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不用怀疑，巴黎圣母院至今依然是雄伟壮丽的建筑。但是，虽然它的瑰丽依旧不减当年，但当您看见岁月和人同时对这令人肃然起敬的丰碑给予数不尽的历史的印痕，当您看见，人们公然邈视奠定其第一块基石的查理大帝和放上最后一个石块的菲利浦——奥古斯都，您是很难不感慨万端，并且痛心疾首的。
在这个堪称是所有大教堂的年迈女王的脸上，每一条皱纹的附近都有一道伤疤。物是人非。这句话我情愿这样说：时间是有眼无珠的，人是愚不可及的。
如若我们有时间同读者一起，一一察看这座古老教堂所受到的破坏，就不难发现：时间所造成的破坏不大，而人的破坏却极其严重，特别是艺术人物的破坏。
如要列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首先就要数圣母院的正面，建筑史上少有的光辉杰作。当我们虔诚地前去瞻仰时，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正面缺少了三样特别的东西。首先是以前把它从地面上增高的那座十一级台阶；再者是三座拱门各神龛下方的一些塑像；还有装点着二楼长廊、神龛上方28位法兰西历代国王的一系列塑像。
那么，谁破坏了那两列塑像呢？是谁留下了那一个个空神龛？是谁在中央大门的正中又建造了那道新的独扇门呢？又是谁竟然敢给这道笨重而乏味的木头门装上门框，而且还在独扇门刻上了路易十五时代的图案？是人；是建筑师；抑或是当今的艺术家！
当我们走进教堂的内部，不禁又要问：是谁推倒了圣克里斯朵夫巨像的呢？这座巨像在一切塑像中是众所称赞的。还有以往充满各个殿堂圆柱之间的数不尽的雕像，是谁把它们粗暴地抛弃了呢？当然不是时间。
又是谁偷梁换柱，把细致的堆满圣骨盒和圣物盒的哥特式古老祭坛去掉，换成了刻着天使头像和云彩的那口笨重的大理石棺材，就如同是圣恩谷教堂或残老军人院的一个零散的样品？是谁笨拙地把那块不同年代的笨重石头硬砌在加洛林王朝的石板地里呢？难道是执行路易十三遗愿的路易十四吗？
那些彩色玻璃窗，我们的祖先曾叹为观止，徘徊于大拱门圆花窗与半圆形后殿尖拱窗中间，又是谁把这些“色彩强烈”的玻璃窗换成了冷冰冰的白玻璃呢？16世纪的一个唱诗班童子，如果看见我们那班专门破坏文物的大主教胡乱把主教堂涂上刺眼的黄灰泥，他会作何感想呢？他会想起，那是刽子手用来涂抹囚室的颜色；他还会想起，因为陆军统帅的叛变，小波旁官邸也全部涂上了黄色。唱诗童子准会认为这圣殿已变成了肮脏不堪的场所，马上躲得远远的。
今天，损坏着哥特建筑艺术的有三种灾难。浮表的皱纹和疣子，那是时间的作为；万般作践、肆意毁坏，那是从路德直至米拉博历次革命的成绩；肢解、截肢、四肢脱臼、修复，那是维特吕维于斯和维尼奥尔的领导者们所进行的野蛮式的工作。汪达尔人所创造的这一辉煌艺术，学院派把它杀戮了。几百年岁月和多次革命风云所造成的破坏，至少是没有偏向的，然而接踵而来的那多如牛毛的各种流派建筑师，却都是特许的，宣过誓的，许过愿的，他们对低级趣味趋之若鹜，竭尽毁坏的本领，竟用路易十五时代菊苣纹饰去换下巴特农神庙里最大光轮上哥特式的花边饰带。这可像是蠢驴对垂死的雄狮猛踢了一脚。老橡树遍体鳞伤，更惨的是还要遭受毛毛虫的压迫，蛀呀，啃呀，撕呀。
想当初，罗贝尔·塞纳利曾把巴黎圣母院比为埃费索斯的著名的狄安娜神庙！认为这座高卢人大教堂“在长度、宽度、高度和结构上都远胜一筹”。追忆往昔，真是天壤之别！
巴黎圣母院是一种中间性质的建筑物。当年快建完中殿最初韵大柱时，十字军带回来的尖拱样式，已经以征服者的姿态蹲踞在原来只用于支撑圆拱的那些罗曼式的宽大斗拱之上。尖拱从此就后来居上，组成了这座主教堂的剩余部分。
说起来，从罗曼风格到哥特风格的这类中间型建筑物也值得好好地推查考究，绝不次于那种纯一的建筑样式。这种过渡建筑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精妙之处，要是没有这些建筑物作证，那就会消失殆尽。这是尖拱式样嫁接于开阔穹窿的一种特征。
那些艺术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种混合建筑物现在仍有许多兴趣。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建筑艺术是何等认真的东西，并从这种混合建筑物所表现的事实中，体会到建筑艺术最伟大的成果并不是纯属个人的创造，而是社会创造的结晶；如果说是天才人物妙笔生花之作，不如说是劳动人民孕育的宁馨儿；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积淀，是历史长河所形成的堆积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前进上升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