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无数的信件、电报、短函涌进他的办公室，象一群大黄蜂，在他这完全没有设防的头部绕着打转。这些信函多数是愤慨不平，有一些则是侮辱。一位名叫卡洛妮亚·达姆的女士，她从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特长大，当时住在费城，她把冷酷的怒气全部发泄在他身上。如果不是卡耐基讲错艾尔科特的住址，而指称艾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大概也不会如此生气了，因为她的怒气实在已达到极点。
卡耐基一面读她的信，一面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娶这个女人。”他真想写信告诉她，虽然他在地理上犯了一个错误，但她在普通礼节上犯了更大的错误。这将是他回信上开头的两句话。于是他准备卷起袖子，写一封信去回击她。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明白，任何一位急躁的傻子都会那么做——幸亏我不是傻子。
经过思考，卡耐基决定试着把她的敌意改变成善意。这将是一种挑战，一种可以改善困难的游戏。他对自己说：“毕竟，如果我是她，我的感受也可能跟她一样。”于是，我决定同意她的观点。当我第二次到费城的时候，就立即把电话打到了她的家里。他们谈话的内容如下：
“我：‘达姆女士，几个礼拜以前你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希望向你致谢。’”
“她：‘（有深度、有教养、有礼貌的口吻）是哪一位？我有此荣幸和你说话？’”
“我：‘你认识我的。我是戴尔·卡耐基。几个星期以前，你听过我的一篇有关露易莎·梅·艾尔科特的广播演说。我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竟把她的住址说成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这是一个很笨的错误，我想为此向你道歉。你真好，肯花那么多时间写信指正我。’”
“她：‘卡耐基先生，是我写了那封信，很抱歉，我当时有些生气，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我必须向你道歉。’”
“我：‘不！不！该道歉的不是你，而是我。任何一个小学生都不会犯我那种错误。在那次以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在广播中已经向广大听众道过歉了，现在我想亲自向你道歉。’”
“她：‘我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特出生的。两个世纪以来，我家族里的人都会参与马萨诸塞州的重大事件，我很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因此，当我听你说艾尔科特小姐是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时，我真是太伤心了。不过，我现在很惭愧我写了那封信。’”
“我：‘我敢保证，你伤心的程度，一定不及我的十分之一。我的错误并没伤害到马萨诸塞州，但却使我大为伤心。象你这种地位及文化背景的人士，给电台写信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如果你在我的广播中再度发现错误，希望你再写信来指正。’”
“她：‘你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你接受了我的批评。你一定是个大好人，我乐于和你交个朋友。’”
由于卡耐基向她道歉并同意她的观点，使得她也向他道歉，并同意我的观点。卡耐基成功地控制了怒气，并且以和善的态度来处理一项侮辱。他终于使她喜欢他，由此他得到无穷而真实的乐趣。如果我当时怒气冲冲地叫她滚到一旁，跳到斯古吉尔河去自杀，那一切都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每一个入主白宫的人，几乎每天都要遭遇到棘手的待人处世问题。塔夫脱总统自然也不例外，他在经验中学到：“同情”在中和酸性的狂暴感情上，有特别巨大的化学价值。塔夫脱在他的《服务的道德》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详细说明他是如何平息一位既失望又具有野心的母亲的怒气的：
“一位住在华盛顿的夫人，因为她的丈夫具有一些政治影响力，她便跑来见我，缠了我六个多礼拜，要求我任命他儿子出任一个职位。她得到了许多参议员及众议员的协助，并且请他们一起来见我，重申对她的保证。这项职位需要具备某些技术条件，于是我根据该局局长的推荐，任命了另外一个人出任这个职位。然后，我接到那位母亲所写来的一封信，指责我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因为我拒绝使她成为一个快乐的妇人，而那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她更进一步抱怨说，她已跟她的州代表商量过了，将投票反对一项我特别感兴趣的行政法案，她说这正是我应该得到的报应。”
“当你接到象这样的一封信时，你马上就会想，怎能跟一个行为不当或者甚至有点无礼的人认真？然后，你也许会写一封回信。而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会把这封回信放进抽屉，然后把抽屉锁上，先等上两天——象这样的书信，通常要等两天才回信——经过这段时间，你再把它拿出来，就不会再想把它寄出去了。我采取的正是这种方式。”
“于是，我坐下来，写一封信给她，语气尽可能显得有礼貌。我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明白作为一个母亲肯定十分失望。可是，事实上，任命一个人并不是凭我一个人的喜好来决定，我必须选择一个有职务资格的人，因此，我必须接受局长的推荐。我并且表示，希望她的儿子在目前的职位上能够完成她对他的期望。这终于使她的怒气化解了，她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于她前次所写的那封信表示深深的抱歉。”
“但是，我送出去的那项任命并未立刻获得通过。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接到一封自称是她丈夫的来信，虽然，据我看，笔迹与前一封完全一样。信上说，由于她在这件事情上过度失望，导致神经衰弱，病倒在床上，演变成严重的胃癌。难道我就不能把以前那个任命撤销，改由她的儿子代替，而使她恢复健康？我不得不再写一封信，这次是写给她的丈夫。我说，我希望那项诊断是不正确的，我很同情；他的妻子这样病重他一定十分难过，但要把送出去的任命撤销，是不可能的。我所任命的那个人最后终于获得通过，在我接到那封信的两天之后，我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音乐会。最先向塔夫脱夫人和我致意的就是这对夫妇，虽然这位做妻子的最近差点‘死去’”。
佳衣·满古是俄克拉荷马州吐萨市一家电梯公司的业务代表。这家公司和吐萨市一家最好的旅馆签有合约，负责维修这家旅馆的电梯。旅馆经理为了旅馆的经济利益，不愿给旅客带来太多的不便，所以他给维修公司规定的维修时间顶多只有两个小时，但是修理至少要8个小时。而在旅馆便于停下电梯的时候，他的公司都不一定能够派出所需要的技工。
满古先生在能够为修理工作安排出一位最好的技工的时候，他打电话给这家旅馆的经理。他不去和这位经理争辩，他只说：
“瑞克，我知道你们旅馆的客人很多，你想尽量减少电梯停开的时间，你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我们会尽量配合你的要求。不过，我们检查你们的电梯之后，发现如果我们现在不趁早彻底把电梯修理好，电梯损坏的情形可能会更加严重，到时候停开时间可能就不是几个小时了。我想你不会愿意给客人带来好几天的不方便吧？”
由于满古表示谅解这位经理要使客人愉快的愿望，同时向经理陈明了利害，所以他很容易而且没有争议地赢得了经理的同意。
诺瑞丝是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钢琴教师。她述说了她怎样处理钢琴教师和一位十几岁女孩子之间常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贝贝蒂留着特长的指甲。任何人要弹好钢琴，留了长指甲都会有妨碍。
诺瑞丝太太报告说：“我知道她的长指甲对她想弹好钢琴的愿望是一大障碍。在开始教她课之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提到她的指甲问题。我不愿打击她学钢琴的愿望，我也知道她以不失去它引以为傲，并且花很多工夫照顾它，以使它看起来是很吸引人的指甲。”
“在上了第一堂课之后，我觉得时机成熟，就对她说：‘贝贝蒂，你有很漂亮的手和美丽的指甲。如果你要把钢琴弹得如你想象的那么好，那么你若把指甲修短一点，你就会发现把钢琴弹好真是太容易了。你好好地想一想，好不好？’她作了一个鬼脸，表示她一定不会把指甲修短。我也跟她的母亲谈到这种情形，也提到了她的指甲很美丽，又得到了否定的反应。很明显，贝贝蒂仔细修剪过的美丽的指甲，对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个星期贝贝蒂来上第二堂课。出乎我的意料，她修短了她的指甲。我赞扬她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也谢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她母亲回答说：‘哦，我什么也没有说，贝贝蒂自己决定的。这是她第一次为自己修短了她的指甲。’”
诺瑞丝太太有没有威胁贝贝蒂？她有没有说她不教留着长指甲的学生呢？没有，她没有说。她让贝贝蒂知道她的指甲很美丽，要她把指甲修短是她的一项牺牲。她只是暗示，“我很同情你——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音乐方面的收获，将会使你得到更好的补偿。”
美国著名的音乐经纪人犛·胡洛克二十多年来，一直跟艺术家有来往——象查理亚宾、伊莎朵拉·邓肯以及潘洛佛这些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胡洛克先生和这些脾气怪异的明星们接触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同情，对他们那种荒谬的怪病更是需要同情。
他曾担任查理亚宾的经理人3年之久——查理亚宾是美国最伟大的男低音之一，他的演出曾风靡大都会歌剧院。然而，他却一直是个问题人物，他的行为象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以胡洛克先生的特别用语来说：“他是个各方面都叫人头痛的家伙。”
有一次，查理亚宾在他即将演唱的那天中午，打电话给胡洛克先生说：“胡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喉咙象一块生的碎牛肉饼，今晚我不可能上台演唱了。”
胡洛克先生一听急了，恨不能把他大骂一顿。但他知道一个经纪人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待艺术家。于是，他马上赶到查理亚宾的旅馆，表现得十分同情。“多可怜呀，”他很忧伤地说，“多可怜！我可怜的朋友。当然，你不能演唱，我立刻就把这场演唱会取消。这只不过使你损失一两千元而已，但跟你的名誉比较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时，查理亚宾叹了一口气说：“5点钟的时候来吧，看看我那时候觉得怎么样。”
胡洛克先生到了下午5点钟又赶到他的旅馆去，仍旧是一副十分同情的姿态。他再度坚持取消演唱，查理亚宾再度叹口气说：“哦，也许你最好待会儿再来看看我，我那时候可能好一点儿了。”
到了7点30分，这位伟大的男低音答应登台演唱了。他要求胡洛克先生走上大都会的舞台宣布，查理亚宾患了重伤风，嗓子不太好。胡洛克先生就撒谎说，他会照办，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查理亚宾才能不令人失望地走上舞台。
亚瑟·盖兹博士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教育心理学》，他在书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所有的人类都渴望得到同情。小孩子急于展示他的伤口，或者甚至把小伤口弄大，以求获得充分的同情。大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展示他们的伤痕，叙述他们的病痛，特别是外科手术的细节。从某种观点来看，为真实或想象的不幸而‘自怜’，实际上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摒弃责怪他人的坏习惯
乔瑟芬·卡耐基高中毕业时，只有19岁，卡耐基请她到纽约来担任他的秘书。如今，她已是一位十分干练的秘书了。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没有什么做事的经验，情感十分敏感脆弱。
有一次卡耐基准备指责她，却又马上对自己说：“等一下，戴尔，等一下。你几乎有乔瑟芬两倍的年纪，做事经验更是多出好几倍，怎么可以要求她能有你的看法、判断和主动自发的精神——何况你自己也并不非常出色？还有，戴尔，你在19岁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记得你象蠢驴一样犯下的错误吗？记得你也曾做过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吗？假如如实地下个结论：乔瑟花比你19岁时要好得多——惭愧的是，你却没有称赞过她。”
所以，再遇到乔瑟芬犯错时，卡耐基总是这样说：“乔瑟芬，你犯下了一项错误。但是，老天知道，我以前也常常如此。判断力并非生来具备，那全得靠自己的经验。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比不上你呢。我实在没有资格批评别人，但是，依我的经验，假如你这么做的话，或许会好些？”
听别人数说自己的错误有时很难接受，但假如对方谦卑地自称他们也并非完美，我们的心理就会比较平衡一些。
达利斯通是加拿大的一位工程师，他发现秘书常常把口授的信件拼错字，几乎每一面总要错上二三个字。于是他决心要让她改正这一错误：
“其实我和许多工程师一样，英文或拼写有时也会出错。但我有个保持了好几年的习惯，就是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小笔记簿，上面记下了我常拼错的字。我发现秘书所犯的错误后，及时给她指了出来，但她还是我行我素，一点也没有改进的意思。”
“我决定改变方式，等第二次又发现她拼错时，我坐到打字机旁，指着她打错的地方说：这个字好象打错了，这也是我常拼错的一个字，幸好我随身带有拼写簿（我打开拼写本，翻到所要的那页）。哦，就在这里。我现在对拼写十分注意，因为别人常常以此来评判我们，而拼错字也会贬低我们公司的形象。”
“我不知道后来她有没有采用我的方法。但很显然，自那次谈话之后，她就再没出现过拼错字的错误了。”
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算你还没有改正过来，也可以帮助改善他人的行为。请看克莱伦斯·泽休森讲述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