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把以下两者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对少数几个抽象概念进行透彻的研究，另一方面对其余大量的抽象概念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了一些。我们的教育程序过于迂腐了。按理，学校的普通训练应该引导年轻人对事物进行具体把握，应该满足他们做具体事情的热望。在这里当然也离不开分析，但这种分析只要描述出各个不同领域中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
“这样的专业训练只能触及到教育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的重心在理智上，其主要工具是印刷成文的书籍。但专业训练显然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的重心应该落在直觉上，应该避免与整体环境的分离，其目标是尽可能少地对整体进行分割，而去对整体进行直接把握。现在我们最需要的那种一般性，就是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直接评价。”
人们都能接受这种观点，建立理论就意味着选择和拒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一种理论可以弄清楚世界的某些方面，而同时又不必去关心另一些方面。大多数非整体论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套一套的标签或门类。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人设计过一套所有现象都与之天衣无缝的标签，疏漏的地方总是在所难免。有些现象介于各种标签之间，有些则好象可以同时归于好几个不同的标签。
这种理论强调出现象中某些突出于其他性质的特性，说明其可重视性，因此这种理论好象从来都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所有这类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抽象概念都容易去除掉或忽略掉现象的某些性质，也就是说，容易遗漏掉部分真理。
由于有这样一些选择和拒斥的原则，所有理论就难免仅仅对世界持一种部分的、独断的和偏颇的看法。这一切理论即使都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使我们对现象和世界得出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情况。那些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体会不到一种经验的全部主观丰富性，相反，那些在艺术和情感方面十分敏感的人则常常能够体会到。很有可能我们所谓的神秘经验正是这种对特殊现象的所有特征进行充分掌握的绝好的和极端的表现。
特殊化的个别经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它的非抽象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对比考虑揭示出来。但这与哥尔德斯坦所说的具体并不是一回事。
当一个大脑受损的人具体地行事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能看到对象或经验的全部感官特征。他所看到的只是由这一特殊情景所决定的某一特征，而且他也只能看到这一特征，例如一瓶酒就是一瓶酒，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不可能是一种武器、装饰，不可能用来爆破或者灭火。
如果我们把抽象活动定义为一种选择性注意，它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只注意到某一事件的无数特征中的一些而不考虑其他方面，那么，哥尔德斯坦的病人可以说都在进行抽象活动。
照这样看，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认知，以及将经验进行归类和具体评价经验，利用经验与欣赏经验所有这些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差异。在那些专业心理学家中间，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相反，那些研究神秘体验与宗教体验的学者们却异口同声地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阿尔道斯·赫胥黎说：“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认识在形式上日益发展成概念性的，日益变得有系统起来，认识中那些与事实相关的功利的内容也骤然大增。但是人们原来的那种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的能力却会出现某种退化，人的直觉能力也会变得迟钝起来，甚至会荡然无存。这样一来，他所取得的那些收获就被抵消了。”
但是，直接的欣赏评价并不是我们同自然的唯一关系。事实上，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它在我们与自然的所有关系中是最不紧迫的。因此，我们不要因为理论和抽象概念有危险就对它们苛刻挑剔。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
理论和抽象概念所提供的好处是巨大的、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交流方面和对世界的实际控制方面。如果我们有责任向各方面研究工作者提出规劝的话，我们或许要这样来提出我们的规劝：知识分子、科学家等人通常进行的认知活动并不是他们的武器库中的唯一武器。如果他们深刻铭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的认知活动无疑就会变得更加有力。
的确，研究工作者的武器库中还有别的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通常都分发给了诗人和艺术家的话，那是因为人们不懂得这些遭到忽视的认知形式能够通向另一部分真实世界，而这一部分世界是那些一味地进行抽象活动的知识分子所看不到的。
而且我们早已了解到，完全有可能进行整体论的理论活动。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事物并不是互相分离、彼此独立的。它们是完整的，并且作为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彼此关联，毫无例外地包容在同一整体之中，如形影一般时刻相随，在各种不同层次上展现出一幅壮丽的图景。
避免运用制造混乱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标签化的手段，主要是体验和传达命名性信息。当然语言也企图界定和传达那些特殊具体的东西，但却常常由于其最终的理论目标而宣告失败，比如可以参见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或者关于诗歌理论的各种讨论。
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名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起着组织安排作用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一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个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造成一系列类似关系、比喻或新的词型。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如果他想把各种词汇变成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交流传达就会受到损害，例如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以及在各种非表现艺术中就是如此。
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上曾登载过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前言就成功地表达了我们上面这些观点。这篇前言如下：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作好准备？为什么我们朋友的所有书和所有充满智慧的思想归根到到底都并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关于人临死前的情景、关于年青恋人的故事、关于丈夫不忠的故事、关于雄心勃勃的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我们读得何其多也！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无一没有反复发生过，没有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详尽、仔细地读过上千遍，并且还精确地作过记录。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开始生活，就被那些关于人心的故事淹没了，人们不厌其烦、无所不用其极地向我们灌输这些故事。但是当某一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它一点也不像这些人描绘的那样。这一事件是陌生的，而且是异常地陌生、异常地新奇。面对着这一事件我们束手无策，我们才意识到，别人向我们说的话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还是不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传达的。我们在度过某一时刻之后就被驱使着要把它传达出来，把那些在意图上是诚实的而在最终效果上是虚假的话说出来。
因此，语言在处理某一事物时最多就是赋予它一个名称，但名称毕竟不能描述或传达出这一事物，不过是给它贴上一个标签罢了。一个人要认识特殊事物就必须充分地体验它，而且必须亲身体验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是给经验命名，也只会给它罩上一层屏幕，使人不能进一步对它进行直接评价。
例如，有一天，一位教授与他的艺术家妻子漫步在一条小道上。当他看见一朵可爱的花时，他就问他的妻子这朵花的名称是什么，谁知刚一出口，就遭到他妻子的一顿斥责：“知道这朵花的名称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一旦知道了它的名称就别无所求了，就不会再去欣赏这朵花了。”
这一点在我所谓的“评价性贴标签活动”中可以看得异常清楚。我使用这一术语是为了强调我们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根据我们给各种个体和情景所标的名称来对这些个体和情景进行评价。这种说法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某物进行归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进行反应的方式。我们主要是通过命名来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当我们给某物命名之后，我们就倾向于根据这一名称来评价它或对它作出反应。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学会了对那些名称、标签或字词进行独立的评价，完全不顾及这些名称、标签或字词对之能够适用的那些现实情况。
像空中小姐和火车站的挑夫这两类侍者，做的都是佣人的杂役，但请考虑一下这两类人在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吧。
语言有时可以看作是横梗在现实与人之间的一道障碍，因此它会将经验强行塞入标题中。一句话，语言在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语言，但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却必须时刻意识到它的缺点，力求避开这些缺点。
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科学家应该学着尊敬诗人，至少是那些大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的话，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虽然看上去不是这样。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一些。例如，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才能的话，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说出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10页纸的篇幅才能说出的东西。
即使语言对人的理论思维很有好处，它也仍然有各种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缺点。如果人们完全放弃了语言所能勉强达到的那一点特殊性，而只是一味地使用各种令人生厌的老套、平凡、陈腐的话语、箴言、标语、口号和形容词的话，那么情况可能更糟糕。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就彻底变成了一种消除思想的手段，就会使人感觉迟钝，阻碍人的精神的发展，把人弄成一无是处的废物。这样，语言的功用实际上与其说是传达思想，不如说是蒙弊思想。
语言的另外一个特征也容易制造混乱，那就是，语言中至少有些特殊词汇超越了时空范畴。“英格兰”一词逾经千年而未见任何发展、变化、开拓和衰老，但它所指示的那个民族却早就今非昔比了。但是无奈我们手中掌握的都是这样的词汇，因而只能用它们去描述处于时空变化中的事件。如果我们说，永远都有一个英格兰，人们会怎样理解？正如约翰逊所说：“在现实的手指之间，但见笔走如飞，从无片刻停歇，非区区口舌所能企及。以流动性而言，语言结构远逊于现实结构。正如晴空中陡然响起一声霹雳，转瞬之间却又化为乌有，我们所高谈阔论的现实也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