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这样说：“我觉得跟我们特别熟的人很难相处。我们向他们诉说自己的不幸时常常是不加节制的，一件很小的不如意的事情也被说得很严重，而他们对我们也这么做。可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情绪听之任之，却动不动就埋怨他们的行为、言语和感情，甚至为一些小事而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不需要力求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因而我们总有把握引起他们的注意，得到他们的原谅。可时时刻刻保持这种坦率作风的做法并不符合真情，它夸大了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奇怪不管家庭多么团结和睦，也能听到尖锐的语调，看到激烈的动作。礼貌和礼仪的用处非常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而另一个人却说：“我认为跟我们一点儿都不了解的人最难相处。矿工在地底下挖煤，食利者却坐享其成；女裁缝把精心缝制的服装送到百货公司，供挑剔的女顾客挑选。很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时髦女郎和领取股息者肯定想不到，此刻正有一些苦命人在忙于拼接、黏合玩具，然后由商店老板高价卖给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些有钱人会可怜一只丧家之犬或者一匹累垮了的马，他们对自己的仆人也很有礼貌，很友善，会想方设法去安慰眼眶发红或者脸上不高兴的仆人。看到咖啡馆侍者、送货人和车夫接过小费时露出的快乐神情，他们也会因此快乐，而且毫无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愿意给脚夫一笔可观的小费，却觉得铁路职工仅靠铁路公司发的工资就可以活得很好。社会真是一部奇妙的机器，它能使好人变得残酷，自己还毫无觉察。”
第三个人又说：“我们跟不太熟的人最好相处。这样双方都会注意不说过分的话或者做太刺眼的动作，怒意也就得到了控制。大家都满面春风，祥和之气很快渗入心里。我们根本想不到要去说那些说了让人后悔的话。我们都会尽量在一个对自己不怎么了解的人面前表现自己的优点，这样的努力往往也会使我们对别人、对自己比平时更公正。我们没有想要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什么，因此只要他能给我们一点儿东西就能让我们很满足了。我发现外国人都很可爱，他们说话很客气，也不会话中带刺，因此有些人觉得在外国生活很惬意。在国外，他们会将自己凶狠的一面收敛，没有表现的机会，因此他们对那样的自己感到很满意。不仅仅是相谈甚欢，就连在人行道上或路人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和礼让，老人、小孩，甚至连狗狗都畅行无阻。可是在马路上的场景却恰恰相反，司机之间相互辱骂，每辆车上的乘客都不断地催促司机，两辆车上的乘客也不会彼此相见。社会成员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利益的混杂和直接的交流才能给社会带来和平。但这种交流不是通过像机器一样的工会和行政司法机构这一类组织实现的，而是由邻居关系形成的不大不小的单位组织的。机器并不复杂，但是已经运转不灵活了，以地区为单位的联邦制是最理想的制度。”
1910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