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计价观。Fehltham和Ohlosn（1995）提出了将股票价值与股东权益账面价值和未来盈利联系起来的股票估值模型，确立了会计账面数字在决定股票内在价值中的直接作用。
信息观和计价观的目的都是证明会计信息在股票计价方面的价值。如果证券市场有效，那么信息观和计价观的结果将完全一致。相对来说，计价观的理论对于投资者分析会计信息如何作用于股价从而判断会计信息的价值更为有效，尤其是在证券市场效率不高、实际股价与股票内在价值偏离较大的情况下。
会计信息对股票的定价作用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通过会计信息，投资者如果发现公司未来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或者上市公司内部人转移公司利润，他们会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其不满，这样直接导致股价下跌。会计信息通过市场对公司内部人予以约束，间接地保护了投资者。
（二）信息不对称与会计信息披露
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而且是不对称的，事前不对称与事后不对称分别引发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1.逆向选择
在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信息方面，投资者与公司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居于信息劣势。按照Akerlof（1970）的柠檬市场理论，投资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只愿意根据公司平均经营水平来确定股票价格。这样，实际经营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便会因股价不合意而退出股票市场另觅筹资渠道。实际经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公司则乐于留在该市场进行筹资。而投资者获得这一经营状况分布及其概率后，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业绩相对较好的公司也相继退出股市。恶性循环的结果便是股票市场只留下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这样，信息不对称最终会抑制资金流向优质公司，相反却流向劣质公司，出现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
会计信息的存在则可以改变信息不对称状态。在面对投资者出价时，业绩非常好的企业可以不选择退出，而是主动向投资者披露会计信息，充分展现自己的卓尔不群，从而能以更加合理的价格（高于平均价格）筹集资金。经营状况较好或中等的企业也自然不愿将自己混同于劣质公司而也会选择披露自身会计信息。这个过程不断良性循环，其结果便是只剩下一家经营状况最差的公司未予披露。显然，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使得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免受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外部效应，这是公司主动披露会计信息的根本动力。
2.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双方在订立契约后，委托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受托方的行为，而后者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会侵害前者的利益。在股份有限公司中，道德风险问题无法回避。为缓解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除了建立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还可以考虑一些相关的市场制约机制。
（1）公司控制权市场
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企业间的并购时有发生。如果经理人存在败德行为而使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相对于同行业其他公司或者整个市场来说，股价将会下跌，而这样并购成本就会降低，接管方会同时获得两方面的利益：其一，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经理职位；其二，可以获取更高的重组价值。一旦接管成功，接管方通过有效的重组可以大大提高公司经营效率、提高股价，进而提高接管方的财富。而企业一旦被接管，原经理人员很可能会被解雇，即使勉强留下也已经前途渺茫。因此，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使得经理人自我约束，努力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2）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的存在对企业经理人也形成一种制约。其一，企业内部经理人员之间存在互相监督的机制。高层经理人会评价下层经理人的工作并决定解雇或降职，而下层经理人也在寻找机会获得提升。其二，经理人市场可以根据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来调整薪酬以进行有效激励。
由此可见，在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上，公司控制权市场与经理人市场的存在会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两个市场的有效运作离不开会计信息披露。如果没有会计信息披露，并购价格便无法确定，甚至并购目标都难以选择，公司控制权市场将形同虚设。没有会计信息披露，经理人市场将无法准确评价每位经理人的价值，有可能陷入“劣币驱除良币”的困境。
（三）会计信息披露中的两种错误观点
会计准则的目标是：通过可靠信息的公平披露，借助会计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和定价功能与公司治理功能，为投资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使之做出恰当的投资决策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信息拥有量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差别使得投资者分化为两个群体：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问题上，从公平角度看，应更多地照顾拥有较少信息的中小投资者；从效率角度看，保护拥有更多信息和更强信息处理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的合理利益可以有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经济决策，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稀缺资源。信息披露方面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就此展现。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需要澄清。
1.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别不能视为不公平
该观点的理由是：如果投资者愿意获得某种信息，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获得，直到搜寻信息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从而他获得最大收益为止。但是，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忽略了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规模效益。信息规模效益是指随着信息规模的增加，单位规模的信息成本会下降而单位信息的预期收益不变，其结果便是信息预期总收益不断增加。对于小规模投资者来说，单独搜寻信息是不经济的，于是大规模信息的制造者或使用者实行信息垄断便成为证券市场上的常态。实证结果表明，资金雄厚的投资者所获收益远远高于资金规模小的投资者（Lev，1998）。因此，这种表面公平的背后其实依然是不公平。
2.中小投资者不需要额外保护
该观点认为，中小投资者至少拥有三种方式来保护自己：（1）减少与拥有更多信息的投资者进行交易，只买卖那些风险已经足够分散的证券组合并长期持有；（2）认定拥有较多信息的投资者，并通过多种法律手段防止这些人交易其所拥有的证券；（3）极端情况下，退出某种证券或者完全退出证券市场。很显然，这几种方式都是值得商榷的（黄伟华，1998）：（1）长期持有证券组合会使得投资者无法根据环境变化而及时调整，丧失可能的收益；（2）很多企业采用股票报酬或股票期权的方式激励其管理人员，如果禁止公司管理层交易本公司股票，其激励作用将大打折扣；（3）大量中小投资者退出某只股票的交易甚至完全退出市场，会导致证券市场资金分配及风险分散机制的丧失。由此可见，上述所谓的几种防护措施，不仅对于中小投资者，而且对其他投资者，甚至对整个证券市场，成本都是极其高昂的。
二、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信息披露诚为必需，但是究竟以何种方式更有恰当和有效，是企业自愿披露更好还是政府强制为佳呢？对此，各方观点迥异。
（一）主张信息披露监管的理由：市场失灵
前面所讲的都是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投资者保护，但市场机制并非万能，它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是指市场的产品不同于假定的社会最佳数量，即存在供给不足或过剩。对会计信息披露来说，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供给不足。市场失灵的主要成因包括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与信息不对称，而对于会计信息披露来说，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物品与外部性。
1.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的两个主要特征是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公共物品若由私人提供，则往往会面临收费困难，成本补偿无法实现，无法将正的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容易造成供给不足。
对于会计信息是否属于公共物品，学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一些学者虽然认为会计信息是公共物品或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但同时也认为，它与一般公共物品的成本由政府承担不同，股份公司的会计信息的成本由股东承担。对于大股东来说，披露的成本与收益是不对应的，因为他们承担了大部分的披露成本（另外的小部分由小股东承担），但却并没有获得增量披露收益（即使没有信息披露，大股东作为公司的内部人也能获得所需会计信息），于是大股东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就会缺乏提供会计信息的动力，从而形成会计信息供给不足。
2.外部性
众所周知，社会最佳供应量只有在产品价格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才会存在，而每一个体只有在私人边际收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时才会停止生产。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私人边际收益小于其社会边际收益，存在正的外部性，会计信息供给就会不足。按照Foster（1980）的提法，会计信息披露导致的外部效应可以分为两类：信息披露时间引发的外部性和信息披露内容引发的外部性。前者是指，不同企业披露时间有先后之分，与先披露的企业相比，后披露的企业的股价调整幅度更小。后者是指，一家公司披露的信息通常会影响其他公司的股价及其后的生产、投资等相关决策。披露（或者是先披露）企业承担了信息披露的全部成本（包括加工、鉴证、披露成本），现实与潜在的竞争者从中受益而不付费，这导致信息提供者在提供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动力不足。
公共产品与外部性问题相互联系，往往带来正的外部性，从而加剧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解决供给不足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公司与每一位投资者作为市场供需双方签订私人契约。而这意味着公司会就某一问题与无数投资者进行重复谈判，其资源浪费无疑是惊人的。并且，所订私人契约也容易因为不同投资者的出价不同有所不同，形成会计信息供给的差别性（或说歧视性），引发内幕交易，破坏股票市场的公平。其二，公司与投资者联盟进行缔约。但这也会出现类似搭便车、组织成本、执行成本、成本分摊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难以克服，投资者将会更倾向于进行私人信息搜寻、获取内幕交易等方式。
为了更合理有效地解决供给不足问题，就需要救助于信息披露监管，由监管机构制定出一份有关信息披露的公共契约，并依靠强制力保证实施。
（二）反对信息披露监管的理由：监管低效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着自由经济与政府干预的论争。亚当·斯密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后，自由主义理论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按照斯密的理论，政府无需也不能干预经济，而只能作为个人财产和国家安全的“守夜人”，由“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走向了历史前台，并构成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思想与凯恩斯主义是相契合的。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又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并非全能，于是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政府干预政策，形成了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回归，会计界人士也开始反思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
斯蒂格勒（Stigler，1964）认为，SEC关于发行股票的规定对出售给公众的新证券质量无重要影响，强制性会计披露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实际利益。如果再考虑到监管成本，SEC监管政策的合理性便值得怀疑。同时他也认为，监管的一个主要效果是较为排斥那些风险和报酬都较高的新公司上市筹资。
斯蒂格勒更多地着眼于披露监管的效益，而Chow（1983）则从成本角度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认为，有证据表明信息监管增加了企业个别成本以及社会成本（如SEC所耗费的各种资源），而几乎不存在有效益的证据。
（三）对自愿披露的质疑：市场有效性不足与契约不完全
既然会计信息披露必不可少，而强制性披露又似乎效益有限，那么自愿披露是否可以作为反对会计信息监管的有力武器呢？企业自愿进行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但很多学者对这两个理论成立的前提表示了质疑。
1.有效市场很难达至
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都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前提。在代理理论下，存在违背股东利益行为的经营者之所以依然会向所有者提交经过独立审计的会计报告，是因为在有效市场中，即使经营者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投资者也会受到保护。信号传递理论也是以有效市场的信息竞争为前提。在多种竞争性的信息渠道中，投资者终究会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与投资风险。经营者既然无法利用会计手段进行欺诈，还不如进行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以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
然而，强式有效市场的存在需要严格的条件，包括：市场完全竞争；资金无障碍流动；信息成本足够小；所有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理性。但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交易成本、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内幕交易的普遍存在使得这些完美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得到满足，于是代理成本和信号理论所推导的企业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也是有限的。相反，在不完美市场中，正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实施才让信息更多、更快、更准确地反映到价格当中。“在尚未达到有效的现实市场中，强制性会计信息反而是实现有效市场的途径”（潘立新，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