的。还有一个巧合，每部戏我都要讲十年，因为没有十年就不够唏嘘。《甜蜜蜜》讲的是1985年到1995年，是我觉得香港最美的十年，而《如果·爱》恰好讲的是199（5年到2C）05年，刚刚好延续下去。
《甜蜜蜜》这部电影让我得到最多，内地观众认识我也是因为它。上片后一个月我就去美国拍《情书》，直到两年后回来才知道这部影片的影响，我非常激动。因为我很怕拍得不像，后来我客观地看，《甜蜜蜜》算是自己作品中犯错误最少的一部。其实香港电影好看就在于它的神来之笔，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影片同样有很多细节不值得推敲，而《甜蜜蜜》从架构到细节都比较工整，在今天看来也没有让观众失笑的地方。
1996年杜琪峰创立“银河映像”
在个人风格与票房问走钢丝1996年，在香港影坛出现了一家名为“银河映像”的电影制作公司，虽说在全港200余家影视公司中，“银河映像”不论资历背景还是钱财物方面都不算出色，但杜琪峰、韦家辉、游达志等人开创的编、导、制一体全方位合作的模式，却制造出《一个字头的诞生》、《非常突然》、《暗花》、《暗战》、《枪火》等好片，为香港票房熊市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银河映像”：香港影坛另类厂牌“银河”灵魂杜琪峰“银河映像”是最典型的伙伴公司，在“银河”之前主要成员多已是在片场摸爬滚打经验丰富的干将，因志同道合而“桃园结义”。其中，杜琪峰是对外的“金字招牌”，也是内部的灵魂人物。
1972年，27岁的杜琪峰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当年的无线电视台素有“香港电影少林寺”美称，“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许鞍华、徐克、严浩等人都是从此发家。虽然杜琪峰进“无线”比他们都早，但当时只是信差打杂而已，因出于对戏剧的痴迷，转入艺员培训班。毕业后从编导做到监制，作品包括当年风靡内地的《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经典剧集。
1983年，杜琪峰为凤凰公司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武侠片《碧水寒山夺命金》，已经显示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在整个80年代的创作中，他几乎拍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培养了自己对类型电影的掌控力和叙事技巧。1988年，他拍摄的贺岁电影《八星报喜》成为当年票房冠军，1989年《阿郎的故事》使杜琪峰第一次尝到了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提名的滋味，也是他突破既有模式的成熟之作。
继杜琪峰在90年代《天若有情》、《东方三侠》和《审死官》等片的成功之后，1995年香港电影开始走入低迷，大器晚成的杜琪峰得以逆流而上，拍摄了他电影生涯转折点的影片《无味神探》，刘青云的出色演绎也使其成为杜琪峰影片的御用演员。
”金牌搭档”韦家辉韦家辉同样出身于电视台编导，1995年的电影处女作《和平饭店》的失利却把他推到了电影生涯的交叉路口。1997年韦家辉加入“银河映像”后执导了《一个字头的诞生》，电影突破常规，同时展示了这两种可能。与杜琪峰的合作使得韦家辉的另类风格能够在“银河”的电影中延续，两人成了香港电影界的黄金组合。
很难判断从执著的英雄情结到反英雄，从类型到反类型的转变，在二人之间到底谁受谁的影响更大。二人在“银河”鼎盛之时无间合作推出了《暗花》、《暗战》、《非常突然》、《枪火》等一系列口碑很好的影片。
”银河双游”：游达志、游乃海被称为“银河双游”的游达志和游乃海被看作是杜琪峰的“左膀右臂”。游达志甘愿隐身于杜琪峰的光环后，按照杜琪峰的意愿默默操控电影，他担任导演或执行导演的《暗花》、《两个只能活一个》、《非常突然》都成为最有“银河”特色的寓言之作。他与杜琪峰的分道扬镳，造成了“银河映像”开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游乃诲则是“银河”最重要的编剧，他从1993年开始从电视台出来就一直跟随杜琪峰，十余年默默蛰伏只为“银河”写剧本，几乎“银河”的所有经典影片均出自他手，以古龙为师的他被称作香港最“妖异”的编剧。
“银河”上市向商业靠拢2000年，杜琪峰突然来了一次近乎l80度的转变，暂时放弃了阴冷的反类型片路线，拍摄了一部温馨爱情电影《孤男寡女》，以三天狂收650万的票房威风进一步巩固杜琪峰在香港影坛和观众中的口碑和地位，也宣告了一个新的“银河时代”的到来。
2000年，杜琪峰携“银河映像”入主向华强旗下的“中国星”担任营运总监，负责影片制作和发行。与之前的影片相比，杜琪峰、韦家辉于2000）年、2001年联合导演的《辣手回春》、《钟无艳》、《瘦身男女》等片更倾向商业性。2002年“银河映像”上市。2003年杜、韦两人合作的《大只佬》、《向左走，向右走》及《PTU》被称作是当年香港影坛的“救市”之作，其中讲述宿命哲理的《大只佬》、沉稳阴郁的《PTU》被认为是向“银河映像”早期风格的回归。
2004年8月，韦家辉宣布离开“银河映像”，他解释：“如今的香港电影非常不乐观，我想我们都需要一些变化。”20=05年，杜琪峰的黑帮史诗片《黑社会》成为戛纳电影节正式参赛片。“银河映像”在西方影坛登堂入室。
1997年贾樟柯执导《小武》
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1997年，《小武》诞生，人们发现了一位叫贾樟柯的电影作者。当年法国《电影手册》评价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德国电影史学家格雷格尔看过《小武》后则认为：“法国电影中失落的精神在中国电影里得以重拾，他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从贾樟柯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的录像作品《小山回家》（1996年）开始，他的电影已经呈现出一种中国电影中稀缺的质地，用一种客观的冷静传达作者对现实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他之后的《站台》、《任逍遥》，甚至《世界》的创作中。
贾樟柯：我不诗化这个世界《黄土地》让我走上电影路我中学的成绩特别差，在县城里面像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就是考大学。我喜欢文学，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写诗，后来去画画。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黄土地》，那是1991年，进去看，根本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