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6日，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原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犯贪污、挪用公款、投机倒把、受贿罪在贵阳市被枪决，消息传来，群众拍手称快。党培养多年的一个干部落到如此下场，人们为之愕然。阎健宏，何许人也？她在贵州是一个“特殊人物”，除了自己的正厅级职务外，更重要的是，她是前省委书记的妻子，人称“贵州第一夫人”。
一
阎健宏，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十八岁入党，同龄人中也算得上佼佼者。五十年代她曾在中组部呆了十年，后来调到河南省工作。1987年，她丈夫赴贵州任省委副书记，1988年12月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当月20日，阎健宏迅即调往贵州，从此过上了“贵州第一夫人”的生活。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为贵州省委主要领导的妻子，阎健宏理应摆正位置，严以律己，给丈夫以生活上的关心和工作上的支持。然而，阎健宏决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她不甘于做一般的官太太，她要掌握实权，她要出人头地。正是这一念之差，使她重蹈“夫人参政”的覆辙。
抵贵伊始，她就给省委组织部出了个难题。
关于阎健宏的工作，省委组织部已有安排，打算让她到一些轻闲的岗位任职，如省档案局、省图书馆。阎健宏对此大为不满，认为那是对她莫大的“污辱”。迫于无奈，组织部门只好征求这位贵夫人的个人意见。阎健宏大言不惭，语出惊人：“要么就去你们省委组织部，要么就去省计委。不管你们把我放在哪个位置上，我想我都是可以胜任的。”后来阎健宏对自己的亲信谈起此事时还说：“我阎健宏要么管人，要么管物，没权没油水的地方，我才不去呢。”1989年3月，阎健宏如愿以偿，出任贵州省计委副主任。
从此以后，阎健宏凭借其特殊身份，在贵州到处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尤其是对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是哪些部门和单位，她都要插上一手，无人敢管，无人敢问。阎健宏的特殊身份、特权思想为她的违法乱纪活动提供了温床。
按说，阎健宏作为省计委副主任，理应在计委主要负责人领导之下，分管计委部分工作，而事实恰恰相反。阎健宏名为副主任，实际上大权独揽，“比主任还主任”。而那位计委主任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甘愿为阎健宏当“配角”。阎去外地时，他在计委“主持”工作，阎一回来，他便下基层，去外地，或干脆“休病假”。单位第一把手就是这么个样子，下面的群众更是敢怒不敢言。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阎健宏到省计委后又干了些什么呢？
一到省计委，阎健宏就大肆抓权抓钱。当时沿海各省都在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影响，逐渐弱化计委传统的行政职能和权限。而贵州省计委在阎健宏领导下，却反其道而行，把一些本已下放的权力，分配的资金、物资都收回来。阎健宏打着“治理整顿”的名义搞了个文件，里面提出诸多要求，实质都是揽权揽钱，上下各方意见纷纷，阻力很大。阎健宏让丈夫出面干预，最终达到了目的。
1990年，省计委在一没资金，二无仓库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批了五十吨平价茅台酒，然后出卖批件“委托华侨友谊公司和侨新企业公司办理”。两家公司议价销售，差价收入省计委得七成。1991年故伎重演，仅这两笔生意，计委坐收渔利二百万元。省计委掌握了三千吨计划内铝锭，阎健宏“指示”以市场价出售，又赚了一大笔钱。
1990年，阎健宏的一位“干女儿”开办的公司拟与外省某炼油厂合资办一家石油公司，报告打到省里，省石油公司以违反国家政策为由表示坚决反对。阎健宏勃然大怒，一个电话打到省石油公司办公室。“我找王经理。”“我就是，你是谁？”“我是阎健宏。”阎怒气未消，亮出了身份。“阎、阎主任，您找我什么事？”王经理立即英雄气短。“什么事？我问你，我‘干女儿’的事，你为什么顶着不办？你这个经理是不是当够了……”阎健宏把人骂得狗血喷头，那位大经理都傻了，他不知道“干女儿”是何方神圣，只晓得“第一夫人”得罪不起。结果不言而喻，“干女儿”顺利过关。
为了发挥阎健宏“有魄力”、“协调能力强”的特长，省里任命她为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贵信”）董事长，目的是让她开拓局面，引进资金，以改变贵州贫穷落后的面貌。然而事与愿违，阎健宏完全辜负了组织上对她的期望。上任之后，她不是忙着搞拆借、融资从中捞钱，就是想让省里各部门把钱都存到她那家公司去，惟独没为贵州建设做几件实事。用她自己的话讲，省计委毕竟是国家机关，而“贵信”则是国家企业，所以她抓权抓钱的行径更加有恃无恐。据反映，阎健宏在“贵信”担任董事长期间，公司内部各项规章制度一片空白，一切都由她个人说了算。阎健宏大笔一挥，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资金就能立即从公司的账上划转到外省；阎健宏想让谁进公司，有关部门就得立即办手续；新调进职工的月工资，阎健宏定多少财务部门就得发多少。难怪有人忿忿不平地说：“在‘贵信’，什么管理，老总一人说了算就是管理。‘贵信’成了阎健宏一家的公司。”可对阎本人来说，这官当得多惬意。
凡是了解阎健宏的人都说她贪财。一位公司女老板刚从香港回来就接到了阎的电话：“从香港回来，就把我们忘了，也不知道来看看我。”她赶快带上价值上千港币的礼品跑到阎健宏家，岂料阎健宏偏偏看上了她脖子上那条新买的金项链，阎厚颜无耻地提出借戴几天，老板只好忍痛割爱，后来连自己戴的手表也不得不“贡献”出来。
阎健宏爱占小便宜，但她更喜欢大便宜。
1992年10月，阎健宏结识了深圳王朝酒店副董事长、外商股东金凯利，后来便任命金为“贵信”驻深圳代表处主任，并同意给金贷款七千万元人民币。金凯利为表示感谢、于1993年1月中旬，邀请阎健宏等人到香港游玩，除支付一切费用外，还向阎行贿港币一万元及价值人民币一万七千多元的物品。
1992年12月，“贵信”副总经理宋立权经阎健宏同意，与海南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通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其间，宋立权向宇通公司要了十万元人民币，名日给“贵信”职工发奖金。1993年1月，宋将这十万元交给阎健宏，阎将此款加上其他的二万五千元人民币化名“王艺民”存入“贵信”营业部，据为己有而职工奖金却化为泡影。
1992年12月，宋立权经阎健宏批准自带信汇二千万元到海口，与宇通公司经理高天国签订一份借款合同。双方口头约定由宇通公司另付“贵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包干利润。1993年6月，宇通公司支付的一百五十万元并未直接汇往“贵信”，而是按阎健宏的旨意，把钱放在了账外。1993年9月阎健宏、宋立权伙同“贵信”金融部经理高玉成伪造了一份免除宇通公司包干利润的假手续，至此，阎健宏三人隐匿、转移一百五十万元的行为全部完成。
1993年3月下旬，阎健宏向宋立权要十万元人民币。4月12日，宋从通达公司提取十万元。交给了阎健宏。同年5月、9月，宋先后两次找阎要收据，阎伪造了高天国出具的假收据，掩盖了自己吞并十万元公款的行为。
1993年5月，贵州侨谊实业总公司在贵州省建行等单位贷款时，找“贵信”做担保。“贵信”按阎健宏的指示收取担保费一万八千五百美元。同月24日，宋立权以“阎董事长用做归还境外开户借款”为由取走该款，将其中的一万四千三百美元交给阎健宏，阎出具假收据侵吞该款。
1993年6月，阎健宏以付车款和到北京开展业务为名，从投资贸易部的小金库中领出五万美元，以其子的名义借给他人使用。当月，字通公司向中国投资银行北京市分行拆借人民币五百万元，要“贵信”为其担保。阎健宏同意担保，并按百分之一收取担保费。7月3日晚，宇通公司经理高天国办完担保手续后，将五万元担保费送给阎健宏，阎将此款占为己有。
贪心不足蛇吞象。有这样一个蛀虫在“贵信”横行，公司的经营状况可想而知。阎健宏利用公司制度漏洞，设立账外账、小金库，隐匿、截留收入，大搞资金体外循环，逃避监督。经查，阎健宏任职的“贵信”成立仅一年，违纪金额就高达二亿八千万元人民币、一千五百万美元。六百九十万港币，私设小金库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十五万美元。
除了利用职务便利攫取私利以外，阎健宏假借其特殊身份，捕捉各种机会，疯狂敛财。
1992年，贵州省石油紧缺，几位省领导分头出去跑油，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已经调离省计委的阎健宏还硬要了两万吨计划内石油，倒卖赚钱。
贵州地处内陆，车皮紧张。据传闻，一节车皮计划可以卖到二千元。1993年初，省里开“人大”会，阎健宏拿着报告找到休息室，当着丈夫的面找省长要五十节车皮。因数量太多，省长颇感为难，阎健宏软磨硬缠，步步紧逼，省长迫于无奈，只得依了她。
1992年7月，阎健宏参加“五省七市”会议期间，认识了港商陈宝聘，即商定在云南做一笔卷烟生意。具体办法是陈宝聘提供某烟草公司介绍信，由阎健宏负责打通关节。拿到介绍信后，阎驱车前往云南省委，找到与丈夫共过事的老朋友，哄骗其在介绍信上批示“请玉溪卷烟厂解决购烟事宜”。当晚，阎将“批示”交给陈宝聘。陈凭“批示”批发到一千件“红塔山”，并转手倒卖，阎健宏从中牟利四十万元。
二
说起阎健宏一案，不得不提到她的长子刘博。常言道，儿子是娘的“心头肉”，为了满足儿子的种种要求，阎健宏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阎健宏蜕化变质之初，是利用计委掌握平价物资、资金的便利，给儿子批指标，由他倒给有关单位，捞取好处。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刘博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七十五万元。
1989年，一名港商要阎健宏帮忙向贵州推销二万吨化肥，她见有利可图，就让刚下海的儿子做这笔生意，阎亲自出面为儿子搞指标，办批件，并强迫某地区接受了这批价高量大、不合农时的化肥。结果，农资部门积压几年，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港商却赚到了几百万，刘博获利几十万。直到1993年下半年中纪委调查组赴贵州调查此事时，发现那些没卖掉的化肥仍然沉睡在仓库里。
据贵州省计委下属劳动服务公司反映，1990年3月，计委指令他们给湛江栖山区燃料公司的吴明余发煤三万六千吨，由于每吨只赚三元钱，几乎等于白干，下面对此颇有意见，可领导说这是阎健宏主任交办的，不干也得干，干了也白干。后来才了解到吴明余是刘博的朋友，为了这批煤，吴送了好处费十四万兀。
1992年，贵州省几家省直部门要在八角岩饭店合建办公。楼，而阎健宏与其子也看好这块地方，要与外商一道会同有关部门建设娱乐城，省里几个部门都不同意。阎健宏披挂上阵，上蹿下跳，她找到省里有关领导，硬是把这块地皮要下来，将已在修建中的办公楼改建成贵州丽晶游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开业仅两个月，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阎健宏让儿子退出股份，升值转卖，其子获利四十六万元。同年6月份，正当阎健宏为刘博在美国买房子大伤脑筋时，某公司经理程福生求她办事。阎健宏灵机一动，答应了程的要求，但事后提出向程借十五万美元为儿子买房，程福生无奈，只好应允。12月，阎健宏指使“贵信”会计将贵州侨谊实业总公司向“贵信”支付的四十万元直接抵扣了程福生所欠“贵信”的部分贷款，用于归还她儿子的“房债”。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关心子女应立足实际，不能有非分之想。如果为了成全子女而违纪违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反过来说，为了一己私利，甘心让母亲冒天下之大韪，也有悖孝道，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阎健宏伏法之前，出于求生的本能，给刘博写信，劝儿子卖掉用赃款买来的房子，以救她一命。遗憾的是，直至阎健宏被枪毙，刘博杳无音信。难怪阎健宏对看守人员说：“我的事，坏就坏在老大身上。”“老大办事不牢靠，又没良心。”
三
1993年2月以后，中纪委接到揭发阎健宏的群众举报信，决定派人查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阎健宏仰仗权势，步步设防，极力阻挠；调查组不负重托，排除干扰，一查到底。猖獗一时、不可一世的阎健宏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正义的判决。
1995年1月16日，阎健宏伏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