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案件，而只选择最能证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卓越才智的典型案件。但是，不幸的是要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分开是相当困难的，对此我真是进退维谷。要么必须牺牲那些对于他的叙述不可缺少的细节，从而给问题加上一种虚构的印象，要么就得使用随机而不是选择所得的材料。做了这番短暂的开场白之后，我将翻阅我的记录，看一看一系列虽然特别可怕但却十分离奇的事件。
八月的天，火辣辣地热。贝克街像一座火炉。阳光照在大街对面房子的黄色砖墙上，刺得人的眼睛发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冬天隐约出现在朦胧迷雾之中的也是这些砖墙。我们的百叶窗放下一半，福尔摩斯蜷缩在沙发上，拿着早班邮差送来的信一直在看。我呢，在印度工作过，练就了一身怕冷不怕热的本领，华氏九十度的气温也挺得住。早晨的报纸枯燥无味，议院早已散会。人人都出城去了，我也想去新森林或者南海海滨度假，因为存款用完，只得推迟假日。至于我的同伴，乡下和海边都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愿意呆在五百万人之中，把他的敏锐触角伸出，敏锐地探索需要侦破的每一个谣传和疑点。他的天赋虽高，却不会欣赏自然。只有当他把精力从城里的坏分子转向乡下的恶棍时，他才去乡间透透空气。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一副不想说话的样子，我把枯燥乏味的报纸扔在一边，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正在此时，我同伴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它看来是一种最荒谬的处理争执的办法。”“最荒谬！”我惊呼道，忽然意识到他说出了我的内心所思。我从椅子上直起身来，惊讶地盯着他。“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看见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爽朗地笑了。“不知道你是否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伯的一篇短文中的一段。其中有一个人把他同伴的想法一一推论出来，当时你还认为，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巧妙的构思，当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推理习惯时，你表示了怀疑。”“哪里的话！”“你嘴里也许没有这样说，亲爱的华生，但是你的眉毛告诉了我。所以，当我看到你扔下报纸陷入沉思的时候，我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对此加以推论，而且还打断了你的思索，以证明我对你的关注。”
不过我还是很不满足。“你举给我的那个例子中，”我说，“那个推论者是从同伴的行动上得出结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同伴被一堆石头绊了一跤，仰起头来望着星星，等等。可是我一直静静地坐在我的椅子里，这又能给你的推理提供什么线索呢？”“你这可是冤枉你自己了。面部表情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方式，而你的面部表情表明了你的内心。”
“你是说，你从我的面部表情上窥探出了我的想法？”“对，从你的面部表情，尤其是你的眼睛。至于你怎样陷入沉思的，或许你自己也回忆不起来了吧？”“我真的想不起来了。”“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的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你面无表情地呆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光落在戈登将军的照片上，你前不久刚为它配上镜框。这样，从你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到你开始思考了，不过思路还未走多远。你的眼光又转到放在你书上的那张还没有配镜框的亨利·华德·毕特的照片上面。后来，你又抬头盯着墙，你的意思当然是非常明确的。你是在想，这张照片也该装进框子，恰好盖上那面墙上的空白，和那边戈登的照片相对称。”
“你对我观察得真透彻！”我惊奇地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错你，可是你当时的念头又回到毕特身上去，你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似乎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的眼神松弛了，不过你仍旧在望着，脸上显现了思索的神情。你在回忆毕特的战绩。我很清楚，这样你就一定会想到内战期间毕特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态度粗暴，你对此曾表示过强烈的不满。既然你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因此我知道，你一想到毕特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不久，我发现你的眼光离开照片，我猜想，你心里也想到了内战。我观察到你紧闭着嘴唇，眼睛闪闪发光，两手紧握着，这时我断定你是在回忆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是紧跟着，你的脸色又变得更阴暗了，你摇着头。你在思量悲惨、恐怖和无谓的牺牲。你的手探向身上的旧疤，嘴角抖动露出一丝笑容，这里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是愚蠢的。我十分幸运地发现，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尽管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是我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理解。”
“华生，这的确是十分浅显的事情。如果那天你不是对推论一事表示怀疑，我是决不会用此事打扰你的精力的。不过，我手头有一个小问题，要解决它，一定比我在解释思维方面的小尝试更加困难。报上有一节报道，说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欣小姐收到一只不寻常的邮包。你注意到没有？”“没有，我没有印象。”“啊！那一定是没看到。给你报纸，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麻烦你大声地念一下。”
我把他扔给我的报纸拾起来，念了他说的那篇文章。标题是《一个吓人的包裹》。
苏珊·库欣小姐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她成为一次极其令人作呕的恶作剧的受害者。如果不是恶作剧，这件事便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昨天下午二时，邮差送去一个牛皮纸包着的小包裹。包裹里是一只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欣小姐拨开粗盐，吓了一大跳。她看见里面有两只显然是刚割下不久的人耳朵。这只包裹是头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明寄件人是谁。使问题陷进迷雾的是，库欣小姐是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处女，平时她深居简出，来往通信者甚少，很难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当她独居彭奇时，曾将几个房间出租给三个医学院学生。后因他们吵闹，生活又没什么规律，不得不叫他们搬走。警方怀疑这三名青年出于怨恨，将解剖室里的遗物邮寄给她以示恐吓。还有人猜测，这是这些青年中那位贝尔法斯特人所为。库欣小姐也承认那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在卓越的侦缉官员之一雷斯德的负责下，此事正在积极调查中。
“《每日记事》报就报了这么多内容，”当我读完报纸时，福尔摩斯说，“现在我们来谈一下雷斯德，今天早晨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信里说：我认为你是极为内行的侦探并会对此案感兴趣。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查清此事，但工作进展缓慢。我们当然已经电询贝尔法斯特邮局。由于当天业务较多，无法逐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的姓名，这种太普遍的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对我们毫无帮助。还是医学院学生的说法比较站得住脚。如你有空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局。”
“你看怎么样，华生？能否不畏炎热跟我到克罗伊登跑一趟，同时也为你的记事本添点儿内容？”“我正想干点什么哩。”
“这就好了。请你按一下铃，叫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换好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我们上火车后，天下了一点儿雨，这使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么暑气炎炎。福尔摩斯事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精明强干，一副侦探派头。步行了五分钟后，我们来到库欣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是一条很长的街道，两旁是两层的楼房，清洁而整齐，两侧屋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门口闲谈。走过半条街后，雷斯德站下来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幼女仆开了门。我们被带进前厅，一个面目文静温和的中年妇女坐在那里，灰色的卷发落在两鬓，一对秀丽的眼睛，身边放着一个装有各色丝线的篮子，在她膝上搁着一只没绣完的椅套。
“那可怕的东西在外屋，”当雷斯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带走。”“是要带走的，库欣小姐。我之所以没拿走，是想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前来看一看。”“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呢，先生？”“没准他想提几个问题。”“别忘了，这事我一无所知，问我又有什么用处？”“确实如此，太太，”福尔摩斯用安慰的语气说道，“我不怀疑，这件事已经够使你气恼的啦。”“是啊，我是个喜欢安静的女人，名字见报，警察光临，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事。我不希望这东西搁在我这儿，雷斯德先生。如果你要看，请到外面的屋里去看吧。”
那是一间坐落在屋后小花园的小棚子。雷斯德进去拿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段细绳子。我们坐在小路尽头的石凳上，这时，福尔摩斯把雷斯德递给他的东西一一观察起来。“绳子挺有意思，”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嗅了一嗅，“你认为这绳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雷斯德？”“可以肯定涂过柏油。”“毫无疑问是涂过柏油的麻绳。看来，你也注意到了，从绳子两端的磨损可以看出，库欣小姐是用剪刀把绳子剪断的。这很重要。”“我可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雷斯德说。
“重要之处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不寻常。”“绳结打得很精致。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雷斯德十分得意地说。“好吧，对于绳子就谈这么多吧，”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说，“现在来看包装纸。这是有一股明显的咖啡味的牛皮纸。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地址写得很潦草：‘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欣小姐收’，也许是用一支J 字牌笔头较粗的钢笔写的，墨水很差。‘克罗伊登’一词显而易见原来拼写的是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v’了。这包裹是个男人寄的——字迹带有明显的男人的特征——此人受的教育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只有左下角有指印的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里面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下面我们看看埋在盐里的这件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平摊在膝头上仔细观察。这时雷斯德和我各在一边弯下身子，时而望着这可怕的物件，时而望着我们同伴那张面色沉重的脸。最后，他又把两只耳朵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
“你们也都看到了，”他最后说，“很显然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不错，我们注意到了。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在一起的。”“很正确，但这很显然不是一个恶作剧。”“你可以肯定吗？”“我认为不会是恶作剧。一般情况下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而这两只耳朵毫无这种迹象，而且这两只耳朵是用一种较钝的工具割下的并且十分新鲜。如果是学生干的，情况不会如此。还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不可能用粗盐。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察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福尔摩斯严肃的话和他变得严肃的脸色使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冷酷的开场白好像使气氛笼罩在一种奇异的难以说清的阴影之下。然而，雷斯德摇摇头，好像只是半信半疑。
“毫无疑问，恶作剧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可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了解到这个妇女在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彭奇过着一种宁静体面的生活。这段时间里，她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家。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特别是，她同我们一样对此事毫无所知，否则她就是一个演技高超的演员。”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着手处理的问题，”福尔摩斯回答道，“我想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提法是对的，并且这是一桩双重的谋杀案。两只耳朵分属一男一女，原因是一只形状纤巧，穿过耳环，另一只则呈黑色，大而变了色，也穿了耳环，这两个人可能已经遇害，否则我们早就会听见有人被割了耳朵的消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这场谋杀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如果这两个人已被谋杀，那么，不是谋害者把这谋杀的信号送给库欣小姐又是谁呢？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不过，他把包裹送给库欣小姐，其中必有道理。然而，道理何在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怀疑。如果她知道，却为何又报警？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完全可以将此事不露风声，那样就谁也查不出来。但是，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查明的症结所在。”他说话的声音一直高而急促，茫然瞪着外面的花园篱笆，可是现在，他轻快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想向库欣小姐提几个问题。”他说。“那么，我就先走了，”雷斯德说，“我恰巧还有几件事要办，就不用再了解什么了，如果有事，你可以去警局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