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代表作《第三次浪潮》在我国可谓风靡一时，同时还播放了一部托夫勒关于第三次浪潮和信息革命的讲演录相。托夫勒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从历史和世界的维度，介绍科技革命、信息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但在其结束语中他却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时代浪潮的形成，关键不在于科技，而在于制度。先进技术是生产能力长期提高的基础，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则是基础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在资本、技术、劳动力上的差异，最基本的差异是制度。
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胁迫下，中日两国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日本革新派从一开始就摆正位置，将此作为自己弃旧图新、迎头赶上的历史机遇，找准了与欧美诸强的差距，力避简单模仿和闭门造车，不仅考察了欧美诸强的硬实力如坚船利炮，而且更深刻地研究了其软实力如经济、政治制度，在全面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文明成果后，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建立了新的经济、政治制度，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迅速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成为唯一一个挤入帝国主义行列，靠侵略扩张在自己的国土外建立殖民地的亚洲国家。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发生，同样也是以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为背景，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但中国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仅仅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在不触动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企图依靠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来求得“自强”，结果是事与愿违，不仅未能使中国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而且不得不再次吞咽失败的苦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不可或缺的是先进制度，是适宜的激励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安排。
“1949年以前，我国体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虽曾表示过对体育的重视，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完全靠体育界人士苦苦支撑，惨淡经营，乃至于1948年赴英国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靠海外华侨的接济才得以返回祖国。体育工作与从事体育的人被社会轻视。”【1】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体育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49年，在《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发展国民体育”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有“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内容。标志着我国体育发展进入法制化阶段的《体育法》明确规定：国家促进竞技体育发展，鼓励运动员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体育竞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争取荣誉。国家鼓励、支持开展业余体育训练，培养优秀的体育后备人才。进入新世纪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2年联合下发的8号文件要求：制定新时期的奥运争光计划。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明确中央和地方发展竞技体育的责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把全国的体育资源更好地整合起来。
显而易见，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和关键，是推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决定因素。
制度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的、有一定强制性的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2】
制度分为三个层次：
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
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指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3】。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
体制制度属中观层次，可以是某些社会分系统方面的制度，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体育体制等，也可以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整体意义上的组织制度，如领导体制、学校体制等。
具体制度属微观层次，是指要求成员共同遵守、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学习制度等【4】。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宏观层次和中观层次。
框架是指在建筑工程中，由梁或屋架和柱联结而成的结构【5】。制度框架即制度结构。社会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被称为制度结构。正式的制度如宪法、法律与规定等；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则是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