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越南胡志明市（西贡）的街头，试图寻找一个老人的遗迹。
在越南最后一个朝代阮朝建立之初，这位老人曾经被开国的君主隆重地埋在胡志明市的教堂里，感谢他为越南做过的一切。但1983年，越南政府挖掘并拆除了百多禄的坟墓，他的遗骨骨灰被送回了法国安葬。从此，老人和他所深爱的越南永别了。
如今的越南已经度过了愤怒的时代，重新改革开放，拥抱了来自西方的客人。当我在越南老街（Lao Cai）过境的时候，曾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壁画。在壁画的一边是与美国和法国“敌人”作战的越南儿女，相信中国人对于那种宣传画的造型都不陌生，越南人的英勇、外国人的狼狈相都被夸张地表现了出来；而在壁画的另一边，则表现了大度和好客的越南人，他们在欢迎着西装革履的外国“友人”们。这里，“友人”和“敌人”如何划分，或许只是时间的区别，就如同我小时候曾经相信，1978年之后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之前的外国人都是坏蛋一样。
我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指望着好客的越南人能够为那位老人留下一点纪念，以证明他在这里生存过。然而，仍然什么都找不到。
越南人有用人物命名街道的习惯，可我只找到一条叫作巴斯德（Duong Pasteur）的街道。这条双车道的小街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它的两侧却有着几个重要的博物馆和古迹，这里已经是老城的核心地区。由于越南有研究细菌和免疫的巴斯德学院分所，作为细菌学鼻祖的路易·巴斯德大概是越南唯一能接受的西方人。
至于曾经帮助他们建立最后一轮王权的传教士百多禄，大概由于现在的越南恰好是从阮朝的手中夺取的政权，帮助阮朝的传教士是没有翻身的希望了。
关于百多禄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下面的一个场景展开，这是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幕——
1787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还有两年时光。那时的法国由于前两代国王的挥霍，政府已经接近于破产的边缘。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想不到会发生革命，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还不知道自己在几年后会被送上断头台，法国的宫廷仍然是世界各国效仿的榜样，处处是莺歌燕舞、美女如云，上流社会的生活仍然仿佛在天堂漫步。即便英国再强大，神圣罗马帝国再广阔，但要论及奢华和潮流，还是要首推法国宫廷。
这一年，法国宫廷出了个热门的新闻，一位从远东印度支那来的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越南阮朝的皇太子阮福景。一位来自亚洲的孩子！一位皇位继承人！这样噱头足以让爱好新奇的法兰西贵族感到动心，并纷纷向路易十六推荐。当说的人多了，路易十六终于动了心，于是，阮福景成了凡尔赛宫里的贵宾。
这是东方王朝和西方王朝相遇的时刻，西方的君主见证了东方的王位继承人，或者东方的王子请求西方最有权势君主的帮助，这样的题材总是能引起法国那些阿谀奉承的上流人士的极大兴趣。
他们还津津乐道于越南王子艰辛的旅程：早在两年前，5岁的太子就跟随法国的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乘船去了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儿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殖民地待了一年多之后，他们才离开了印度，又经过了半年的旅行，最后到达了巴黎。
在巴黎，已经7岁的阮福景享受着人们的恭维和揶揄。一位理发师专门设计了一种发型，名字就叫“交趾支那王子”，交趾支那（Cochinchine）是法国人对越南南部的称呼。宫廷画师为他画了肖像，这幅画一直保存至今，在画里，太子长了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他不像一个7岁的孩子，仿佛像一个沉思的东方智者。他还成了法国王太子的玩伴，两人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另有一番景象：就在巴黎人为一个来自越南的太子疯狂时，百多禄却主持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在秘密的会议室里，他代表太子的父亲阮福映签署了一份法越协定，即《法越凡尔赛条约》，规定法国人出兵帮助阮福映进军西山朝，而阮福映则答应割让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和南部的昆仑岛给法国。
岘港曾经是古代占婆国的核心地带，如今已经成了南北两个三角洲的连接部，拥有着极高的战略地位。
正是依靠着这次谈判，百多禄这个法国传教士才走入了我们的视野。对于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而言，百多禄可以说是开国第一元勋。依靠一个法国人帮助越南人立国，这也是在殖民航海时代才会有的奇迹。
关于百多禄对阮朝的贡献，跟随他一起去法国的越南太子阮福景的评价或许最接近事实。当百多禄死后，他哀叹说：
“唉！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亲密，甚至在战争和苦难中也始终在一起……你为了恢复安南的命运而奉献了自己，作为一个完美的战略家，你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打败了敌人。我们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习俗，但我们的心却是一样的，并由最强烈的友谊团结在一起。”
百多禄1741年生于法国，当时的法国经过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挥霍，已经在走下坡路，却又保持着老大帝国的尊严。作为宗教国家，法国最好的职业是教士，百多禄也曾经在学校里受过传教的训练，并在24岁时离开法国前往亚洲。
在印度的本地治里、泰国的阿瑜陀耶、中国的澳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不过他真正的归属地是越南，在越南最南端靠近柬埔寨的海边小镇河仙，百多禄成了圣约瑟夫神学院的校长。
这个学院曾经位于泰国当时的首都阿瑜陀耶，但缅甸贡榜王朝焚毁了阿瑜陀耶之后，学院就迁往了河仙镇[32]。
河仙镇这个由中国移民后代建立的城市当时正由一位深受爱戴的中国后裔莫天赐进行统治。1768年，由于泰国国王控告学院收留流亡的王子，莫天赐把学院的传教士，包括百多禄用枷铐住，关了三个月。之后，学院又经历了一次海盗的袭击，一部分学员被杀死，学校被焚毁，百多禄撤回了印度本地治里的法国人辖区。但他不甘心传教失败，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他在1775年初又回到了河仙镇继续他的传教事业，但进展不大。
这时，百多禄突然开始走运了。他的走运来自于一位逃亡的王子。
百多禄在河仙镇传教的时候，越南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山朝已经将南部的割据政权阮氏推翻，阮氏的残余势力几乎彻底被摧毁，只有一个叫作阮福映的王子逃了出来。
1777年，只有十几岁的王子逃到了陆地的最南端，在河仙镇的神学院避难，此刻的百多禄已经有36岁，他已经见过了太多的世事烟云，经历了太多的失败，他终于明白，如果要想在传教上取得成功，必须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得到统治者支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自己扶持一个统治者。
法国的传教士和逃亡的王子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改写越南历史的日子在逐渐接近。
王子来到后，西山大军也尾随而至，阮福映和百多禄战败，他们被迫退到了富国岛，从富国岛被赶走后，顺着一连串的岛屿进入了泰国，最后到达了曼谷。
这时的泰国刚刚复国不久，阿瑜陀耶王朝已经变成了新的曼谷王朝。在这里，阮福映和百多禄利用水军进攻越南的西山军，又遭遇了失败。于是，他们在曼谷待了下来，成了流亡者。
在阮福映最困难的日子里，百多禄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替他出谋划策。由于他的背景，百多禄认定王子只有获得法国的支持，才能够获得必要的武装重返越南。于是，传教士带上了阮福映5岁的儿子、流亡太子阮福景前往法国的殖民地、位于印度的本地治里，那里是法国在亚洲的大本营。
年幼的太子就这样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全球之旅。他离故国和亲人越来越远，在小小年纪就背上了父辈们沉重的期望。
实际上，他也背负着历史学家的期望。历史学家设想，当这位到过法国、与传教士情同父子的小太子登基后，会采取开明的政策，扭转历史的车辙，将越南拉出传统的泥沼，向西方看齐。他或许能采取西方的制度、教育和科技，避免越南成为西方要的殖民地。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将如同日本的明治天皇、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帝一样名垂史册。
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本地治里，希望说服那儿的法国人帮助阮福映。但法国在本地治里的总督目光只在印度，对于东南亚那一连串混乱的国家不感兴趣。在经过长久的滞留之后，传教士百多禄认定，只有亲自前往巴黎，说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才有可能得到必需的支持，于是年幼的太子跟随着自己的导师坐船去了更加遥远的巴黎。
法国人为了这位长相俊美的太子如痴如醉，大大小小的酒会、一次次的会见，都成了年幼太子最珍贵的回忆。然而对越南最重要的，却是百多禄代表阮氏与法国人签订的法越条约。
法国人支持百多禄，是因为他们被传教士的观点说动了，百多禄告诉他们支持一位国王的重要性：能够在东南亚地理条件最好的国家取得优势地位，并乘机控制中国南部的大片海域，最终达到称霸东南亚的目的。
然而，两个国家后来对《法越凡尔赛条约》又有着不同的解读，按照法国的观点，如果没有法国的支持，就没有阮朝的出现。法国的帮助包括提供了两艘战舰以及不少雇佣兵，并提供了最先进的武器和科技。而越南却由于要割让土地而不悦，加上法国由于碰到大革命，提供的帮助打了不少折扣，很多帮助都是靠百多禄不停奔波从私人那儿争取到的，不是法国政府提供的，所以越南人感激百多禄，却并不感激法国人。
但不管怎样，当越南太子又坐上摇摇晃晃的船只，踏上漫漫归途的时候，拥有西方武器和训练装备的阮福映终于有了再次与西山军对决的资本。
此刻，掌握越南的西山政权已经处于内乱之中，西山阮氏兄弟已经互相开战，并且分成了三块：在北面是阮惠和他的后代控制的河内；中间是阮岳控制的地域，定都于归仁；而最南端是阮侣镇守的嘉定（也就是后来的西贡，胡志明市）。
在阮福映进攻的时候，三兄弟中最能干的弟弟阮惠正在北方处理与中国的问题，最无能的阮侣却直面阮福映的军队，这一点成了阮福映的机会。
百多禄回来之前，依靠葡萄牙人（也是在百多禄帮助下与阮氏结盟）的帮助，阮福映已经取得了嘉定，并逼走了阮侣，不久后，阮侣死去。
到1792年，西山兄弟中最年轻的阮惠也死了，这时阮福映决定向北进攻。然而，在围困阮岳的首都归仁时，他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阮惠儿子的军队赶来帮助大伯，并解了归仁之围。当阮福映撤退后，北方军队乘机占领了归仁，把归仁并入了北方，三兄弟中的大哥阮岳也气死了。
这样，越南的国境内只剩下了北方的河内政权和南方的阮福映。
阮福映第二次攻打归仁是在1797年，第三次在1798年，直到1799年，他才攻克了这个最坚固的堡垒。不过这时已经是百多禄的末日了，这位年近六旬的传教士把自己的半生都献给了越南阮朝，他忠诚地履行了对阮福映的诺言，并待太子阮福景如同自己的儿子。他在归仁城中死于痢疾，死后极尽哀荣，并被埋葬在胡志明市。
他虽然死去，却将越南这个地方介绍给了法国人，并扩大了法国在越南的影响力。法国人因为他了解了越南这个偏远的国度，以至于到了后来，追寻全球殖民地的过程中把阮朝变成了傀儡。但我们不能说百多禄就是殖民主义者，他是一个带着功利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完成传教任务不择手段，却又有着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军事技巧。他从客观上造成了越南变成殖民地，但这却并非是他的主观意愿。
1983年，改朝换代的越南再也不想容忍这个傲慢的传教士，将他的尸骨从坟墓中掘出，焚烧后送回了法国。于是，他离开了曾经为之奋斗的第二故乡。
据说，随着越南的改革开放，百多禄又在逐渐恢复着名声，从魔鬼再次变回了朋友。只是，死去已经有200多年的传教士已经不会再为自己辩护了。
传教士的死亡还对另一个人形成了深深的伤害，那就是跟随他去巴黎的太子阮福景。小太子悲痛欲绝，两年后，这个不到21岁的小太子就染天花去世了[33]，阮朝的皇位被他的弟弟继承。
小太子的死亡或许才是越南和阮朝最大的损失，在整个阮氏王朝中，从来没有另一个人如此了解西方，并从心理上接纳西方的政治和技术。人们不禁猜测，如果他继承了王位，阮朝也许不会像后来那样走向闭关锁国，将外国势力全部清除，它会走一条更加温和的道路，同时将越南变成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如果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殖民地的越南，也不会有后来的越南战争，越南将成为东南亚的稳定剂，数千万的人口可以免于灾难。
但这一切都是不容假设的，小太子在刚成年时就死去了，他的欧洲经验随着他进入了地下，再也派不上用处。那位法国传教士老人一生培育的最珍贵花朵还没有盛开就凋谢了。
如今的顺化还保留着阮朝的王城，这里见证了阮朝第一位皇帝阮福映（嘉隆帝）的登基，也见证了最后一位皇帝保大（阮福日典）的逊位，这里保存着完整的皇城，以及几位阮朝皇帝的陵墓。
我曾经骑自行车寻找着任何能和景太子（阮福景）联系在一起的古迹，但我却只看到了顺化巍峨的黄色城墙，以及滔滔的香江水。
我去寻找嘉隆帝的陵墓，却被告知嘉隆陵在江的另一侧，需要搭船过去，然而由于游客稀少，船不好找，我只能作罢。
遥望嘉隆陵所在的对岸，黄色江水的另一侧一片郁郁葱葱，即便是在河的此岸，那绿色的小道也把这里的打扮得精致如同仙境一般。
1802年，阮福映登基做了皇帝，定都顺化，并逐渐横扫了西山的残余势力，越南的末代王朝登场了。
我还去寻找明命帝的陵墓，明命帝是景太子的弟弟，正是他重新把越南的竹帘拉上，开始了另一段锁国的历程。绍治帝、嗣德帝、同庆帝、成泰帝、启定帝的陵墓都在，缺少的却是最可能将越南带出千年轨道的那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