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从学的人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他要求学生脚踏实地，打好基础，要排除各种干扰。由于韩愈的教育目的比较明确，所以，凡是诚心求教的后学，他都以诚相待。他曾热情地接待过一个狂生，事后此生又以信陵君礼贤下士之风要求并责难韩愈，韩愈非但不怪，反而复信给以解释和安慰，表现了他奖掖后进的殷殷之心。韩愈憎恶那些为谋取官职才去读书。习文的官迷和禄蠢。他曾严厉地回绝过一个姓陈的不肖子弟，此人向韩愈请教人仕的捷径，韩愈告诉他：向我求取做官的诀窍，就像向盲人问路一样。
韩愈不仅热心地教导弟子，也积极地为他们谋求出路。贞元十八年礼部考试时，韩愈向有关官员推荐侯喜、李翊等十名优秀青年。10人当中还有5人也在以后的考试中被录取。有4人当年进士及第。
韩愈在阳山贬所，又有区册、刘师服等投奔求教。
韩愈在潮州，也不忘为当地兴办学校，聘用教师。他对潮州废学已久，百余年间没有一人在进士、明经考试中及第的现状十分不安，他特聘既通经典，又明先王之道的赵德为师，负责创办学校，教授生徒。同时，韩愈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刚刚兴办的州学。韩愈此举，对潮州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韩愈并未为此退缩，他针对“好为人师”的责难，写了著名的《师说》，赠给弟子李蟠。
在这篇赠言中，他提出了恢复师道的主张，针对当时社会上严重的耻于从师的弊风，阐明了为师的任务、作用和从师的必要性；还论述了为师的标准和师生关系的准则，批判了士大夫不重视教育、不重视师道的不良社会风气。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还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师道”不存的不良现象，以雄辩的事实说明“耻于从师”
只能造成“愚益愚”的可悲下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韩愈关于“圣人无常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者不必贤于弟子”的见解，比较好地把握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鼓励弟子超过老师。正由于韩愈不顾世俗的嘲笑，既招收后学，抗颜为师，又作《师说》，公开宣扬与世俗格格不入的师道。为此，他遭到“群怪”
的“聚骂”。
韩愈步入朝廷的最高学府，并担任了博士和祭酒之后，他就名正言顺地开始对国子监教学和管理工作进行了整顿。他首任博士时就发现，由于“公卿子孙，耻游太学”，致使学校生员不足。他提出充实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生员的建议。他担任国子祭酒时，针对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官选择轻率无章、部分贵族出身的学官骄纵无理等流弊，上书有司，提出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使国子监死气沉沉的局面为之一改。
愈在《源道》一文中，为保证教学目的实现，对教学内容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德育看，包括仁。义、道、德等整套儒家的伦理；从智育看，包括《诗人《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其他还有礼、乐、刑、政等政治、社会教育等内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的确定，是搞好教育，培养人才的关键所在，韩愈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阐明这个道理。在韩愈的教育思想中，他的“人才观”
也是较为全面的。他首先强调德才兼备，在《进学解》中，韩愈坚持反对“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他主张智勇兼备。为挽救时弊，振兴儒学，巩固统一，他建议起用一批“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他对“舍身许国，视死如归”的大智大勇给以热情颂扬，要求选拔人才时名实兼顾，才艺兼顾。与其行事之可否为不失也”（《杂说四首》）。他在任国子祭酒时，对面貌不佳但却能说。在韩愈看来，对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既要重六经，也要重六艺，凡是“名一艺者无不庸”。
韩愈在学习方法方面，特别强调勤奋刻苦，认为“业精于勤，荒于嬉”。但要在学业和诗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光有勤奋还不够，还需要具有独创的精神。韩愈在《进学解》中借学生之口谈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及心得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更要在提纲挈领方面下工夫，以把握书籍中的重点、宗旨和其中的深奥道理。
韩愈与弟子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争论、彼此批评、共同提高的平等关系，他的不少学生成为他终生相伴的挚友，成为他领导古文运动的骨干力量。韩愈尊师重教的实践和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济世安邦、振兴儒学为己任的韩愈，历史地担负起反对佛教、兴复儒学的重任。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对佛教学说及其危害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首先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造成民“穷且盗”的严重后果。他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土农工商四民，而唐代却增加了僧、道二类，因而不从事生产的人民由古代的“士”一类而增加为“士”、“僧”、“道”三类，这样一来，生产者减少，坐食者增多。他说：“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其次指斥“佛本夷狄之人”，即是说佛教是外来的异族宗教，它的教义与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格格不入，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中国就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他说：
因“佛本夷狄之人”，所以“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认为佛教的盛行破坏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是导致国家政治和财政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
但是佛教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正是鉴于以上见解，韩愈认为佛、道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他要求严厉制裁佛教道教，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即令僧尼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他们的经典，将寺庙道观改造为民居。他在《论佛骨表》中曾激烈地建议，将皇帝老子崇拜的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为此，他险遭杀身之祸。
韩愈反对佛教道教的思想武器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全面恢复“先王之教”，继承和发扬儒家仁义道德的封建道统。韩愈为了与佛教对抗，他仿照僧侣传法世系的法统，编造出儒家圣人递相传道的道统说。他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在圣人之间存在一个递相传道的道统。
儒家圣人所传袭的这个道，它是以仁义为具体内容。不同于佛教、道教所鼓吹的道。韩愈的使命继承这个道统，使之传袭下去。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纳入儒家学说体系之中，更好地为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
中唐后期，古文运动形成了高潮。文体文风的改革此时迅猛兴起，韩愈等人总结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古文革新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已探索出改革文体和文风的基本途径。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特别是藩镇割据势力的膨胀，中央政权的腐败和衰微，使唐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佛道的泛滥又从经济、思想等方面腐蚀着封建政权的基础。及至武周以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直接威胁着李唐王朝的统治。为挽救危局，以维持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们打起“复古”的旗号，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六朝以来的骈体文严重地束缚着这种思想主张的传播，政治革新的内容要求冲破旧文体旧形式的桎梏，要有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与之相适应。古文运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唐代前期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唐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
韩愈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韩愈与古文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韩愈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师事过古文学家梁肃、独孤及等人，与古文运动的先驱保持着较多联系，在学术思想及文风方面深受他们的影响。韩愈出于文学世家，其父辈兄辈都以道德文章著称于世。家庭的教育与熏陶使他具有雄厚的古文基础。
韩愈具有才学胆识，也有百折不挠的执著精神。他不顾时俗讥讽，抗顽为师的活动，聚拢了一大批后学才俊，韩门弟子正是古文运动的主力军。
古文运动改革文体和文风，以散体文代替骈体文，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进步潮流。主张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绝不是真的复古。而是在反对骈体文的过程中，学习、融会、继承古代散文之精华，发展成为合乎时代需要的“新语”。
继承发展前人改革文体和文风的精神，革去骄偶的文体和淫丽的文风，创造出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的新的散文文体。韩愈在创造新的散文文体中，从横向、纵向几个方面广泛学习，吸收百家之精华。
经过韩愈等人的多年努力奋斗，古文运动形成了较大规模和声势，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完备。韩愈的古文理论，主要是：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是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古文先驱已经提出，韩愈的贡献在于给这一理论赋予了崇儒排佛的鲜明时代色彩，它具有相当大的号召作用。韩愈在《答崔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他在《答陈生书》中又强调：“愈之志在古道。”韩愈所讲的“道”，就是他在《原道》中所宣扬的儒家正统思想。他从事古文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复兴儒道。他所说的“辞”
是指“三代两汉之书”。韩愈曾讲过自己既重道、又好辞，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在“道”
与“辞”的关系上，韩愈认为应该以学道为主，习辞为次，学道是目的，习辞为手段。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韩愈认为古文的写作应该把握以文载道的原则，“道”
是“文”的内容，而“文”则是“道”的表现形式，是宣传“道”的工具。韩愈在给朋友和弟子的书信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体文风的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排斥佛老、捍卫儒学正统地位的思想运动。
强调作家的自我修养，将“修身养气”视为创作成败的关键。韩愈认为，自我修养应包括道德修养和文辞修养。
他指出，要写出成功的力作，必须首先加强道德修养。
在如何加强自我修养的问题上，韩愈主张既要潜心攻读“三代两汉之书”，以圣人之志为志；又要努力实践三代两汉的儒家之道。他在谈到读书的情形时说，自己每读先圣经典就会进入如痴似迷的境界。要写出优秀的文章，不但有道德修养和丰富的内容还不够，还必须加强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驾驭纯熟的写作技巧，掌握丰富的言辞。他认为道德修养决定着文章内容，文学修养是表达内容的工具和手段，二者是写好文章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韩愈还认为，当作家的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一种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气”才能创作出气势磅礴的雄文。他在《答李翊书》中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用比喻的手法分析了“气”与“言”的关系。他说：气，好比水；文辞，好比漂浮在水上的东西。
水大了，所有的东西都漂浮起来；气盛了，所需要表达的东西也会喷然而出。而且，不论“言之短长”，还是“声之高下”，都会感到合宜得体。韩愈就是加强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的典范，他的文章更有排山倒海之势。韩愈强调创新和标新立异。提倡继承和吸收先秦两汉的散文成果，主张“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他反对只学习古文的形式而忽视古文内容精神的做法。他在《答刘正夫书》里提出向前人学习应该坚持“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原则。
韩愈在《进学解》中曾借太学诸生之口，叙述了自己学习先圣经典的情况。“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即是说他既能勤奋刻苦地学习先秦经典，又能探讨其深奥的道理，把握其基本的精神。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写文章时要反对因循模仿，力求做到“唯陈言之务去”，不用陈词滥调。为文立论“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继承三代两汉的优秀成果，独创自树，将继承与创新比较好地结合起来。韩愈还十分重视用字及遣词造句的正确、流畅，要求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对自己文体改革的理论善于吸收前人之长，进行新的创造，是古文写作的集大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