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10月29日，包玉刚捐赠2000万美元兴建的宁波大学奠基。邓小平为宁波大学题写校名，代总理万里出席奠基典礼。
1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又以“国阅〔1985〕80号文件”，下发了《关于加快宁波经济开发问题会议纪要》。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谷牧任组长，包玉刚为顾问，国务院10个部委办主要官员为小组成员。国务院为一个城市的开发专门设立如此重量级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是前所未有的。
有了包玉刚及“国务院协调小组”两台功率强大的“超级发动机”的推进，此后数年，宁波开放与开发速度大大加快：1987年2月，宁波跻身计划单列城市之列；民用栎社机场通航；杭甬高速公路动工；北仑深水良港启动，并迅速崛起为年吞吐集装箱900万标箱、吞吐货物总量超3亿吨，居世界第四的“东方大港”。
在家乡建一座特大型的北仑钢铁厂，是包玉刚一个未圆的梦。
1978年，距离宁波100多公里的上海宝山钢铁厂已经开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第三次从国外大规模引进22个项目，而宝钢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其一、二期工程总投资达301.7亿元人民币，计划年产钢、铁各600万吨。但包玉刚认为，宝钢每年要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国进口1000万吨铁矿石，运输是个大问题，转运成本过高。而宁波有停泊30万吨巨轮的北仑深水港，“不建钢铁厂真是可惜”！
邓小平对这一提议表示了支持。经包玉刚大力撮合，1985年，以英国戴维·麦基公司为首，由英国、联邦德国10家设备制造、工程承包公司及香港汇丰银行，共同组成了“宁波工程欧洲财团”。1986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期间，中方与“欧洲财团”签订了《宁波北仑钢铁厂意向备忘录》。最初的设想是以引进外资为主，建成规模年产300万吨成品钢材的北仑钢铁厂。但中欧双方就合资比例一直未达成共识，两年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最终搁浅。邓小平表示：“实在不行，就不要勉强了。”
由于包玉刚的坚持，北仑钢铁厂还有过一个年产60万吨中型规模的替代方案。1988年，在召开六次会议后，“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撤销。“钢铁梦”亦随之无疾而终。
1991年9月23日清晨，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包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辞世，时年73岁。葬礼上，邓小平给这位“宁波开放大使”敬送了花圈，落款为“生前友好”。
邓小平与包玉刚以开放的中国为纽带的“特殊友谊”，使“宁波帮”与宁波的开放开发迅速浮出水面。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共有30多万人，仅香港一地就达17万人，除包玉刚，还有邵逸夫、董浩云和董建华父子、曹光彪、应昌期、王宽诚等，商界名流如云。统计显示，近30年，“宁波帮”在家乡的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公益性捐赠就达10多亿元，其中，邵逸夫在宁波及中国各地的捐赠总额超过30亿元。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20年内，“宁波帮”在家乡的实业性投资却很少。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面对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急迫课题，整个浙江均呈现出与宁波同样的窘境。
1980年7月，浙江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与香港地区合资的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开建。但此后多年，外资引进仍是浙江难以言说的“短腿”。包括“宁波帮”在内，海外浙江籍人士约100万，侨乡主要集中于宁波、温州两地。血浓于水的乡情，并不能代替理性的商业行为。国家投资长期严重不足，造成了浙江的基础设施极为匮乏。“车轮跳、浙江到”一直让浙江人在外商面前羞愧难当；同样，由于国家投资不足，浙江遍地开花的乡村工业起点极低，与外资对接的产业及技术门槛一时难以逾越。
不妨让我们放眼对比。
广东毗邻港澳，巨大的地理优势令其他省区只能望其项背。加上中央率先开放政策的强力助推，使得珠三角在20世纪80年代即进入外资开发起飞期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
再看江苏南部，地处富庶江南，水陆交通便捷。改革开放之初，社队集体企业积累深厚，与上海的经济技术互动颇有渊源。90年代后半期，苏南从乡镇集体经济中迅速华丽转身，外资大引进、产业大升级，当属水到渠成。
这一切，对于山清水秀却地瘠人贫的浙江来说，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
这也同样决定了，在改革开放起步的很长时期内，浙江人只能从市场、所有制以及精神力量等领域率先破题，以大胆改革蓄积可贵的内源性发展动力。这是一条从侧翼杀出的血路。
改革与外资开发比翼高飞，在浙江大抵是2000年之后的事。
【浙江改革史档案一】
步鑫生的“忏悔”
在步鑫生当年掀起的种种改革风暴中，最具摧毁力的无疑是“赵荣华事件”。具体缘由及过程，本章“‘偶像’步鑫生”一节已有详细描述。步鑫生性格的暴烈及由此引发的对赵荣华的深深伤害，令人叹息。
意料之外的是，步鑫生与赵荣华，两个反目成仇的人，20年后却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交集。
2003年10月10日，《海盐日报》全文刊出了步鑫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和荣华》。这位当年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大幕的人，向20年前被“严肃处理”的赵荣华吐露了深藏在他心中的“忏悔”：
我在外地有时静下来，会想到他（赵荣华），这种回忆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内疚甚至痛心的一面。很明显，当时衬衫总厂职工有目共睹，衬衫总厂能够有较好的业绩，其中赵荣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夫妻俩被打击，以致身处逆境，全在我个人的错误决断。虽已时过境迁，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抹不去，每每想到一个人遭遇不公正处理后的那种心情，愧疚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成了平生的一大憾事。
这篇回忆文章刊发前，已经发生过许多事。
1984年冬，背负着巨大的屈辱，工会原主席赵荣华悄然离开了他工作8年的工厂。在距离武原镇西南大约20公里的古镇澉浦，属牛的赵荣华与4位朋友合伙，每人拿出5000元，租用几间生产队废弃的仓库，办起了海盐县特种纤维织造厂。宁折不弯的牛脾气，使赵荣华的厂子越办越红火。
4年后的1988年，赵荣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他听到了一段步鑫生自嘲的语录：“1988年事情多，火车相撞、飞机坠毁、闹洪灾，还有就是——我被免职了。”
从狂躁中冷静下来的生死冤家开始反思。1990年，两人在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分别表露以下心声。
步鑫生：“那是我的错，我的脾气不好。现在想来，那时的做法有点过分了。”
赵荣华：“先生这个人，说真的，他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至于对我的处理，不是我们两个人有什么成见。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他刚愎自用的性格造成的。”
有了这样的自我解剖，之后出现的一幕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2001年5月25日，从天津出差回来的赵荣华刚刚在上海浦东机场走下舷梯，手机响了，传来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步鑫生的声音。他说他人已经到了海盐，很想与赵荣华会面。赵荣华欣然应允。
见面后，两人紧紧握手，良久无言。
次日上午，步鑫生来到赵荣华厂里。2万多平方米厂房，200多名员工，5000万元年产值，一向滔滔不绝的步鑫生沉默了。临走，他喃喃自语：“你是我们衬衫总厂出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
此后，步鑫生多次回到海盐，与赵荣华有过多次的长谈。敞开心扉的笑容，在两个男人的脸上绽放。
一封可以说是写给自己的“忏悔信”，终结了跨越20年的恩怨。
事实上，步鑫生与赵荣华的恩怨并不仅仅是在两个男人之间。中国改革是从一个天一样大的“破”字艰难起步的。面对冰冻三千尺的旧观念、旧思维、旧体制，改革的确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大无畏的手段。步鑫生恰是那把破题所需的无比锋利的刀。
在改革披荆斩棘、不断奋进的欢呼声背后，必然会有茫然失措的惶恐，会有痛，会有泪，甚至会有血。我们知道，为了收获，我们必须学习忍耐。
但我们更有必要关切地询问，什么是改革的结果？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标准，肯定不能只是冰冷的数字、累累的财富。普遍富足之上的身心的和谐，才是我们改革急行军最终应该到达的彼岸。
步鑫生的“忏悔”，让我们触摸到了他内心深处依旧保存的最柔软的部分。这足以让人倍感欣慰。
【浙江改革史档案二】
“小省”浙江
称浙江为“小省”名副其实。全省陆域面积仅10.18万平方公里，在全国仅仅大于宁夏、台湾、海南，居倒数第4位。
就改革发展的角度而言，影响浙江的“小省”因素至少还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是“资源小省”。
浙江的煤炭、原油、铁矿石以及金属矿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据《管理世界》杂志刊载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一文分析，我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指数，以全国平均数为100计，浙江的具体数值是：水资源89.6，能源0.5，可利用土地40，耕地和气候117.2。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为11.5，即只有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再看社会资源，状况亦不乐观。社会资源主要有劳动力资源、科技资源、教育资源、城镇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等。据上述研究报告，浙江的社会资源在全国居第16位，处中等偏下水平。其中劳动力资源中的文化程度，在全国仅居第20位。
其次是“国有投资小省”。
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投资所具有的乘数效应不言而喻。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动员、组织各种资源进行投资的主体，其重点无疑是重工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浙江地处所谓海防前线，又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原材料支撑，注定将失去国家投资的青睐。因此，很不幸，浙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财政投入最少、人均获得国有投资也最少的省份。
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显示，1952—1980年，浙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34.02亿元，仅占全国同期投资总额的1.56%，远低于1978年时浙江人口占全国3.9%、生产总值占3.42%的比重。1953—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为77亿元，人均410元，相当于同期全国人均水平的一半。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这一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1979—1992年，浙江总计国有单位投资人均为1723元，是全国人均水平的3/4，列各省市区的第22位。
于是，浙江改革前行的华山险道，只能依靠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制度变革的力量。最终，浙江成功了。
“资源小省”兼“国有投资小省”，这是浙江的不幸。从某种意义来看，又是浙江的“大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