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官新义》就反映了其变法的思想渊源，也正是借助此书的影响，王安石开始了推行新法即“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运动。
王安石为此书的序文初步阐发了其变法思想。在他看来，《周官》推崇治法颇为详备，因习其法、效仿文武周公便可变革时弊，富国强兵。
《周官》即《周礼》，记载了诸多有关朝政、法制、典章以及制度等上古时期治理国家的文献史料，所以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改革家多从中寻找思想资源，王安石也不例外。
面对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内忧外患而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王安石遂上书针砭时政。而变法必为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者所排击”，于是王安石重新阐释《周礼》经义，确立变法的合法化基础，援引其中的治政思想，以理财富国为核心，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便开始了。
王安石在义释《周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变法思想，按照《周礼》所描述的政治秩序来实现他的变法蓝图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应该说，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免役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均体现了《周礼》的某些思想。
均输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达到“便宜蓄买”的目的，从而节省政府开支。
免役法根据每户财产的多寡分为等级，分别缴纳不同的免役钱。
募役法则是州县预算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
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相应的税额。
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由受益人按户出资兴修。
因此，《周官新义》不仅是一部儒学著作，更是一部有关政治改革的制作。
《定性书》
《定性书》是程颢回答张横渠问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为明道哲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看出，《定性书》在明道哲学中的地位。
在整个宋明道学运动中，《定性书》有着极为尊崇的地位。《定性书》所探讨的是如何定性即如何定心的问题。
在明道看来，“定”之所以能定，不在于强制本心，也不在驱逐外诱，只要随顺天理，则“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无分于内外动静而无所不定。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在于能否实下“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功夫。
其实，这种“廓然大公”之功夫，就是明道后来所说的“识仁”之功夫，即是在应事之际，来体会此心体之大公，从而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如明道在《定性书》最后部分举例说，人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而学者之功夫，正是要在此怒中，体会本心之廓然大公以观理之是非，如此则可以忘其怒而不迁怒矣。故有学者指出，能识仁则可以定性。
《识仁篇》
《识仁篇》为程颢的学生吕大临所记录，是程颢答吕大临之问而说的内容。《识仁篇》是为程颢后期代表作。其内容以孔子的仁结合孟子的心性论，旨在阐述儒学的本体与功夫的关系，说明仁是天道本体，又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并且是立志于道的本质功夫，即本体即功夫。
《识仁篇》全文的义理系统，揉合孔子仁与孟子义理，是宋明儒“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简约版本。其论述结构，第一句“学者须先识仁”双重解读方式，兼含有问题与答案；第二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是答案；余下句子皆是此二句的注解。
《识仁篇》全篇主旨在于正面地表述存有的本体义与证成本体的根据与方法，并从侧面纠正时代的流弊，为慕道者提供一条直接简易的入道门径。在表述方面，不自觉地走进孟子的义理系统，兼且进一步剖析孟子隐含的存有论意义。
《河南二程全书》
“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兄弟之合称“二程”。“二程”开创了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明代末年徐必达汇集二程所有著作共6种，以《二程全书》之名刊行。
清康熙间吕留良又加校勘，重新刊刻，后涂宗瀛又重校印行，此即为今本《二程集》所据本。其旧本《二程全书》，尚有1920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的四部备要本。
在《河南二程全书》中，二程反对张载的气本论，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本论体系，并把道、天、天命、心、气、性、物都用理贯穿起来，认为理世界的根源，永恒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人为而加以改变。理是万事万物所根据的法则，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
理还是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父子、君臣封建伦理关系的标准。二程在心性论上主张将性与气统一起来讨论，从性之本而言，“性即理”。从气禀而言，人有贤愚善恶之分。人心中有知，但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用“格物”的功夫，格物就是“至物”，就是就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具体途径，就是读书讨论和应接事物。
二程提倡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要求“合内外之道”。程颐认为，穷理必须一件一件研究基础上积习，然后才能贯通。程颐还讨论了知行关系，提出“知先行后”、“行难知也难”的学说。
二程提出了人性二元论的说法，把人性分为“天命之称性”的“性”和“生之称性”的“性”。前者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善有恶。
二程明确提出了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观点，指出“灭私欲则天理明”。这种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修养之道，程颐提出“涵养必须用敬”，程颢则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
总之，《河南二程全书》是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书中第一次把“理”作为宇宙本体，阐述天地万物生成和身心性命等问题，奠定了以“理”为中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其中，程颢的识仁、定性，程颐的性即理、主敬、体用一源等许多重要哲学概念和命题，都是我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为后来许多哲学家所沿用，对宋明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朱熹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学说。
《朱文公文集》
《朱文公文集》，此书又名《晦庵集》、《朱子大全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或《朱子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及《朱子文集》等，系南宋朱熹的著作。
全书100卷，《续集》11卷，《别集》10卷。其中的文集卷主要由其子在编辑。《别集》主要出自师鲁之手，唯《续集》不知编者为何人，正集等部分约成于南宋理宗时期。
《朱文公文集》搜集了朱熹的诗、奏稿、书札和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学观点、政治思想等。
在《答黄道夫》、《答玉子合》、《答陆子美》、《答陆子静》、《答陈卫道》等书信中，朱熹阐述了他的有理有气，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表述，仍是借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一理论。
朱熹肯定了太极一理生化万物，确认了“理在气先”，所以在他的宇宙观中，理无疑已变成了神。
在《答姜叔权》、《答钦夫仁说》、《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答陈器之》等书札中，朱熹继续阐述了他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和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一步强调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必要性，对由仁、义、礼、智所构成的天理，朱熹又做了一番归纳。仁就是人性的太极，就是人性的全体。
在《读大纪》、《答张敬夫》、《送张仲隆序》、《甲寅行宫便殿奏札》等著作中，朱熹论及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倒退的历史观。
因此，人类的历史是退化的，虽然危机越来越重，但朱熹认为“周孔”之道还是常存不废的，就是朱熹头脑中的“周孔”之道万古永存论。
在《答陈师德》、《答吕子约》及有关著作中，全面反映了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他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和教育方法。屡次强调熟读精思，潜心玩味，告诫人们正确的读书方法。
《论孟精义》
《论孟精义》，南宋朱熹著。该书为朱熹所辑录的《论语》、《孟子》解说，共34卷，其中《论语》20卷，《孟子》14卷，又各有纲领一篇，未入卷数。初名《论孟要义》，又名《论孟集义》。
朱熹撰成《四书章句集注》及《四书或问》后，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12家之说，分条附论孟之后，名之为《论孟精义》。
《论孟精义》旨在发扬二程学说，认为“二程”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学说，又引程子的话突出《论语》、《孟子》在义理之学中的地位。
该书虽不及《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精要，但朱熹自视甚重。
《论孟精义》的传世版本有浙江馆藏清康熙中御儿吕氏宝诰堂重刊白鹿洞本，南京馆藏明抄本等。
《伊洛渊源录》
《伊洛渊源录》，14卷，宋朱熹撰。本书主要记载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及其门下弟子的言行。
伊洛指伊川和洛水，北宋程颐曾居于嵩县西北，地临伊川。二程、邵雍等又都长期在洛水之北的洛阳居住、讲学。
朱熹把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及其弟子的行状、墓志铭、遗事等传记资料，排成理学谱系并以二程为中心，溯源探流，所以称此《伊洛渊源录》。
本书成于乾道九年，即1173年。《伊洛渊源录》问世后，宋人谈道学者分为两派，门户分明，水火相争。后来的《宋史》道学、儒林诸传，多以此书为蓝本。
续补者有明谢铎《伊洛渊源续录》6卷，清张伯行《伊洛渊源续录》20卷。版本有明成化九年序刻本，清康熙中吕氏宝诰堂刊《朱子遗书》本以及成都志古堂刻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