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殷武》说：“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这是春秋时宋国人歌颂其祖先的颂歌，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是也说明成汤等商王，特别是在商文化最强盛的二里岗上层时期，曾向四周大力开拓、扩张，不仅向西方的氐羌，还向南方的荆楚扩张。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商王国在南方的一个军事据点，在全国大城之中，年代距今3500年以上的商城，仅有郑州商城与武汉商代盘龙城。盘龙城位于长江北岸，是商王国向南扩张的中转站与南征的军事据点。至迟在3500年前，商文化已经越过长江，江西的吴城文化已是接受过商文化影响的青铜文化，遗址周围发现有城墙和城濠，有大型建筑台基、祭坛、广场与道路，还有铜器墓、原始瓷器、玉器和文字。商代铜矿在江西瑞昌发现，锡矿在江西德安发现。我在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发展研讨会上发言说：这是中原王朝努力控制的一条将南铜北输的生命线，这条运输线可称之为“中国青铜文明之路……在方国林立的情况下，政治统治只能抓住点与线，线便是交通线，点便是驻军的保路点。”［5］与郑州商城同时期的山西垣曲商城，位于黄河北岸，三面临水，为商王国抵御西北敌人的军事据点和取得中条山铜矿资源的中转站。［6］商王国正是通过它的高城深池来加强其政治军事控制力，保障通商贸易道路的畅通。
其次，从思想与价值方面来看，郑州商都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缺失，有局限性。关于郑州商都的文化传统，不能不涉及到人物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我们则选择春秋郑国来加以说明。郑州在当时属于郑国，尽管都城是在今新郑市城区一带，但其原住民仍为商的遗民。郑州与新郑之间的望京楼便出土了一些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铜器墓［7］。郑国在建国之初与商人订立合作的协议，这里的商人便是商遗民，从事经商。商周之礼，特别是周礼，在春秋中期以前仍存在与奉行着。贵族与国人的思想，仍可以说明商都人的精神文化面貌。我们归纳为三点：
第一，敢于冲决旧传统观念的新兴势力，其代表人物为郑庄公。春秋初年，周平王在位时虢公与郑庄公同为左右卿士，共掌王事。郑庄公竟敢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以钳制周室。他将周王比作平起平坐的诸侯了。他第一个敢与周天子兵戎相见，用武力打掉周王室的尊严，郑军“射王中肩”，使周王的权威大为下降。郑庄公是位有才干的政治家，他打着王命的旗号东征西讨。郑庄公作为五霸之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对中国历史进程有过推动作用。
第二，顺应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郑相子产，治郑有方，树立了春秋时代的楷模。清人冯李骅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出色写一子产，中间出色写晋文公、悼公、秦穆、楚庄数人而已。”［8］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的执政者、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子产重视道德的作用，他曾写信给晋国范宣子说：“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子产当政之初，社会矛盾很突出，郑国经过春秋初期小霸的兴盛之后，已走向衰落，郑国境内南有强楚，北有晋霸。亲晋则楚怨，亲楚则晋讨，左右两难，特点为“国小而逼，族大宠多”，面临的困境特别多。
子产一上台便实行内政改革：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9］开始国人对新的改革不仅误解，甚而咒骂，待三年改革成功又加以歌颂。第二件大事为“铸刑书”，也遭到守旧派的反对。“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0］这八个字，振聋发聩，掷地有声。
这里体现出作为一个贵族士大夫，对国家抱有忠诚和责任感，这种为国为民而不顾个人生死的人格精神，是我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至于子产不毁乡校，以民论为师，听取国人对执政的批评与建议，体现出子产朴素的民主思想。子产和然明（郑臣）赞成视民如子、诛不仁，有明显的仁政倾向。他的知人善任、宽猛相济的施政经验，对外不卑不亢、据理力争的外交家风度，在春秋时代倍受好评。年龄较子产稍小的孔子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儒家学说也从中汲取了营养，法家又以子产为首创。而历代统治者的儒法兼用、宽猛相济均以子产为先驱。子产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三，生活在郑州商城与郑韩故城的人，自古便有一种为国忠诚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商代神权巫术与王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商王室的首要任务是事奉鬼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主要特点。商城发现的上百枚人骨头饮器，便是明证［4］。以敌人首级做盟誓祭礼的饮酒器，反映出商王国统治贵族的习俗与礼制的野蛮性。
商代求雨有“作土龙”与“焚女巫”等方式，甲骨卜辞已有明确的反映。这是古代求雨的巫术。
商汤既是开国之君的政治领袖，又兼群巫之长。传说中商汤以己身自焚来祭天求雨，他志愿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于是剪发、磨手，以身为牺牲，以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悦），雨乃大至。”商汤用这种求雨巫术，博得商民的信任。
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是一个年迈的底层贵族，当僖公三十年（前630）时，晋文公、秦穆公围郑，国难当头，被人推荐给郑文公。
于是，他乘黑夜从城上系绳垂到城外，去游说秦公，使其退兵，缓解了这次国难。年迈的烛之武，不避艰险，舍身为国，可歌可泣。
僖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军又偷袭郑国，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军，他一面矫命犒劳秦师，一面派人紧急回报国君。机智勇敢地以假象迷惑秦军，以示郑国早已严阵以待，秦军只好放弃偷袭计划而回师。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在突发事件中，能以自觉的爱国行为，使郑国免去了一场兵燹之灾，弦高不愧为商人爱国的先驱。
上至执政贵族，中至外交官，下至商人，都能发挥爱国主义情怀，维护了本国的利益，也兼顾了人民的利益。这表明商都所在的郑州自古以来便有一种十分宝贵的爱国主义传统。古代社稷便指国家与社会，林则徐在清代大力禁烟后被充军去伊犁，途经西安，写一首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1］林则徐最喜爱子产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经常吟咏。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至今仍在鼓舞我们公而忘私，勇往直前。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郑州商代铜器窖藏》，科学出版社，1999年。
［2］商代的城，甲骨文中已有，后作鄘、墉，乃古今字，或从邑作鄘。《说文》：“墉，城垣也。”段注认为古文“墉者盖古读如庸，秦以后读为郭。”郭是城廓的廓的本字。
［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5页。
［4］郝本性《试论郑州出土商代人头骨饮器》，刊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5页。
［5］郝本性《谈盘龙城在商王国南土的作用》，《武汉城市之根》，武汉出版社，2002年。84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7］新郑县文化馆《河南新郑县望京楼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81年第6期。
［8］冯李骅《左绣·读左言》。
［9］《左传·襄公三十年》。
［10］《左传·昭公四年》。
［11］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历代仁人志士爱国诗词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3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