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原则就不会有感召力
多数情况下，已经确定的原则就是是非标准，坚守原则的人就是坚持是非标准的人。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要获取感召力，那你一定不要丢掉原则，改变是非标准。
每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都受到自己内心信念的激励，同时他们的信念也深深地感召着大量追随者。领导者身上非同寻常的精神资本，正是促使他们产生影响力和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领导者，一定要高度重视精神力量对于领导活动的巨大作用，尽可能使自己拥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并善于懂得如何以这种精神力量来达到成功。
要想做好艰巨复杂的领导工作，领导者绝对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因素，而必须借助于自身所蕴涵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成为整个组织成员的精神纽带与凝聚核心。
然而，要想通过精神力量达到影响和感召下属的非凡效果，领导者首先必须做到自立自强。
古人说：“自立为立人之始，自助为助人之基。”作为领导者，只有自己首先做到“自立自强”，不被困难击倒，才有资格引导、帮助下属实现“自立自强”；只有自己首先达到一定的目标和要求，才有能力帮助下属也达到那样的目标和要求。
一句话，领导者想要求下属做什么，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做到什么。否则的话，领导者就不可能对人产生精神感召力。
正因如此，所以领导者必须不断加强自我“内向修炼”，把自己充分“武装”起来，力争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拥有无坚不摧、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具备精神感召力。
事实上，领导资格和领导能力都是内在的东西，很难以简单、直白的定义予以说明。所以每个领导者都必须清楚一点，领导资本需要不断地通过自我的“内在修炼”才能最终获得，这是一个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过程。领导者进行内向修炼的主要目的，在于培育、健全自己完善的人格和高超的思考能力。
当然，领导者只有思考能力也是不够的，因为领导者所接触和处理的大部分事情都是与人有关的，而人不仅是很个性化的，而且有精神、有感情、有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
因此，领导者必须从人类的共性出发，着重加强自己精神方面的训练，以便更好地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西方也有一句谚语说：“母蟹不能阻止小螃蟹横行，因为她自己不能直着行走。”
所谓“正人先正己”，一个领导者要想用积极、正面的精神感召、鼓励下属，就必须首先使自己具有这种精神。只有领导者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才能受到下属的真心拥戴，并起到上行下效、同心戮力的良好效果。
尧当了帝王之后，大臣们纷纷提议要他建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以显示出帝王的气魄和臣民对帝王的敬爱。
可是，尧却认为建造太好的宫殿就拉大了同臣民之间的距离。
所以，他提议把宫殿建成茅屋。于是尧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木头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就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了。
宫中的厨师给尧端来山珍海味，尧让厨师送给70岁以上的老人们吃，自己则喝野菜汤，吃糙米饭。
宫中的裁缝要用绫罗绸缎给尧做衣服，尧就让人把这些衣料发给准备结婚的少男少女们，而自己却穿粗麻布衣服，仅在天冷时披上一张兽皮。
有一位大臣于心不忍，对尧说：“你的生活太清苦了。身为帝王，理应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一些，臣民对此也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现在的生活连一个守门小官也不如啊！”
尧笑道：“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帝王不应该只想比臣民生活得好，而应该想法子让臣民生活得好一些。守门小官天不亮就起来，半夜才能睡，晚上有急事需要开门时还得爬起来，比我辛苦，也理应比我生活得好一点。”
于是，大臣们纷纷效仿尧的做法，都过着俭朴的生活。
尧的时代距今已是几千年了，但那时候的领导原则至今仍然仍闪烁着金色的光辉。
仗义执言是做人应有的精神
仗义执言，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表现。这种正气，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传统美德。
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曾借故杀了中宗皇帝的德妃，之后，又要把德妃的母亲庞夫人交法司论罪。酷吏薛季昶为迎合武后，判处了庞夫人死刑。这时，法官徐有功得到了消息，立刻下令不要行刑，并进宫叩见武后，仗义执言，劝她不要滥杀无辜。徐有功的举动，使武则天很恼火，在薛季昶的挑拨鼓动下，她竟让司法部门判了徐有功绞刑。然而，仗义执言的仍是大有人在，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们的辩护下，徐有功终于免遭杀身之祸。
唐代的御史中丞牛僧儒也是个仗义执言之士。宿州刺史李直臣大肆贪污犯法，被收监治罪。这时，穆宗皇帝以李直臣有才干为理由，下令要把李直臣释放出去。牛僧儒坚决不同意，他据理力争说：“如果说有才干就可以宽待，那么叛逆朝廷、扰乱天下的安禄山、朱观等人，比他的才不知要大多少倍，不是也该宽待吗？”说得皇帝哑口无言，终于依了牛僧儒的判决。
宋代著名宰相赵普，更能仗义执言。他推荐贤能之士，一而再、再而三，缠得宋太祖发了怒，将他的奏折撕碎。他拣起来补缀好继续上送，直到太祖认可。而对一个有战功该嘉奖提升的人，由于那人顶过太祖几句，太祖挟私不批，他又是一再打报告，并直率地提出：皇帝也不能拿功赏私相授受。太祖不同意他的意见，他竟站立门口，久不离去，直到皇帝受感动答应了，这才罢休。
这些人为了坚持他们认为的真理和正义，无私忘我地陈情辩论，都是很有一点“舍得一身剐”的气魄的。
仗义执言，在我们今天说来，就是一种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的精神，就是对同志、对人民负责和向党的组织及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的体现，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和战斗性的标志。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勇于为革命仗义执言的人，可真是多不胜举。
有的人将仗义执言与江湖义气混为一谈，把仗义执言看作是重交情、讲义气。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不能说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沾染江湖义气的人。然而，江湖义气与仗义执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江湖义气多为私交，仗义执言则为公义；江湖义气可能会“为朋友两肋插刀”，却未必对人民忠心耿耿，而仗义执言则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着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者出发点不同，内容也是根本不同的。仗义执言的人，有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革命责任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人这样说。他们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圆得像皮球，滑得似泥鳅。他们明明看到不合理的现象，也不敢或不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种人思想的深处是个人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然而，这是不对的。按照正确的原则，凡是错误的东西，都应该反对和纠正。因为，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都来干预和纠正，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你不反对，他不反对，大家都听之任之，错误的东西可能就会肆无忌惮，蔓延滋长，到头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身也会受害的。
是非不清难免会糊涂做人
有些年轻人在为人处事上稀里糊涂地犯了错误，有的甚至犯了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是非观念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或者是不分是非、肆意践踏是非。
在一个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有一个年轻人痛哭流涕地说：
“千错万错，是‘哥们义气’害了我！”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受审的年轻人原是某公司的工人，生性耿直，干活也很卖力，可就是不大注意学习，结交了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讲“哥们义气”。这天下班时人快要走到自己家门口了，忽见自己的一个“朋友”正在与一个人厮打。见此情状，他不分缘由，便走上前去替“朋友”帮忙。混战中，他只顾与人厮打，却不知朋友已趁机溜之大吉。这时，警察赶来，把他和那位他不相识的人一起带到了派出所。经查问，原来，那个不相识的人正在走路时他的“朋友”强行要把那人的手表抢走。于是，两人就厮打起来。正当这个人将要制服“朋友”时，他却赶了来，帮个倒忙。
由于他的介入，使他这个流氓朋友得以抽身逃跑。现在他的“朋友”尚未归案，在问题没能水落石出之前他只好被当作强盗同伙嫌疑犯，被拘留审查了。审讯当中，这个年轻人不无感慨地说：
“这一次，我算真正认识到不明是非，只讲‘哥们义气’的危害了！”
从审讯机关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的表白是符合事实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哥们义气”？它到底有些什么危害？
古人讲义，本来指的是思想行为的一定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包含些什么内容，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阶层，乃至不同职业的人，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墨子说：“义者正也。”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唐人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他们是把事物之正确合宜称为义。《孟子·告子上》讲要“舍生而取义也”；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他们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墨子似乎比较讲“实惠”，他认为：“义，利也。”他在这里讲的“利”应当是“公利”。古人也有认为“利物为义”的。不管怎么说，义总归被认为不是什么坏东西，所以人们往往把义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尺度，达到了这个尺度称之为义，否则称之为不义。按义的标准待人处事，谓之讲义气，或称义士，否则就叫不义气，称作不义之徒。
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把义与忠、孝、节并到一起，作为封建礼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拿它来欺压人民，为巩固其统治秩序服务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那时的劳动人民也常用讲义气、拜兄弟来结盟，像梁山弟兄那样，邀众聚义，以反抗反动统治。但由于“义气”中往往掺杂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它既不能给劳动人民指明翻身求解放的出路，也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人民的觉悟，所以它的作用有限，还难免带有消极因素，并不能给劳动人民带来福音。
今天，在“义气”的前面，人们又加上了“哥们”二字，这便进一步标明了“现代”“义气”的内容，即是为“哥们”的“义气”。而“哥们”者也，按其本来意义，乃是旧上海流氓集团内部的称谓。这样，“哥们义气”也便带有了黑社会的行帮气息。
尽管今天讲“哥们义气”的青年不能与旧社会上海滩的流氓相提并论，但就其思想影响来说，不能说不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有所联系。事实也正是这样。讲“哥们义气”的人，往往排斥了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的标准。他们只想小圈子里的“哥们”，以私情为重，以私利为重；为了“哥们”的一己之私，可以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甚至丢掉革命的原则，只知有“哥们”不知有群众，不知有公理、正义、道德、纪律和文明；为了“哥们”，可以不分是非曲直，不顾党纪国法，直至毫无原则地替“哥们”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对非“哥们”的人，则不讲感情，不讲友谊和支援，甚至为了维护“哥们”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为了讨得“哥们”欢心，证明自己“够朋友”，而不惜对非“哥们”的人寻衅闹事，吵嘴骂街，直到大打出手。他们想的、做的，只在几个“哥们”中间打转转。哥们义气，就其思想根源来说，是个人主义的狭隘性的体现。他们看似为了“哥们”，其实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以自己之为“哥们”，换来“哥们”之为自己。这其实是幼稚者的一厢情愿。他们的“哥们”在不危及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也可能为他们干些利私害众的勾当，而一旦危及到他自身，就像前面讲的那个强盗即将被人捉拿时，他便不惜牺牲“哥们”来保全自己了。然而，迷信“哥们义气”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常被“哥们”表面的信誓旦旦所迷惑，竟迷信几个“哥们”可以包打天下，解决一切问题，这实在是糊涂至极。
那么，会有人问：说了半天，人还要不要讲义呢？我们说，义还是要的。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义”，应是遵守法律、道德和原则，决不能是狭隘的围绕个人恩怨和私利的所谓“哥们义气”！
前者是出以公心，为了公利；后者是出以私心，为了私利。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