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式怀旧从《阿飞正传》到《重庆森林》，从《东邪西毒》到《春光乍泄》，尽管王家卫的电影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电影风格，尽管这种风格也早巳确立了他在电影界的位置，但对于内地的观众而言，真正认识王家卫还是从2000年的《花样年华》公映开始。
王家卫：我靠直觉拍电影电影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我之所以入电影圈，最大的原因是地域的问题，我在上海出生，但在五岁时，父母便迁到香港来。香港人说的方言跟上海不一样，因此我不能跟本地人谈话；我未能交上朋友。我母亲也面对同一景况，她常带我看电影去，因为电影里有些东西是用不着语言也能明白的。那是基于影像的共通语言。
跟许多我那一辈人一样，我是从电影，其后是电视来认识世界的。
要是我早生20年，我可能会选择借音乐表达自己。要是早生50年，那可能是写作。但我是影像伴随着长大的，那我选择研读影像是自然不过的事。《花样年华》虽已是我第七部作品，但是要是你问我，我还是未以导演自居的。我还自视为观众一跑到摄影机后的观众。拍片时，我总希望重塑我还是影迷时所得到的最初的震撼。我相信自己拍电影首要是为观众，但除此之外，还得有其他的原因。
《花样年华》更像一部悬疑片我是自己写剧本的，但那不是自大，也不是什么电影“作者”的问题，坦白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一觉醒来，床头有一份完完整整的剧本等着我。但在美梦成真前，我想还得要自己写剧本。我曾经跟其他编剧合作过，但我总觉得编剧跟同时也编故事的导演合作时很别扭。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我们总是闹意见，因而到最后，我决定既然自己可以写剧本，那就无须另找编剧了。但我得声明，我编写剧本的方法跟其他人不同，我是从导演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编剧的角度，因此，我是以影像为本的。
在电影开始时我一定要先弄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那会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我小时候是看类型片长大的，我对各种类型片都很着迷，像西部片、鬼片、剑侠片……因此，我希望我所拍的片每部都属不同类型。例如《花样年华》，那是个关于两个人的电影，很容易变得沉闷，但我不把它作为爱情片拍，而决定采用惊悚片的手法，像部悬疑片。片中男女主角开始时同是受害者，跟着他们展开调查，要找出奸情是怎样发生的。每一幕都很短，借以维持张力，这可能是电影令观众出乎意料的原因，他们原以为会看到一部经典爱情片。
音乐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音乐在我的电影中很重要。然而我绝少找人为我的电影配乐，因为我跟音乐人难以沟通。他们用的是音乐语言，而我用的是影像语言。然而电影音乐一定要是影像的，要跟影像产生化学作用。我的办法是但凡我听到能令我产生影像的音乐，我便录下来，知道日后可能会用得着。我特别喜欢在时装片中用上古老的音乐。我认为跟影像不同时代的音乐会产生一种暧昧感，令事物显得复杂起来。我在片场也放音乐——不是为营造气氛，而是带出节奏。要是我希望摄影师用某个速度拍摄，一段音乐就可以说得明白，胜过千言万语。
我靠直觉来做决定我对技术那些东西不是太感兴趣，对我而言，摄影机不过是将眼看的东西转到胶片上的工具。但摄影机的放置应当有某种逻辑可依，尽管除你以外没有人晓得。一如作诗，诗人用字遣词都别有用意，有时候是因为语调铿锵，有时候是因为意义特殊等。
我很多时是靠直觉做决定。我对于对错选择有很强的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电影很难用语言分析的，电影很像食物，你吃后齿颊留香，却很难用语言将那种味道准确地向他人形容出来。那是很抽象的，电影也一样。事实上，我拍戏的方法自入行以来未有改变过，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认为我的工作方法并不妥当。不幸的是，这是我唯一懂得的方法。
我倒一直希望能像希区柯克，他在开拍前已将一切决定妥当。但我就是不能那样拍摄，那也没有法子。
2000年姜文作品《鬼子来了》
迎刃而上的悲喜剧
2000年，姜文的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一举捧得当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2001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评价它：“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于迄今为止来自于中国的任何一种创作特点，它是-部迎刃而上的电影。”同年法国《观点》周刊以《霸气与绝技》为题评价姜文，“与他的同胞张艺谋和陈凯歌相比，他的风格更接近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一部推陈出新的电影杰作标志了一位才艺非凡的电影人横空出世”。
《阳光灿烂的日子》将姜文的少年回忆留驻在胶片之上，《鬼子来了》则进一步确立了姜文在当代中国影坛的独特地位。
姜文：一个有力量的存在《鬼子来了》在艺术上的成就已得到权威的评价和普遍的赞扬，加上之前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作为一个全能演员和优秀导演的地位已经没有人怀疑。
假如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对“个人记忆”的留恋的话，《鬼子来了》则是姜文对于民族记忆的思考和反省。尤凤伟的小说《生存》给了他一块土壤，一个有关“生存”的故事在姜文手里变成了对****和中国国民性格的反省。这种反省在以前的“抗日”题材的电影里是不曾有过的。《鬼子来了》是一个有力量的存在。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时，可以幸运地舒口气——总算还有一部片子来承载它的光荣。、这部电影是我的“前世”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我想拍《鬼子来了》，其实是想对自己35年来的生活做一个总结，对恐惧、对爱、对死亡的感受。是什么引起恐惧？为了摆脱这个恐惧，是远离死亡，还是接近死亡？这些都是我35年来脑子里和心里的感受。我想把它表达出来，正好有这么一个故事，往里面一装，合适。
想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故事并不容易，《鬼子来了》里的这些人，翻译官、鬼子兵、小队长、马大三、村长，他们都不是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都在超乎自己能力之外的位置，又必须对自己的命运做出决定。谁能说马大三碰到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马大三就是这样，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我看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觉得这部电影可看作是我的“前世”。
为什么？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跟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有共同语言。我像经历过，我能闻到那股味，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光线。甚至拍戏时我跟演日本兵的日本演员说，这句话你能不能用带有“嘎”的音来说，有没有那种拐弯的语气。他说了好几句意思相同的话，最后我选定了一句。他告诉我那句是大阪的口音、不常用，而他正是演一个从大阪来的兵。我不懂日语，你说我哪儿来的这个感觉？所以，我相信人在某些创作的极端情况下，可能跨越时间。
拍片对我就像心理治疗我夫人对我说，你看，拍《鬼子来了》对你的摧残挺大的，能不能拍点放松的。其实，我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贝托鲁奇如是说》里也讲，拍什么东西是为了忘却它。
《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这两部影片对我来说就像是心理治疗。把心里的事儿倒腾出来，不单单是有叙述的愿望，是整理出来，在某种状态下表达它，不然我心里越积越多，我得往外掏。还没拍《鬼子来了》的时候，我去了趟日本。到一家卖武士刀的店里去，店里有一把400年的刀，我特想买，但因为它是文物不能卖。陪我去的日本人叫山本，晚上吃饭时他问我，你为什么对那把刀有兴趣？我说，这把刀给中国人带来恐惧，直到现在，摆脱这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攥在手里，跟我的手合一，属于我。
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一名外国记者说，马大三的困境就是我的困境。我喜欢坐在影院的侧面，看观众和银幕的关系。我参加电影节时，觉得《鬼子来了》放映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韩国放时，前两个小时大家笑得乱七八糟的，后面一脚踹在了心窝上。
色彩本身就是内容我本人爱看长片，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总觉得不够过瘾。我说拍片就像打仗一样，打仗的目的是赢，不会节约子弹和枪支。《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都用了好几百万卷胶片，所以《鬼子来了》用48万卷并不稀奇。我觉得一部近三个小时的电影用50万卷胶片，这比例还算可以。
涉及到技术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拍《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顾长卫就提过能不能拍黑白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人员设备都不是特别齐全，其实黑白片对摄影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这次在戛纳电影节上人家认为我们的电影来势汹汹，就是认为在今天，有人居然用黑白片来拍黑白片，是对全体影片的挑战。因为很难，不容易拍，你很不熟悉。
为什么这么做？不是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看过的人都意识到，根据《鬼子来了》的故事，它的色彩本身就是内容。为了影片最后砍头的那抹鲜红的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
红色，可以理解为红色的血或红色的旗帜，我们在这上面花费很多时间，当我们看了用彩色胶片拍摄的场面，再跟纯正的黑白作比较，那种红色显得很淡，缺乏凝重感，甚至有些俗气。所以我倾向于选用一种超自然的颜色，最后我们借助电脑做到了，它让我看到了我想要的鲜红色。
2001年《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
2001年，李安携《卧虎藏龙》奔赴奥斯卡，获得十项提名，并最终捧得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将华语电影带入一个口碑上的新境界，也掀起了华语影坛新一波武侠电影风潮。不过李安镜头里的“江湖”，并不仅仅是一个刀光剑影的世界，从之前的《喜宴》、《饮食男女》，到之后的《绿巨人》、《断背山》，无论背景与主题如何变化，一分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始终没有变。“江湖里卧虎藏龙，人心里又何尝不是呢？”这句台词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好注脚。
李安：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一心向往”布尔乔亚”武侠我想拍武侠片，除了一偿儿时的梦想外，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神往。武侠世界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我可以将内心许多感情戏加以表相化、具体化，动作场面有如舞蹈设计，是一种很自由奔放的电影表现形式。一心向往的是儒侠、美人的侠义世界，一个中国人曾经寄托情感及梦想的世界。我觉得它是很有布尔乔亚品位的。
这些在小说里尚能寻获，但在港台的武侠片里，却极少能与真实情感及文化产生关联，长久以来仍停留在感官刺激的层次，无法提升。可是武侠片、功夫片。却成为外国老百姓及海外华人新生代一包括我的儿子，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管道，甚至唯一途径，然而他们接触的却是中国文化里比较粗俗劣质的部分。对此，我始终耿耿于怀，却无能为力。
俗话说“穷文富武”，武侠片要想打得好看，制作费就不能省，经费有限时文戏也不能不牺牲，可文戏又关乎意境。袁和平常常问：“你到底要打还是要意境，是要跑远路拍山水，还是要花时间打？钱就这么多，到底你要什么？”之所以这么的不痛不快，就因为我心里对武侠类型的爱恨纠缠。
忠不忠于原著都无所谓回台湾拍《饮食男女》时，我读到了王度庐的《卧虎藏龙》。武侠小说里，我最喜欢白羽的小说，其次就是王度庐。拍《理智与情感》时，我一面构思《冰风暴》，同时由徐立功代表洽购《卧虎藏龙》的版权。就我所知，这本小说以前只有四川电视台在上世纪80年代拍了部电视剧和一部少有人知的台语片《玉娇龙与罗小虎》。
一般武侠小说总以男人为主角，比较阳刚。《卧虎藏龙》的重心则是女主角玉娇龙，心理层次诡谲复杂，白天是千斤大小姐，晚上开打、谈情说爱，是个对江湖儿女情有所幻想的难驯少女，也是个中国戏剧少见的角色。
当初大家并不看好，因为书中的大侠李慕白与俞秀莲戏份不多，篇幅甚多，十分传神有趣的小人物刘泰保无法挑大梁，主角玉娇龙又是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凶角色，除了我喜欢外，没人赞成。加上版权接洽过程也不顺利，于是着手找寻其他中文题材，但几年下来，真的没动心的。我就跟徐立功说：“拍了三部西片，我一定要拍国片了，定下来，就拍这个。”关于怎么改编？美国行内有个说法蛮合我的想法：“两条路，你可以选择毁掉原著拍部好电影，或是忠于原著拍部烂片。”我觉得电影和小说是不同的媒体，改编时常常从里子到面子都得换掉，以片子好看为主。它如果是本烂小说，何必要忠于原著？如果是本好小说，其文字里行间之妙，岂能以声影代之。反之，最好的电影必是笔墨难以形容。那么忠不忠于原著，也都无所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