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公寓的情况奇怪极了。不光电梯已经停开，连电梯用来顺着上下的那根钢柱都已经弯曲了。不光这些，就连那六层大理石楼梯也有好几级已经碎裂，人如果上上下下就只能小心踩着边上走，要不然就会扑通一声掉下去。有些通向房间的门其实背后早已什么都没有了，别看有的门外表似乎完好无损，你要是推开了门一步跨进去，就很可能会一脚踩空：这座公寓曾经被几颗高爆炮弹直接击中过，公寓正面的四楼的楼面连同底下三层都被炸掉了，然而顶上两层的正面倒有四个房间还是好好的，每一层的后面的一排房间也都还有自来水供应。就因为这样，我们都管这座公寓叫“老宅子”。
情况最吃紧的时候，前沿阵地就设在这公寓的正下面。那大街环绕的小高地顶上，靠边沿一带就是了。战壕和被雨淋坏晒烂的沙袋至今都还在原处。真是近极了，站在这残破公寓的阳台上，弄一块碎砖瓦或灰泥片之类的，一扔就能扔到那儿。然而现在前线已从小高地的边沿推进到了河的对岸，那里有座山冈，耸立在“村舍”背后，它其实是旧日皇家猎舍。前线就在松树密布的山坡上。现在，战斗正在那一带进行，我们不光把“老宅子”当作瞭望哨，还可以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来拍新闻片。
当时的处境相当危险，天又地直很冷，肚子好像也总是吃不饱，不过我们还挺乐观，还常常开玩笑。
每当有炮弹击中房屋炸开的时候，砖屑泥粉就会冲天而起，一会儿沉落下来，镜子面上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灰，就像新造房子窗上涂的白粉一样。在这座上楼的时候都会担心楼梯会塌下去的公寓里，有个房间里面却有一面落地长镜没有震碎，依然完整无缺。我用指头在粉尘厚积的镜面上抠出了印刷体大写的“耶罕死期到”字样，随后找了个理由，打发摄影师耶罕上那个房间去。那个时候正是炮击的当口，他推门进去，迎面一见到这鬼神的暗示，就变得脸色煞白，差点把魂都吓掉了。他满心气愤却又无可奈何，就因为这个，我们真要到好久以后才又言归于好。
第二天，我们在旅馆门前，往一辆汽车里装器材。我上了车，感觉有点冷，就把旁边的窗玻璃摇起来了。而那摇起来的窗玻璃上赫然有着几个印刷体的红色大字，估计是在哪借了支唇膏当笔涂在那儿的：埃德小人。倒霉的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用的都是这辆带标语的汽车，那班西班牙人见了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只当这几个字是荷兰或者美国的什么革命组织的名称缩写或标语口号，以为那兴许也是类似F.A.I.或C.N.T.那样的组织呢。
后来有一天，驻扎在当地的那位英国大员却让我们把彼此间的那一点疙瘩忘干净了。这位大员有一顶德国式的大钢盔。每次出行只要确定了是往前线的那个方向去，他就总要把这顶钢盔戴上。大伙儿谁都对这种打扮没有好感，总觉得既然没有几个钢盔，就应该留着给突击部队用。因此每当我们看见他头戴钢盔，心里就会马上对他起了反感。
我们是在一位美国女记者的住处碰到那位大员的，女记者那里有一只上好的电炉。大员觉得这个房间十分舒服，没多久就喜欢上了，还起了个名字叫“俱乐部”。他提议大家一人带点酒过来，说这里暖和，气氛也愉快，正好适合饮酒取乐。那美国女记者其实是位工作极勤奋的，一直很注意不想让自己的住处被染上点“俱乐部”的色彩的人。虽然兴许总是不太成功。因此当听见自己的住处被这样明确地题了名、归了类，真不亚于当众挨了一拳。
第二天我们正在“老宅子”里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会拿条破席子当帘子煞费苦心地遮蔽住摄影机镜头，让它避开了下午强烈的阳光，没想到大员这个时候却在那位美国女记者陪同下来了。他在“俱乐部”里听我们谈起过这么个地方，执意要跑来看看。那个时候我正拿了架双筒望远镜在破阳台一角的阴影里观察。那是一副小型的八倍蔡司镜，只要两手在上面一盖，就不会发生反光的现象。这个时候进攻快要开始了，我们正等着飞机来轰炸，因为政府军当时重炮匮乏，只能由轰炸来代替进攻前必不可少的炮击。
我们的工作一向是躲在屋里做的，大家都像老鼠一样不敢露出丝毫形迹。因为我们决不能给这座表面看起来空无一人的楼房引来炮火，不然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完成，我们也会完蛋的。今后也不可能再把这里当作观察站了。但是此刻那大员进得房来，于是他拉上一把空椅子，到这一无遮蔽的阳台正中一坐，钢盔、特大号双筒望远镜，凡此种种一应俱全。阳台长窗的一侧斜架着一台摄影机，像机关枪那样做了精心的伪装。而我呢，则隐蔽在另一侧的黑角落里，不让山坡上的人看见，一直小心翼翼地，千万不能闯进了阳光亮堂堂的开阔处。只有这大员却堂而皇之坐在向阳地的中央，头戴钢盔，俨然是一副全球总参谋长的架势，那望远镜亮晃晃的，比得上一架日光反射信号器。
“你瞧，”我说，“我们这儿得工作。你在那儿坐着，望远镜会发出反光，对面山上的人全看得见。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俨然以上司下达命令的口吻，若无其事地说。
“你要是打过野羊，”我说，“你就知道了：当你老远看得见野羊的时候，其实野羊也看得见你。你用望远镜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方的人吗？要知道，他们也有望远镜的。”
“依我看在房子里是根本没有危险的，”大员却还是那句话，“咱们的坦克都在哪儿？”
“在那儿，”我说，“树底下。”两个摄影师被他气得直做怪脸，只能攥紧了拳头，在头顶上乱挥。“我把大摄影机拿到后边去。”耶罕说。“小姑娘儿，躲远点，别过来，”我冲着那美国女记者说，然后又告诉大员：“你知道吧，他们把你当成谁的参谋长啦。见了你这钢盔，这望远镜，他们会以为你是指挥作战的。知道吗？你这么做就是自找麻烦。”
他给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挨了第一颗炮弹。只听见一声巨响，就像一根蒸气管爆裂了，外加撕裂了一块帆布。爆炸的声音还没落，灰泥墙粉还在轰隆劈啪往下掉，我就冒着漫天的尘雾，推着那女记者往门外跑，躲到后面一排房间里去了。正当我们冲出房门的时候，只见有个头戴钢盔的家伙从我身旁一闪而过，向楼梯口窜去。还有一只野兔子一窜而起，左一蹦右一跳的一溜烟逃走，那个速度应该说够快了吧，但是这位大员窜过尘雾弥漫的过道，冲下楼梯，夺门而出，往街上一钻，速度之快却连那野兔子都得佩服。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说，他的莱卡摄影机最快的快门都别想拍得下这位大员的动作。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过头，倒真是说得一针见血。
总之对方对这幢房子快速轰击了足有一分来钟。炮弹简直就是平射的，在炮弹呼啸而来和击中爆炸的轰然一响、陡地一震之间，几乎没有个间隙能容你定一定神。后来那炮弹总算打完了，我们又等上了几分钟，看来是真的不打了，才到厨房里去扭开水池上的水龙头喝了点水，然后重新找了个地方，把摄影机再架起来。这个时候进攻正好刚刚开始。
那美国女记者恨透了那个大员。“是他带我上这儿来的，”她说，“他还说这儿挺安全呢。结果他自己倒先溜了，连声再会都不说。”
“这个人哪有一点绅士风度，”我说，“瞧，小姑娘儿。注意看。喏，开始啦。”
只见地面上有些士兵站了起来，半弯着腰，跑步向一片小林子里的一座石头房子前进。炮弹都对准了石头房子打去，因此那作为目标的石头房子会不时消失在突然腾起的一阵阵尘雾中。而且每次一炮打过，风又总会把尘雾吹散，石头房子又总会清清楚楚露出脸来，就像一艘船破雾而出一样。在士兵的前面，有一辆坦克晃晃摇摇开得飞快，活像一只圆顶炮鼻虫，一下子就开进树林子看不见了。正看着时，忽然跑步前进的士兵都扑倒在地上了。接着左边又有一辆坦克冲上前去，进了树林子，坦克开火的闪光都看得见。那座石头房子冒了烟，从飘散的烟雾里，我们看得见有个伏在地上的士兵爬起来就拼命往回跑，逃回自己原先所在的战壕里去了。接着又是一个爬起来跑了，他一只手抓着枪，一只手还抱着头。再后来简直就是全线后退了。有的趴在地上就再没有起来。有的跑着跑着就倒下了。满山坡星星点点都是。
“这是怎么回事？”女记者问。“很显然，进攻失败了。”我说。“怎么？”
“他们没有能坚持到底。”
“为什么呢？他们后退不也跟前进一样危险吗？”
“这可不见得。”女记者举起望远镜来看。但是随即又放了下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说，泪水顺着两颊直流，她的脸上还在抽搐。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见她流过泪，要哭的话，可以痛哭流涕的事我们也见得多了。说真的，打起仗来，各等各样的人，包括将军在内，谁都免不了有流泪的时候。不管人家跟你是怎么说的，反正这句话才真是实情，不过还是应该尽量少流眼泪，人们也都能忍则忍。就因为这个，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记者流泪。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
“这就是一场进攻战，”我说，“现在你算是见识过了。”
“那这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带队指挥的手下还有人的话，说不定还会打发他们再冲上去一回。不过我看只怕是不会了。这损失有多大，你数一数，心里就有数了。”
“那些人全都死了？”
“也不一定。有的是受了重伤，动不了了。等天黑以后，会有人来把他们抬下去的。”
“那坦克现在怎么办呢？”
“能撤回去就算是走运。”但是其中有一辆已经开始倒霉了。松林里腾起一股黑污的烟柱，在空中随风飘散。那烟柱很快就扩大成乌黑的滚滚一团，浓浓的油烟里看得见还有红通通的火舌。随后，只听见一声爆炸，同时看见一阵白烟翻滚，那黑烟窜得就更高了，下面着火的范围也更大了。
“瞧，那是一辆坦克，”我说，“起火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从壕沟的一个角落里爬出两个人来，他们抬起一副担架，顺着上山的一道斜坡往上爬着。他们看上去爬得很慢，似乎很吃力。正看着这些的时候，前面那人忽然腿一屈跪下了，随后便一屁股坐下来。后面那个早已趴倒在地上。他爬到前面，把胳膊钩在前面那人的肩下，拖着他向壕沟里爬去。可是，只一会儿，他就不动了，只见他面孔向下趴得直挺挺的。就这样，两个人就都横在那儿不动了。对石头房子的炮击显然已经停止了，此刻四下一片悄然。四处静悄悄的。衬着青青的山坡，那农家大宅子连同围墙里的院子黄得好显眼。不过山坡上挖了交通沟，筑了工事，泥土翻起处还添上了些白色的瘢痕。山坡上这会儿有些小火堆升起的细烟，那是行军炉灶在做饭。再往上，通向农家大宅子的一路上则全是这场进攻战遗下的死伤士兵，好像把许多包裹撒在青草坡上。那辆坦克还在树林子里燃烧，烟是又黑又油的。
“真够吓人的，”女记者说，“这种场面我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真吓人哪！”
“打仗的场面总是这么吓人的。”
“这么久了，你见了不觉得讨厌？”
“我讨厌，我一向就见了讨厌。可干一行就得懂一行不是？这打的是一场正面进攻战。正面进攻战就是这样惨烈。”
“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进攻了？”
“有啊。办法多啦。不过你总得先有军事知识，有军纪，有经过训练的班排长。尤其应该有个出奇制胜的计谋。”
“这会儿天色太暗，光线不好，要拍也没法再拍了，”耶罕说着就把他的远距离摄影镜头用罩子罩了起来。“喂，我的‘小人’哥，我们快回旅馆去吧。看样子，今天的活儿干得相当不错。”
“是啊，”那另一个摄影师说，“今天我们拍到了非常珍贵的一些镜头。可惜进攻没有成功，真是太遗憾了。算了，这事还是别去想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拍到进攻得胜的镜头。只是根据经验，进攻得胜的日子往往不是下雨就是下雪。”
“我可永远也不想再看了，”那女记者说，“我今天算是见识过了。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场面了，好奇心打不动我，写文章挣大钱也引诱不了我。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啊！跟你我有什么两样？可你看看他们，就这样都倒在那儿山坡上了。原本他们都是男子汉的。”
“你可不是男子汉，”耶罕说，“你是个女儿家。可不能混淆了。”
“那个戴钢盔的家伙又来了，”那另一个摄影师望着窗外说，“又大模大样地来了。如果可以，我恨不得手里有颗炸弹，扔下去冷不丁吓他个半死。”
我们正在收拾摄影器材时，那戴钢盔的大员进来了。“哈罗，”他说，“你们拍到好影片了吗？伊丽莎白，我有一辆汽车停在后面一条小街上，让我来送你回去吧。”
“我想不用了，我要跟埃德温·亨利一块儿回去。”那女记者说。
“风小点儿了吗？”我问他，这无非是句应酬话。他没有搭理，径自问女记者：“你不去？”
“不去了，”女记者说，“我们准备大家一块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