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二人负伤的部位。好人追赶坏人，必然从后背抓，坏人回身反抗，一定会当胸打在好人前面，坏人再跑，好人还是从坏人背后打坏人；坏人返身反抗，必然打到好人前面，所以胸前伤重的是好人，背后伤重的是坏人。
一字之差
清朝年间，有一个商人娶了一个妻子。商人是做运输生意的，经常要走南闯北。有一天，商人又要出远门了。对他的妻子说：“我常年不在家，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你照顾，妹妹又非常任性，不会做事，这个家就全靠你啦！”妻子的娘家很穷，所以她从小就很会做家务，砍柴、挑水、做饭，什么都干。她对丈夫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服侍好公公婆婆，照顾好小姑的。”
商人走了以后，善良温柔的妻子，天天早起晚睡，忙里忙外地做家务，重活轻活什么都干，可是仍然要受到婆婆和小姑的欺负。原来呀，婆婆嫌媳妇的娘家穷，小姑本来就又懒惰又自私，看到嫂嫂要来当家，就处处跟嫂嫂作对。
有一天，小姑看见嫂嫂在河边洗衣服，就故意找嫂嫂的麻烦。她拾了一块石头，“扑通”一声扔在河里，水花溅了嫂嫂一脸，嫂嫂生气地责怪小姑，小姑就破口大骂，姑嫂俩争吵起来。小姑恶狠狠地举起洗衣用的棒槌，猛力砸在嫂嫂头上，嫂嫂一下子倒在河边，没有喊出一句话，就断气了。小姑马上就被抓进了衙门，县官经过审问，叫来专门写公文的书吏，写了判决文书：“小姑用棒槌击死其嫂，判处绞刑。”婆婆闻听女儿要被处斩，赶紧拿出很大一笔钱，去收买书吏。那书吏收了钱，便偷偷地在判决文书的一个字上，又添加了一划。很快判决文书就呈报给了州府。州官看了以后，以为小姑是不小心砸死嫂嫂的，就改判了3年监禁。
几天后判决结果又传回到县衙，县官展卷一看，觉得非常奇怪，明明是砸死了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为什么州官要改判呢？他不禁又重新查阅了上呈文书，终于发现是书吏动了手脚，便立刻查办了书吏，重新判小姑死刑。那么书吏在哪个字上加了一笔，使小姑的罪责减轻了呢？
书吏在“用”字的一竖下面添加了弯钩，就成为“甩”字，变成小姑无意地“甩棒槌”砸死嫂嫂了。
水盆里的铜钱
南京城里的秦淮河边，有一个夫子庙。每年元宵节，都要举行庙会。庙会上人山人海，有唱戏的，有看戏的，有卖东西的，有买东西的，还有看灯和猜灯谜的，真是好热闹啊。
在夫子庙的旁边，有一长溜商品摊子，商贩们扯开大嗓门，吆喝着招徕生意。游客们这边挑挑，那边看看，看中了什么好的，就大声讨价还价。这些嘈杂的声音，反而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在这些摊子中间，有两个摊子紧紧挨在一起，他们一个是卖菜油的，一个是卖青菜的。卖油郎嘴勤手快，服务热情，所以生意特别好，而卖菜郎呢，总是把烂菜冒充好菜，还短斤缺两，所以生意冷冷清清。卖菜郎却认为，是卖油郎抢了他的生意，一直怀恨在心。
有一天，有人来买油，卖油郎忙着招呼顾客，身边的钱箱没有锁，被卖菜郎看见了，他悄悄跑过去，伸手偷了一把铜钱，塞进袖口里。卖油郎一转身，正好看见了，气愤地责问卖菜郎：“你为什么拿我的钱？”卖菜郎却反咬一口说：“我没有拿。是你偷了我的钱！”
他们争吵起来，人们只好叫来了县官。县官问清了情况，对卖菜郎说：“你把袖口里的钱拿来，让本官看看。”卖菜郎把钱交给了县官，县官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说：“哎呀，这钱也太脏了，还是先洗干净了，我再判吧！”
他让人把铜钱泡在水盆里洗，过了一会儿，县官看看水盆，马上就判断出，是谁偷钱了。为什么县官看看水盆，就知道谁是小偷呢？
卖油郎的手上沾了油，拿钱的时候铜钱上也会沾上油，县官看到水盆里的水漂着油花，就知道钱是卖油郎的了。
邱与丘
清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广西苍梧县的县令王猛刚刚到任，就接到了一纸诉状。一向爱民如子的王猛看罢诉状，就将原告余阿吕和被告邱以诚传到县衙大堂。
王猛先询问原告余阿吕：“余阿吕，你当着本县令和邱以诚的面，再将所告之事向本官陈述一遍！”
余阿吕说道：“启禀大老爷，邱以诚曾在康熙五十五年的时候，从我那借走了20两银子，当时说定是35年后还，可现在35年已经过去了，邱以诚却分文未还，而且还否认他向我借过钱，故而我才写了诉状，请大老爷做主！”
王猛听罢，说道：“你的借据带来了吗？”“小人已带来！”余阿吕从兜里拿出借据，呈给了王猛。
王猛展开一瞧，确实如余阿吕所说，并且借据上还签过字，画过押。
王猛将借据放在几案上，又问邱以诚：“你可曾借过余阿吕的钱？”“请老爷明断，小人从来未曾借过他钱，我记得在3年前曾经向他借过一个铜壶，因为我不识字，只认识自己的名字，所以当时还是他替我写了一张借据，他又写了我的名字，我就依葫芦画瓢的照着他写的我的名字的样描了一个我的名字。大人，他手中拿的借据一定是我借铜壶的证据。”
在邱以诚回话的时候，王猛察言观色的注视着他，觉得这个邱以诚是个正人君子，是断断不会借钱不还的。
想到这里，王猛不禁把几案上的借据又拿了起来仔细地观看。
看着看着，王猛突然明白过来，他一拍惊堂木，大喝一声：“大胆的余阿吕，你竟敢伪造证据欺骗本官，还想诈人钱财，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余阿吕还想狡辩，王猛说出了借据中的破绽后，他一下子垮了下来。
王猛是怎么看出借据中有问题的呢？
“邱”字在雍正初年以前，只作地名使用，而姓氏中一律用“丘”，而不用“邱”。到了雍正初年，为了避孔子（丘）的讳，作为姓氏的“丘”，才一律改为“邱”。而借据上写的时间是清康熙五十五年，那个时候，“丘”还不能写作“邱”。由此，县太爷王猛肯定那张借据是后来写的，也就是在“丘”改成“邱”之后的事。
一坛红枣
有一个商人积攒了不少钱。有一天，他要外出去做生意，家中没有其他人，于是他把一坛银子假说是红枣，封好了托邻居保管，说是很快就回来。
可商人一去，竟3年没有回来。一天邻居打开坛子，只见白花花的银子，就全部拿出来占为己有。
不久，商人回来了，邻居在坛子里装满红枣，照原样封口以后，还给商人。商人打开一看，银子变成了红枣，就问：“坛子里的银子呢？”
邻居回答说：“你交给我时说的是红枣，哪里来的银子呢？”
两人说不清，理不明，争吵起来，就一同来到了县衙。县官问邻居，邻居说：“他把坛子交给我时说是红枣，根本就不是银子。”县官仔细看了看一坛红枣，把桌子一拍，要邻居立刻把银子交出来，否则要用大刑。这时，邻居大呼冤枉，否认拿到银子。于是县官讲出了道理，使邻居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县官是如何判定的呢？
县官说：“商人外出3年，红枣早已干枯霉烂，现在红枣新鲜完好，明显是才放进去的。”这时邻居无话可说，乖乖地交出了银子。
替罪的瞎子
一天，一位瞎眼的中年男子来到县衙自首，说他因生气不慎失手打死了年老的父亲，要求胡县令给他治罪。胡县令听罢，便带领衙役一同去现场勘察。
到了瞎子家，只见一位白发老翁面朝黄土，倒在血泊中。胡县令验尸时，发现死者后脑勺有三个伤口，这些伤痕有规则地分开排列着，那老翁自然是招架不住来自3个不同部位的致命袭击。胡县令看到这一切，对瞎子说：“你杀了人，是要抵罪的，你这一去可再也别想回来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来和你诀别！”
瞎子脸色阴沉，过了一会儿，才低声说：“家里还有一个儿子。”胡县令便派人传唤他儿子来。
儿子来了，畏畏缩缩地站在瞎眼父亲身旁，一会儿看父亲，一会儿看众人，又不时瞟着倒在血泊中的祖父，双手不停地绞在一起。此时，胡县令大声说道：“你们父子有什么话快说吧，今天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听罢这话，儿子抓住父亲的手，低头呜咽起来，父亲也哭着对儿子说：“儿啊，以后可要好好做人。只要你今后好好过日子，父亲此去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不要想念我，我眼睛瞎了，也不值得想念。”说罢，瞎子就扭过脸去。那儿子神色凄然又慌乱。胡县令喝令儿子退下。
过了一会儿，胡县令又叫瞎子退下，传那儿子上来。胡县令铁青着脸，高声喝道：“刚才你父亲把一切都招认了，是你打死了你祖父，还想让父亲来抵罪。你知道该当何罪吗？还不快招供！”那儿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哆嗦着说：“我确实打死了祖父，但我父亲去投案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这跟我不相干，请大人饶命！”说完连连磕头。
原来他家共有四口人，他还有位叔叔，那老翁由于大儿子是瞎子，所以常常偏袒小儿子。这孙子就记恨在心。有一天，趁祖父一人在家的时候，孙子抱起石头砸死了祖父。父亲回来后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吓坏了，为了保住这条根，就想出了这么个替罪的主意。
胡县令是凭什么知道儿子是杀人凶手的呢？
父亲是瞎子，如果发怒打人，一般是乱砸一气；而祖父的三处伤口排列整齐，显然是明眼人干的；父子诀别时，儿子举动反常，说明是父亲替罪。
父与子
清朝康熙年间，忠若虚任余姚县令。他一天到晚坐在官府大堂上，开门听理诉讼，到了半夜也不休息。无论事情大小，倘若有所冤屈，都可起诉。一经起诉，就立即判断是非曲直，从不积压案件。
一天傍晚，一个中年人来控告其子不孝。忠若虚马上升堂，一审问，得知父子两代都是以皮匠为业。根据父亲控诉，儿子不守本分，家里常常缺米少柴，而他游荡无度，如果教训他，他就更加无法无天。忠若虚闻听缘由，便慢慢地说：“你们父子俩吃过晚饭没有？”父子俩都回答说：“没有。”于是忠若虚就吩咐每人给钱200文，很关心地说：“拿去，吃了饭再听审。”于是父子俩都出去了。
到了夜里二更天，忠知县突然宣布继续审案。忠知县先把父亲叫到堂上问道：“这位父亲，200文你用去多少？”中年人回答道：“还剩30文。”忠知县疑惑地又问道：“现在菜很便宜，你只吃一碗饭，为何只剩30文？”中年人叩头说道：“我有久治不愈的老毛病，饭后要吸一口鸦片烟，需用1钱左右，也在这里面开支了。”接着忠知县又传儿子上堂，问道：“200文你用去多少？”儿子回答道：“我只用去了30文，还有170文。”忠知县又是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节俭呢？”儿子非常淡然地回答道；“饭是饱肚子的，既然吃饱了就不用再花钱了。”
询问完了儿子，忠若虚已经全都明白了，于是他就对父亲说；“我已考察到你们父子来打官司的情由了。你的儿子只是一个皮匠，整天忙碌不停，还不足以供应你的需求，因此你就告他不守本分。现在本应惩罚你谎骗之罪，只是当你儿子的面给父亲用刑，你的儿子必不忍心，我也不忍心这样做。你立即回去，妥善处理好父子关系，努力做一个好老百姓。”父亲听了这段话，感动得抱着儿子哭泣起来，叩头拜谢而去。
那忠知县凭什么断定是其父诬告其子的呢？
忠若虚拿出200文钱，让父子二人出去吃饭，就是在测试父子二人平时的生活作风。如果吃饭用的银子多，说明他们平时生活浪费；吃饭用的银子少，说明他们平时生活节俭。父子两人的用钱多少，一下子便可知道控告的正确与否。
镰刀上的证据
一天，西平村的一个青年农民挑着两只水桶往山里走去。因为多日无雨，田里缺水，他想到那个刚刚被发现的泉眼边再接两桶山泉水。
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前面不远的山道边上躺着一个人。近前一看，他不由得惊叫起来，调头就往回跑。原来，他看见地上那个人的脑袋都被砍烂了。
案子很快被报知了官府，胡县令亲自带了几名衙役来到了发案现场。胡县令发现这里很僻静，是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便估计很可能是强盗谋财害命。可是，当他检查完死者的衣物时，又发觉不对。因为死者的衣物都在，而且身上还带着30两银子。
“若是强盗所为，哪能把银子留下呢？”胡县令一边想，一边继续检查死者身上的伤痕。当他发现死者身上有十几处镰刀伤时，心里明白了：“这是一起仇杀案。”
胡县令把死者的妻子叫到跟前问道：“你丈夫生前跟谁结仇最深？”
死者的妻子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听了胡县令的问话，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不要急，好好想一想，你丈夫生前没跟谁积有怨恨吗？”胡县令又语气平缓地问道。
死者的妻子抹了把眼泪，答道：“我丈夫平素与人从没争吵过，没有什么仇人。”
“你再想想，能不能因为别的原因？”胡县令仍然希望被害人的妻子能提供点对破案有价值的情况。
死者的妻子又想了片刻，还是摇头。
“好了，想不出来也无妨，我自有办法查明案情！”
胡县令说着就要走。就在这时，死者的妻子忽然想起什么，说道：
“大人，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丈夫找村子里的武明子结账，他没带银子来，我丈夫曾限期让他把欠的银子还清。”
“噢，武明子。”胡县令暗自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又对衙役吩咐道：“速去村里传我的话，让各家各户立即把各自的镰刀都送到这里来，如若发现有隐藏者，一旦被查出，便按杀人凶手论罪惩处！”
衙役去村子里把人们都集合到一起，宣读了胡县令的命令。村里的人没有敢不服从的，都拎着自家的镰刀来到了发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