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三名人质被释放之后，霍梅尼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将很快以间谍罪对剩余的美国人进行审判。卡特立即通过秘密渠道警告伊朗政府说，如果出现这样的“审判”，或美国人质遭到任何方式的伤害，那么伊朗将要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发出威胁之后，他随即下令，要求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伊朗水域待命。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与早已在该水域待命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会合，这是美国海军力量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集结之一。
到11月底，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一个复杂的营救计划，代号“鹰爪行动”。该计划需要一支由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员和陆军游骑兵成员组成的小型突击队，然后通过直升机将他们运送到伊朗沙漠地带的一个偏远地点，代号“沙漠一号”。在那里，突击队成员与三架C-130“大力士”运输机会合，补充燃料，然后飞往距离德黑兰约50英里的第二个集结地点，代号“沙漠二号”。在“沙漠二号”，突击队成员将会在查尔斯·贝克威茨上校的带领下进行伪装，并通过卡车前往美国大使馆，然后在那里发起突袭，解救人质。
由于步骤繁多，情报圈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次计划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在当时，帮助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机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尚未成立。这也就是意味着海军直升机飞行员、空军飞行员、陆军突击队员和海军船员必须要学习如何协同作战（事实上，这次协调失败也正是美国设立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该计划，无论同意与否，我们的首要任务都是确保我们的先遣队进入伊朗，以便在德黑兰城外建立集结地点。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中情局和国防部国防情报局的非官方卧底人员（指伪装成普通人潜入其他国家进行活动的秘密谍报人员，无外交身份作掩护）组成的队伍，由经验丰富的前战略情报局官员“鲍勃”领导。
早在“二战”时期，鲍勃就潜入敌后从事秘密谍报工作。在中情局的历史上，他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一个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幕后英雄。由于身份特殊，他的这些战绩并未被公开表彰。
先遣队的目标是对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的情况进行勘察；如果可能的话，进一步确定人质的关押地点。他们还需要对大使馆周边的情况进行勘察，为救援直升机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以便在突击队员突袭成功后，将人质顺利送出德黑兰。市区降落地点的代号是“公交站一号”和“公交站二号”。此外，先遣队还需要建立通信系统，以便在敌方领土上与美国各部门保持交流畅通。
先遣队还需要对沙漠中任何潜在的降落地点进行勘察，而在最后突袭时使用的卡车，也由他们来准备。关于沙漠中的降落地点，虽然到时会通过卫星图像确定，但最终还是需要有人进行实地勘察。行动过程中将会涉及到“黑飞[1]”，由中情局的一名飞行员、一名副驾驶员以及美国空军的一名特种操作员执行这一任务。该任务将会在数月后执行，飞行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而且还要确定该地区没有任何雷达设施。在这架“双水獭”飞机降落后，空军特别操作员需要卸下一台小型摩托车，然后驾驶它收集该地区的土壤样本。在对土壤样本进行分析并最终确定该区域为降落地点后，技术服务办公室将面临众多任务，而其中之一就是设计红外着陆灯，以便飞行员通过红外护目镜确定跑道位置。
鉴于营救行动的计划仍在完善之中，而且公开外交手段已经失败，所以我和我在中情局的同事开始分析其他可以结束这一僵局的方式。在危机爆发初期，就秘密行动而言，除了为先遣队提供支持之外，我们并没有做太多的实质性工作。但这期间，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却浮现了出来，而且还不止一次。
11月9日，我的副手提姆·斯莫尔一大早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托尼，你有时间吗？”他问。
对提姆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行为，因为在上午的几个小时里，他通常处于一种连续工作状态——阅读电报并分派任务。他很少会打破这种常规，所以对于他的会谈要求，我自然同意了。
“昨天晚上在遛狗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说，“我不想说一些疯狂的事情，但你告诉我，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欺骗手段，制造沙赫已经离去的假象？”
这同前一天晚上凯伦告诉我的那个想法一模一样。她推测，如果是因为沙赫获准进入美国而导致人质被抓，那么如果沙赫离开美国或者死了，人质就可能会获释。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样一个想法，而且是从提姆那里听到的，所以感到非常奇妙。
他和我都知道，在批准沙赫进入美国接受治疗时，卡特曾被警告，此举可能会导致大使馆围攻事件再次发生。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驱逐了沙赫，我们或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间谍行动中，一个伟大的传统就是利用魔术、错误引导、幻象、欺骗和否认等手段来达到目的。特洛伊木马是一个典型的欺骗实例。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世界上践行欺骗艺术的众多领导人之一：同历史上的很多公众人物一样，他也拥有一个替身。在舞台魔术中，这被称作“错误引导”。在“二战”中，魔术师贾斯珀·马斯基林利用幻象原则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战场。他实际上是连续数夜“移动”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位置，导致纳粹错误地轰炸了一座空港。在诺曼底登陆中，英国的“护卫行动”也是一次非常精妙的欺骗行动。在英国另一地区的武装集结，使得纳粹误以为登陆行动会在加来发起。用丘吉尔的话说，这是“用谎言来护卫真相”。
我决定去试一下。出门穿过庭院，径直前往南楼。我走到二楼行动部门副负责人马特的办公室。他正忙于处理与人质危机事件相关的大量电报，对其进行批注及重点标记，然后放入待发箱中。
“托尼，有什么事吗？”他问，甚至连头都没抬起来。
我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建议，马特都会很快看出它的不足之处，而这也为他赢得了“最佳魔鬼代言人”的称号。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边说边往里走了几步，并顺手将门关上。
“当然，你要说什么？”他问，但仍没有抬头。
“如果我们制造沙赫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假象，那会怎样？”我说。
马特停了下来，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让沙赫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嗯，这个主意不错……”
在接下来的九十个小时里，该动议是美国政府唯一考虑的应对人质危机的方式。作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我迅速召集了一批专家对这一想法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伪装部门的提姆及多名成员，以及文件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既需要有经验的情报人员，也需要年轻人。在应对问题时，我更喜欢集思广益。
“如果我们在四十五分钟内拿不出一个行动时间表，那就放弃这个想法。”我说。
四十分钟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行动计划的大体框架。我通过保密电话联系了近东部门伊朗事务的负责人哈尔，告诉他我有一个想法。哈尔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个人，我们在德黑兰曾合作过，一起将伊朗特工“猛禽”安全护送出国。在那次行动期间以及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一直视他为朋友，一个靠得住的朋友。
“来吧！”他说。
三十分钟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他位于总部的办公室。走进办公室之后，他站起来告诉我说，我们一起去见鲍勃·麦吉。麦吉是近东部门的副主任，他又把电话打给了中情局的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几分钟之后，麦克马洪走进了麦吉的办公室。
“你们需要什么？”麦克马洪问。
“立即联系沙赫。”我说。
“我们不知道谁和他有联系，”他说，“但我们知道谁和他没有联系。”
“你们能够反过来想办法吗？”他问。
他的意思是，在不与沙赫接触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开展我们的计划。我告诉他说，能。
“不过，我们需要所有与他相关的资料——所有的记录，所有的照片，所有的一切。疤痕、文身、痣，以及尸检中可能会被查看的任何细节部位。”
说来也奇怪，就在这时，麦克马洪在麦吉的办公室里接到了得克萨斯亿万富翁H·罗斯·佩罗的电话。在伊朗革命初期，佩罗的两名雇员在一队前陆军突击队员的帮助下安全撤出伊朗。这些突击队员潜入伊朗之后，利用秘密陆上通道将雇员从该国护送至土耳其。
我们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可以听到佩罗嘈杂的声音。“是哪里出了问题？”他问道，“官僚主义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确保事情继续进行。是钱的问题吗？在这方面我也可以帮助你，直到你获得拨款为止。”
麦克马洪对佩罗打来的电话表示感谢，并告诉他说，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给他打电话的。放下电话后，他又加入了我们的讨论。
“托尼，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他说，“我会帮你去做。”
周六上午，我带领两名优秀的伪装和文件官员赶到了中情局的分析部门——情报副主任办公室，然后直奔里面的资料室。那里堆放着无数的报纸、照片、期刊和文件。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寻找任何有助于我们开展这一逆向工程的资料。
到中午时分，我们已经做好了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准备，即邀请一批情报官员对我们的主角进行面试。我们需要高层权威机构前往安全办公室的证章室审查所有中情局雇员的照片。当我们联系合适的人选时，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表示愿意在周末与我们一起加班。
在接下来的90个小时里，我们马不停蹄地工作，累了就把外套卷起来当枕头，躺在地板上睡一会儿。我们的好莱坞顾问、化妆大师“杰罗姆·卡罗维”（化名）也已在周日从洛杉矶飞了过来，同我们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在我们最终完成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欺骗方案。
但不幸的是，卡特总统在周五叫停了这一计划，因为他不想让人们看到他对伊朗人让步。而对于这样一个决定，我告诉他说，你将来会后悔的。
到11月底，虽然我们在伊朗的情报网络的重建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营救计划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五十三名美国外交官仍被扣押为人质，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也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不管怎么说，这只会让我们加倍努力。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相对于其他热点事件和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人质的营救上。然后，在12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国务院发来的一份标记为“紧急”的备忘录。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被抓获。在领事馆和另一栋建筑物内工作的六名美国人从大使馆成功地逃了出来，然后混入了德黑兰大街的人群中。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似乎是安全的，但充满敌意的伊朗人正在不断收缩搜捕范围，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被发现。
[1]未经登记的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