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虽然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它的统治阶级从最初的顺治、康熙开始就一直重视利用儒学，拉拢人心，治理国家。
其后的雍正、乾隆和其他各位皇帝也都非常重视儒学，这使儒学在清朝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总论
清朝既有对儒学的重视，也有对儒学的迫害，那就是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同时，清朝后期又处于一个受人欺凌的时期，这种社会背景的变迁也对儒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的变化，从而使清朝儒学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迹象。
儒学发展阶段划分
清代儒学是我国传统儒学的重要历史阶段，它上起17世纪早期的明清之交，下迄1911年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历时近300余年，其间大致可划分为清初、乾嘉、道咸和晚清四个阶段。
清初的儒学
清朝入关的后的一个皇帝顺治非常重视儒学，他在位期间，顶住各种压力大胆任用儒生为官，大力推广儒学文化。其后的康熙开博学鸿词科，以拉拢儒学人才。
同时，一大批汉族儒生，如李光地、张廷玉等，被封为高官。清初统治者的这些政策既促进了政权的稳固，也刺激了儒学的发展。
和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相反，清初还有一些大儒抵抗清朝统治，这些大儒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儒，他们的反清复明思想，对清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也客观上引发了清初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在学术上，倡导“经道合一”是清初儒学的基本特征。所称“经”指儒家的经书，包括围绕经书而进行的考证、辨伪、辑佚、训诂等，“道”指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包括人文社会政治等思想。
“经道合一”的提出，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针对宋明理学发展到晚明以来经道分离这一客观现实而发的。经道分离使经本身变成纯粹的八股制艺之文。
面对经道的割裂，明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给予批判，并初步提出“经道合一”的思想。承明人的倡导，清初儒学十分关注经与道的关系问题。他们论述的视角虽然不尽相同，但使“经道合一”思想更加明确、系统。
“经道合一”论意义在于：
第一，考证与义理的统一。经文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必须依赖考据才能弄懂，同时又含有微言大义，这就需要掘发义理。因此考据与义理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内圣偏重修己，涉及性与天道等，外王指治人，涉及社会政治等，它们也是相互统一的，内圣必须开出外王，经世致用才是归宿。
第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致。所称一致非等同，因为事实与价值有区别。相对而言，对经本文的考据、训诂，由于其寻探的对象是史实，必须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事实判断。
对大道的阐发，由于其研讨的对象是思想，则离不开诠释主体的观点、立场，价值判断。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同时代人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把自己的观点注入其中，赋予儒学时代的特色。而后人又根据其中折射出的思想火花进一步加以诠释，使儒学具有永恒的魅力。
乾嘉之际的儒学
乾隆、嘉庆年间，儒学学风大变。百余年间形成了“古典考据学独盛”的局面，汉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
《清经解》收录考据名著157家188种1408卷，其中大多数是乾隆、嘉庆年间的著作，世称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
这一时期的儒学领域主张为学应先求而后得，先学而后知，提倡治学要经世致用，强调“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的结合。
他们还反对空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但又以宋学中继承了辨疑的优点，既提倡求是精神，又提倡学与思的结合的辨疑精神。
这一时期的主要乾嘉学派又分为吴派和皖派两派。吴派得到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但是，在清王朝专制政治和文字狱的威压下，这百余年的思想文化界在总体上是沉闷的，乾嘉儒学与清初儒学相比较，明显的由经世向逃世的退化趋向。
道咸之际的儒学
到了清代的道光、咸丰年间，儒家经学又开始复兴。清代今文经学是继清代乾嘉古文经学衰落之后，于道光年间前后复兴再起的我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和学术思潮。
它的开创者是庄存与，而其真正奠基者则为刘逢禄、宋翔凤，复兴发扬者则为龚自珍、魏源，继承延续者则为康有为、梁启超。
由于庄存与、刘逢禄皆为江苏常州人，他们与其后学者或具有血缘关系，或存有师生之谊，且都推崇《春秋公羊传》和西汉今文经学，故清代今文经学派又被称为常州学派或公羊学派。
常州学派的兴起实际上是对乾嘉汉学的一次反动。这一学派以汉代今文经学为家法和理论来源，以《公羊传》和董仲舒、何休的著作为经学依据，其基本特色是借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来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借“张三统”、“通三世”、“受命改制”等说法来做自己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
而龚自珍、魏源之后的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托“公羊改制之义”，提倡维新变法，直接推动了近代我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晚期时期的儒学
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伴随着西方强大的经济侵略，西方的思想文化也以空前的规模、力度和深度冲击着我国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面对这一文化危机的挑战时，主要产生了以下三种不同的主张：
宋学派的经世致用说该派以唐鉴为代表，追随者有倭仁、曾国藩等。
宋学派强调儒者除自身守道外，尚应重视“辅世”、“救时”，因此，大多不尚空谈，重视躬行，而该派影响最大的主张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这一思想不仅客观上冲击了儒家重道轻器的传统，而且从实际上影响了我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维新派的今文经学该派以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为代表。他们打出“孔教复原”的旗帜，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学说，干预时政。
并出于政治需要，对传统儒学实行尊孟抑荀，对宋明理学实行崇陆王贬程朱。他们还将西方的进化论与儒家的变易思想、三世说相结合，提出一套进化史观。
国粹派的古文经学该派的主要成员有章炳麟、刘师培、邓实等。他们以《国粹学报》和《国故月刊》为舆论阵地，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注重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内容涉及经学、史学、音韵、训诂、诗词歌赋、金石书画等。
他们宣传儒家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借以鼓吹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认为古文经学优于今文经，并通过为古文经辩诬，批驳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以反对改良。
针对当时不少人“醉心欧化”、排斥传统文化的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国粹才是真正的救国之方，抨击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
博学鸿词科
“博学鸿词科”一词，鸿也作宏、弘，词也作辞。科举考试制科之一种。唐开元年间始设，以考拔能文之士。宋神宗后，因考试重经义、策论，考生语文水平降低，朝廷甚感起草诏、诰、章、表等应用文书乏人。遂于宋高宗绍兴三年置此科。
清代康熙与乾隆时曾两次举试，不论已仕未仕，皆可应考。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得人颇多，甚有影响。因乾隆名弘历，鸿本作宏，故改为博学鸿词。
博学鸿词科是在科举制度之外，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它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清朝一共在北京举行过两次。清初康熙十七年，为了笼络明末隐居的知识分子，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在京官员在外督抚及学政，推荐举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不论有无官职，是否秀才，一律到京考试，结果全国推荐143人，考取15人。
雍正末年，下诏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各省督抚推荐，但未及举行考试雍正就死了。清乾隆元年才在京考试，各省推荐的176人，取15人，次年又举行，取4人。
吴敬梓36岁安徽巡抚推荐他去应考，就是这一次。这次距上次已50多年，当时读书人都认为是难得的机会，最光荣的事情，可是吴敬梓却断然拒绝，这也说明他和当时科举制度绝不妥协的态度。
清初统治者为何如此看重这种考试呢？不少学者也都就“博学鸿词科”的社会功能作过论述。清朝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根基还不牢固，内忧外患严重。
前明的遗老遗少对清王朝抱着不合作的态度。此时统治者深刻认识到，广布德泽、笼络汉族士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开科取士，给汉人士绅以入仕为官的机会。
博学鸿词科的开设，对当时的文人士子影响很大，不少汉族士人消减了对清廷的偏见和疏离，纷纷入仕朝廷，东南人心渐趋稳定。正所称自博学鸿词科起，“从此遗民不世袭”。
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以至于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所称“诛灭九族”。
文字狱历朝皆有，但清朝最多，据记载，仅庄廷垅《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至乾隆，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满清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以是无以附加的强化，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儒学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实学
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从时限上，虽把中国实学的起点定于北宋，但明清之际是中国实学发展的高潮时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内涵上，是由实体与达用构成的。实体又分为实理实学、实心实学和实气实学，达用又分为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等，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立体结构。
从学派归属上，明清实学是我国古代儒学发展的最后历史阶段和独立发展形态。它既是对先秦、汉唐儒学的基本价值理念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在同佛、老的辩论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在同佛、老的辩论中吸取了佛、老的某些合理思想，但本质上属于儒学流派，而不是佛学和道家。
因此，后人认为，我国实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实学则是指发韧于北宋中叶、昌盛于明末清初，针对明末居敬主静、明心见性的理学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
清初实学在力矫晚明颓习的基础上，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改空谈为实证，弃独断是质测，把学术研究领域扩大到自然和社会的众多实际领域，如天文、地理、九经、诸史、风俗、吏治、财赋、典章、制度等。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及方以智等。
清代实学产生于明清之交，其在痛定思痛中高扬的“经世”思想深刻影响了整个清代儒学历程。后来的颜李学派、浙东史学，特别是在晚清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晚清儒学，都从清初的实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动力。
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是清代初期思想领域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术流派，因该派的创始人为清初北方著名学者颜元与李塨，故得名。
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批评宋明理学的空疏，崇尚实学；第二、反对宋明理学家所说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盛赞孟子的性善论；第三、效法三代，力主复古。
颜李学派标帜实学，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与清初官方提倡的宋明理学相对立，在社会上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被称为：“颜李之学数十年，海内之士蔚然成风。”
到了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学兴起，汉学研究成为学界的主流，颜李之学已不为学者所注目，他们的著作大都散佚。直至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浙江德清学者戴望首次汇辑《颜氏学记》，公开表彰颜李学派，颜李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再度成为近代学界的热点。
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主张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
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
乾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与明代朱张等理学学以致用的情况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