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把他带上来后，就问他是否鼓动韩信叛汉自立，蒯彻承认得很痛快，他说：“对，我的确这样做过。可惜他当时不听我的计策，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如果他要用了我的计策，皇上哪能杀掉他呢？”刘邦听后，气得发抖，下令把蒯彻烹死，蒯彻显得很害怕，连声高呼“冤枉”。刘邦问：“你教唆韩信谋反，有什么冤枉？”蒯彻回答说：“当初秦朝实行暴政，天下的英雄都起来反对。这就好像秦朝丢了一只鹿，天下英雄都抢着捕捉，谁跑得快，本事大，谁就能逮住它。那时候，天下的人并不知道陛下能当皇帝，都是各为其主。我也是一样，只知道韩信，不知道陛下。这能责怪我吗？况且，天下想当皇帝的人很多，只是力量不足罢了。难道陛下能把他们都烹死吗？如果只是因为我过去忠于自己的主人，就被杀死，天下的人会怎样看待陛下呢？”刘邦听了以后，仔细一想，倒也有理，于是赦免了蒯彻的死罪。
蒯彻的话说得很巧妙。它的表层意思是说，在刘邦当皇帝之前，忠于自己的旧主人是无可非议的，而包含在其中的潜台词则是，如果新主人一旦取代旧主人之后，也可以从自己那里得到同样的忠诚。这正是刘邦在当皇帝之后要求臣民做到的。转危为安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不怕死。其实，面对危机，怕死不见得不死，而不怕死者倒未见就死。像三国时的白门楼，怕死的吕布没逃过死，而不怕死的张辽反倒被曹操亲解其缚活了下来。关键是在危险来临之际怎样选择好应变的方法，如不分轻重缓急，一味地硬充好汉，有些时候免不了是自己迫使对方杀死自己。如古时有一大臣，因劝谏皇帝而被处杀头之罪，可是皇帝毕竟是在气头上，虽然下了杀头之令，但反复一想又觉得有些过重了，然而碍于面子他又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命令武士把这位大臣再押回来，问其可否认罪。按说，这位大臣应该借坡下驴了。可是这位大臣不但不见好就收，反而更加以此为理，固执己见，最终迫使皇帝不得不杀了他。为什么？因为箭在弦上，是这位大臣自己把自己的退路给堵死了。
春秋时期一位名叫沮卫的使者，曾使用相反应对的技巧，救了自己的命。有一年，楚国攻打吴国，吴国势单力弱，吴王派沮卫给楚军送一份厚礼，顺便了解一点军情。谁知沮卫给楚兵抓住了，把他绑得紧紧的，说要杀了他，拿来衅鼓（杀牲口，用血涂在新鼓上的缝隙）。
面对死神，沮卫不慌不忙，面无惧色。楚将惊奇地问他：“你出发前占卜过吗？”
“占卜过的。”
楚将望着被五花大绑的沮卫，洋洋得意地问道：“吉凶如何？”
“大吉。”沮卫回答。
楚将高声大笑：“如今就要杀掉你了，还有什么大吉啊！”
沮卫回答：“吴王派我来，目的就是要试探你们的态度。如果你们对我以礼相待，那么，吴国就会放松戒备；如果你们杀了我，还拿我的血衅鼓，吴国一定会百倍警惕。这对吴国不正是件天大的好事吗？”
“然而你自己完蛋啦，这怎么能说是大吉呢？”楚将追问道。
沮卫回答：“我占卜是问国家前途，并非为我个人。如果杀了我就能保全整个国家，对你们有何好处？要是人死了仍有灵魂，那么，我肯定要附在你们的鼓上，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显灵，让你们的战鼓发不出响声，使你们一败涂地！”
沮卫的话入情入理，铿锵有力，说话时毫无惧色，稳如泰山。楚将听了，思考再三，总感到杀沮卫衅鼓有害无利，只得长叹一声说：
“算了。”把他放了。
沮卫对答如流，以语言的力量保护了自身。是他善于听取对方的话，及时抓住中心，判明意图，切中要害，然后从反面作鲜明的回答，从而给对方造成有力的威慑，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观点。
巧析章句赢先机
——说话办事掂情掰理的技巧
有一则笑话，说有一口吃者与另一人共同装袋子。装完后，口吃者拢好袋子口，另一人用绳扎。这人将绳绕了两圈以后，用劲一勒，没想到将口吃者的手指拢在了里边，口吃者立刻忍耐不住，叫道“勒……”那人又用劲一勒，口吃者还叫“勒……”，那人不明就里，又狠狠地一用力只听口吃者大叫一声“勒着手了。”
这虽是一则笑话，但很说明问题，即有些话如果不说完全，可能会造成另一种意思。
断章取义在说话办事中也很有用途。比如说错话，或者遇上了不讲理的人都可以用此法做紧急处理。明时一位皇帝要解缙在他的一把外国进贡的扇子上题字。解缙写了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可是他一时疏忽，把诗中的“间”字漏了。他的冤家汉王朱煦发现后，向皇帝奏道：“解缙自恃其才，目无君主，竟敢乘写题之机，有意扔字欺主，如此狂妄之徒，今不杀之，后必酿成大患！”
皇帝一看，果然如此，便大喝一声：“武士们将他带下，推出去斩了！”
人们都为他捏一把汗。
这时，解缙接过扇子一看，却哈哈一笑，说：“圣上请息怒，听为臣的慢慢讲来。这是我作的一首《凉州词》，和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仅有一字之别。王之涣的《凉州词》实为诗而不是词，所以有个‘间’字。我作的这首《凉州词》实为词而不是诗，当然没有‘间’字。”
皇帝说：“既然如此，你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读读你的《凉州词》。只要大家听了，都认为是你的作品，朕不但不问罪，而且还重重有赏，如其不然，立即斩首！”
解缙谢恩，立起身来，当众念道：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解缙巧用停顿，将一首诗改成了词，而且读得有声有色，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君臣赞不绝口。解缙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化险为夷，保住了性命，领赏而去。
这种语句停顿术就是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方法很值得一用，因为它可以通过恰当地运用语句的停顿来取得辩论的胜利。比如：
有一次，周总理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辩论。对方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地指责说：“简直是对牛弹琴！”
周总理灵机一动，巧妙地回答道：“对！牛弹琴！”
周总理巧妙地将对方抛出的语句，中间略加停顿，拆成两句，反还给对方，言简意赅，给了对方有力的打击。周总理这里使用的就是语句停顿术。
抓理，并非一律都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如上例便是利用谐音关系。然而还有一种方法即将一句话做前后倒置，同样也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几遭挫折，连连失败。他打算请求皇上增援军队，于是就草拟了奏章，作为面奏时的“腹稿”，其中讲到战绩时，不得不承认“屡战屡败”。一位师爷看了这个提法后，马上联想到不久前发生的“一幕”：一员大将面奏时，也曾讲到“屡战屡败”，因触怒龙颜而被贬谪。他不禁为主子捏了一把汗。但是，对皇上又不能谎报军情。于是他在“屡战屡败”前苦思良久，猝然灵机一动，将“战”与“败”两字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屡战屡败”变成“屡败屡战”，从而使这句话的意思起了质的变化。“屡战屡败”表现为无能；“屡败屡战”却表现为无限英勇。次日，皇上听了曾国藩面奏“臣屡败屡战”一语后，果然龙颜大悦，认为他在失败面前斗志不灭、百折不挠，从此他福星高照，形象大好，连连受皇上恩泽。
这位师爷为主子开脱罪责进行辩护，就是通过改变词序来达到目的的。要揭露这种诡辩，就必须准确把握某一语句的真正含义，而不要被对方似是而非的语句所迷惑。
1949年9月，云南解放前夕，蒋介石命令沈醉带领大批特务到昆明，突然间逮捕了万余名爱国人士。正在准备起义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致电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汉接到电文后无计可施，后来他把电文给正在授命他起义、曾经与蔡锷将军举办云南讲武堂、曾是朱德的教师的根源先生看，根源先生巧妙地将电文变换一下，成了“罪无可逭，情有可原”，终于帮助卢汉解决了问题，释放所有被捕人员，蒋介石知道后，也只好苦笑着说不出话来。原来蒋的意思是，虽然情有可原，但按他们的罪行不可饶恕，经过前后一调换，就变成了“虽他们罪行不可饶恕，但情有可原”。
又如，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47年）暮春的一天，公子哥儿周某因马术未精而伤人致死，遂被控下狱。其父周惟贤在讼师陆芝轩的伙同下，贿赂了县署代书诉状的小吏，将状词中的“驰马”改为“马驰”。驰马伤人，是指人乘马飞驰伤人，罪在人；马驰伤人则是指马脱缰而伤人，这属意外事故，周某不构成犯罪。昏聩的县令竟也如此上报。当时主持江苏省司法的按察使朱之榛，审阅了该县所呈“详文”后，觉内中有诈，便写了批文，指出详文中“马驰伤人”含义不清，诘问：
“究竟马系厩中，脱缰而伤人乎？抑人乘马背，疾驰而伤人乎？”
这样，滥用语序式诡辩便败露了。
说到说话炼词，且不说普通人应该认真的学，就是有名的文人墨客倘不谨言慎行，也会闹出尴尬，折损形象。
苏东坡幼年时，天资非常聪明，由于读书特别多，书上的字也没有不认识的，再加上文章写得好，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在一片称叹声中，苏东坡有点飘飘然了。于是有一天，他在自己书房门前书上一联：
读尽人间书，识遍天下字。
对联贴出后，有的人捧场，更多的人则是不以为然，认为他太不谦虚，口出狂言，因而使他的形象降低了。有一位长者专程来到苏家，向苏东坡“求教”，请苏东坡认一认他拿来的书。书上写的全是周朝史籀创制的字体，苏东坡一个也不认识，羞得面红耳赤，只好向长者道歉。长者也没有说什么，便含笑而去。苏东坡这才感到自己门前的对联名不副实，马上将对联各填一字，上联是：读尽人间书好，下联是：识遍天下字难。这件事反面教育了苏东坡，最后终于使他成了有名的大文豪。
另外，还有一种以篡改为手段的方法，最典型的方法就是《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智激周瑜一节，说诸葛亮为了联合抗曹，在劝说周瑜时，虚拟出“曹操征战江南，是为了得到二乔”之说，为了使周瑜深信不疑，还故意将曹植的《铜雀台赋》“连二桥于东西兮，如长空之譈？”改为“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巧妙地将二乔即周瑜与孙策的夫人揽入其内。更何况曹操长子曹丕在破袁绍时就曾有将绍之儿妻甄士纳为己妻之事，这怎能不一下子就激起周瑜的大怒，所以才在诸葛亮佯装惶恐之状后，坚定破曹信心。
其实这种方法与造谣中伤法很有相似之处，只不过这种方法更委婉更高明，不能不使人信以为真，说话办事中如能灵活掌握并运用此法，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