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普通的或有神经病的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要比健康成年人多。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便不容易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或可爱，那么，即使你不再爱他了，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依靠功能性原则。
威胁的大部分特殊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哥尔德斯坦也曾这样做过。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偏离了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威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不利于他成长。例如：父母过于满足孩子，从而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
另一个由精神病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是由于它和不很完善的发展相提并论而引发。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特殊反应，正如霍尼所声称的那样。我关于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的实验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
我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说，因为它们都是由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引发的，而这也是我最想说明的。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
向丰满人性的努力
二十世纪中期普遍承认的理论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那时存在着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看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丰满人性的向前的困难摸索，在畏缩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胆怯而软弱地前进，而这过程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未来。
我们得到的一切证据（大都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其他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几乎每一个新生物，都有一种倾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倾向成长或倾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既预料到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又失望于这种可能性实现的罕见，这是我们研究人性的新方法。不论何种现状，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何种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例如电视的民意测验。此时此刻，无论是从描述观点看，还是从没有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满足。常态宁可说是一种疾病或残废或瘫痪，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而未加注意。我想起我在大学时代用过的一本陈旧的异常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其实糟透了，但卷首插画非常精彩：下半部是一列孩子，苹果脸，甜蜜的微笑，兴高采烈，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上部是地铁车箱中的许多乘客，愁闷，灰溜溜，绷着脸，似乎很生气。下面的解说词非常简单：“怎么啦？”这正是我要谈论的问题。
另外，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一部分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为研究工作进行铺垫，是试图说明所有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我们力求能够在一种科学的方式中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即，核对、检验、使结果更精确，并观察它是否真实，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简单地提出几个和下文有关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和应该之间、行为和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们一筹莫展的问题，自有哲学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但进展却很小。我愿提供某些思考，在解答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中这些思考对我是有帮助的，也可以这么说，是突破两难困境的第三只角。
熔接词是一个一般的结论，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在某种哲学方式中，事实往往有一定的指向，或者说，它们是有矢量的。事实并不是躺在那里，像一块锅饼，什么事也不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路标，能告诉你该怎么办，向你提出建议，引导你向某一方向而不是相反方向前进。它们“呐喊着”，它们具有需求性，甚至具有如克勒所说的“必需性”。我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充分认识，我们便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必须决定到底该怎样做时，充分的知识常常能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例如，我们在治疗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人们的“认知”越来越有意识时，他们的解决、他们的抉择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主。
这就是说，有的事实或词汇本身兼有两种作用——规范和描述。我暂且称它们为“熔接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熔化和连接。除此以外，我不得不力求解决“是”和“应该”这一问题。
正像我认为所有人在这类工作中都会这样做一样，在我谈论的开始，是在一种坦率的规范方式中前进。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健康？我先前的哲学教授仍然像长辈那样非常亲切地对待我，我也像晚辈那样尊敬他。有一次他写给我一封担忧的信，善意地责备我不该以傲慢的方式处理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千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那么随意和漫不经心地滑行。”我回信解释说：“这一类的事正是一个科学家的作用方式，这也是他的研究战略的一部分，即滑过哲学的难题越快越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的信写道：“我从战略考虑，在推进知识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是坚决的天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态度。我曾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有启发的，因此我常常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任性。我曾做过一项研究，用一些优等的画和一些劣等的画作为测试材料，我在注脚中直接写道：“优等的画在这里的定义是我所喜欢的画。”我的目的是看我是否能跳到我的结论，并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坏的战略。在研究健康人、自我实现者时，一直有一种从公开规范的和坦率个人的稳定运动，一步一步地趋向越来越形象的、客观的词汇，直到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自我实现测验。现在已能在操作上对自我实现做出定义，像智力通常的定义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测试的。它和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继续积累着相关的意义。作为一种结果，我深受启发，觉得从“坚决的天真”出发是正确的。我用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所看到的，现在大都正在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进行验证。
“丰满人性”与“自我实现”概念相较，这是一个更富有描述性和客观性而又保留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规范涵义的概念。我们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从直觉的启发式的开端逐步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可靠性、越来越客观的外部证实运动，这又意味着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和理论的效用。这种说法和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以前由罗伯特·哈特曼的价值论著述那里受到启发而形成的，他把“善”定义为实现一件事物的规定性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认为，或许把人性概念理解为一种数量的概念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例如，丰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说明，即，丰满人性是抽象的能力，运用合乎文法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有一种特殊性质的价值观，能超越自己，等等。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种全面分类的规定用明细表描述出来，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对于这种想法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但它非常有用，只要能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在理论上阐明就行。这个概念能成为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但也是规范的，比如说这人比那人更接近于丰满人性。甚至我们能说：这人比那人更多人性。它确实是描述客观，因为它和我的愿望与旨趣、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而从丰满人性概念中排除我的无意识的愿望、畏惧、焦虑、希冀要比从心理健康概念中排除容易得多。
在研究过心理健康或任何别的类型的健康之后，你将会发现，它是如此具有诱惑，使你不禁要投射你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使这个概念弄成一种自我描述，也许是一种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或你认为人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描述，等等。你会不得不长时间支持这种倾向，并且你将发现，虽然在这样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客观的，但肯定很难做到。即使这时你也不敢绝对肯定。归根结底，假如你选择研究对象是以你个人的判断和诊断为基础，这样的选样错误的机率会比你依据某种非个人的标准进行选样时多。
很明显，熔接词是高于较纯规范词的一种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避开了更坏的陷阱——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超人类的。熔接概念和熔接词使我们有可能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它的现象学和经验的开端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信、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和取得一致的目标前进。
其他常用的熔接词有：成熟的，演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优美的，笨拙的，愚蠢的，等等。还有许多许多词是不太明显的规范与描述相熔接的词。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不得不认为熔接词是可以作为范例的，是正常的、通常的和核心的。那时，较纯描述词和较纯规范词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新生词。我相信，这将成为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世界观现在正迅速晶化为一种有结构的形态。
首先，这些概念太绝对地外离于心理了，不能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心理内部的或主观的能力，例如，欣赏音乐，沉思和冥想，分辨韵味，对个人内在呼声的敏感，等等，能够在个人内部世界融洽生活，可能和胜任社会生活或胜任现实生活同等重要。但从理论的精致和研究的战略观点看，这些概念不如一张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的清单那么客观和直观。
我认为这些模式没有一个是和医学模式对立的，它们彼此没有必要二歧化。医学上的疾病能削弱人，因而它也处在从较多人性到较少人性的连续系统上。当然，对脂肪瘤、细菌侵入、癌等而言，医学的疾病概念尽管是必需的，而对神经病的、性格的或精神失调而言，却又肯定是不充分的。
说“丰满人性”而不说“心理健康”，因此可以相应地说“人性萎缩”而不说“神经症”。但这又是一个没一点真实意义的词。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缺乏，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数量的问题。再者，这更接近于能在外部观察到，更接近于外现行为，这自然使它比焦虑、强迫症或压抑等更易于研究。它也把一切标准的精神病学的范畴纳入同一个连续系统中，包括来自贫困、剥削、不适当的教育、奴役等所有发育受阻、残缺和抑制，也包括来自经济上有特权的人的那些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性紊乱、性格紊乱，并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来自吸毒、精神病态、专制主义、犯罪等种种萎缩，以及来自另外不能在同样医学意义上称为“疾病”（如脑瘤）的种种萎缩。
这是一种长久被忽略且脱离医学模式的激进运动。严格地说，神经症意味着一种神经性的疾病，我们现在不用这个陈旧的说法也照样行得通。此外，用“心理疾病”会把神经症置入和溃疡、损伤、细菌侵袭、骨折或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最好设想神经症和精神紊乱有关，和意义的丧失、对生活目的的怀疑、失恋的痛苦和愤怒、对未来的失望、对自己的厌恶、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或和失去幸福或爱的可能等等有关。
这些都是抛开丰满人性、脱离人的盛开之花的凋零。它们是人曾有的和也许还会有的可能的丧失。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卫生术和预防法在这一心理病源学的领域内必然也会有点用处，但和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哲学的、价值论的、和家庭的决定因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