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直接打破城墙的遗迹单位，夯土城垣的废弃年代尚不清楚，但可根据以下几点作一初步推测。第一，早商环壕打破叠压城垣外侧的二里头文化层；第二，城垣内侧被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第四段地层间接叠压；第三，城址内部的发掘中，发现有大师姑遗址第四段和第五段以及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遗存。早商环壕的下层出土有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的陶器，因此，早商环壕形成年代大致应在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城址内部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堆积以大师姑遗址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段为主，二、三段最多，第四段遗迹单位较少，但发现有较厚的地层堆积，第五段遗迹现象较少，也没有发现地层堆积。早商文化遗存最早为二里岗下层一、二期之间，综合以上几点，可以大致推断大师姑夏代城址的繁盛阶段是在一、二、三段，四段遗存有所减少，五段可能仍在使用，也可能已经废弃。大师姑遗址第五段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因此，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废弃年代大致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和二里岗下层偏早阶段之间。
三、大师姑夏代城址的性质
大师姑夏代城址西距偃师二里头遗址约70公里，北依邙山，紧临黄河，面积达51万平方米，显然是一处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夏代古城。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大师姑夏代城址不可能是夏代王都。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以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规模最大，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遗址内既有形制巨大的宫殿和大型墓葬，又有铸造铜器、制陶、制骨、制玉和石器的作坊，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青铜器和玉器。这说明，这里决不是一般的夏代聚落或城址，应是夏代都城所在地。因此，大师姑夏代城址作为夏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根据目前资料，我们推测大师姑夏代城址性质有以下两种可能性。
1．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关于夏王朝的东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这段话明确指出夏王朝的东境应在河济之间。《尚书·禹贡》又记：“导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北入于海。”济水入河的地点，《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记载在今温县和武陟县间，其“溢为荥”的地点，在今郑州西北郊的古荥镇东。综上可见，河济相交处应在今温县、武陟和黄河南岸的荥阳一带。关于这一带的夏商时期的考古学遗存，刘绪先生在《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一文中指出：大致以今沁水为界，沁水以西是以北平皋——赵庄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以东为以修武李固、新乡潞王坟为代表的先商文化漳河型。夏文化和商文化的分界点正好就在河济之间。［2］大师姑夏文化城址北距今沁水入黄河大约13公里，东北距今古荥镇约8．5公里，正位于古文献记载河济相交处和夏商文化的分界线附近。大师姑夏代城址所在的郑州西北郊分布有众多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发掘的有郑州洛达庙［3］、商城［4］、旯旮王［5］、董砦［6］、上街［7］、洼刘［8］等，这些遗址和大师姑二里头文化面貌基本一致，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综上所述，大师姑夏代城址很可能是夏王朝设置在东境的一处军事重镇。
2．夏代方国都城。文献材料和甲骨文材料记载夏代有大量方国存在。在夏朝的东境，存在着葛、韦、顾、昆吾以及有缗、有仍、戈、商等方国。其中除商外，与大师姑夏代城址地望接近的有葛、韦、顾、昆吾和戈。关于戈地，《左传》襄公四年：“处浇于过，处于戈。”杜注：“过、戈皆国名，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邹衡先生考证戈地可能更接近于郑。［9］大师姑夏代城址所在地春秋时属郑。《诗·商颂》有“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记载，崔述《考信录·商考信录》卷一《诗·商颂》考称“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后乃伐夏也。
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于天下，然后乃伐昆吾。昆吾既灭……乃伐夏耳。”韦、顾的地望，以往学者考证，大多认为近于今濮阳地区。顾，王国维、陈梦家根据卜辞地名排列，都认为是滨于黄河的地名，在怀庆府的沁水附近［10］。韦，邹衡先生考证不能远至濮阳，而应在今郑州市区内。［11］昆吾之地，东周以来约有三说，一说在许（旧许）；二说在卫（帝丘）；三说在魏（安邑）。邹衡先生考证应在今新郑、密县之间。［12］以上几地，除戈地范围较宽泛、昆吾之地距大师姑遗址所在地较远外，韦、顾两地地望与大师姑遗址所在地相近。大师姑夏代城址北距黄河南岸约13公里，隔岸正对沁水入河处。距郑州市区直线距离约22公里。可见大师姑夏代城址可能为韦或顾之一。
四、大师姑夏代城址发现的意义
1．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惟一一座年代和文化性质都十分明确的夏代城址，它的发现结束了我国夏代考古“夏代无城”的历史，填补了我国古代城址发展过程的阶段空白。古代城址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集中承载着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具有极其珍贵的科学价值。我国龙山文化以前的早期城址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50多座，早商时期城址也已发现多座。这些古代城址的发现，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但做为我国“三代考古”之首的夏代考古工作已开展了近半个世纪，却一直没有发现城址，这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夏代文明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从这一角度来说，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的发现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意义。
2．大师姑夏代城址东西长900多米，南北宽600多米，总面积近51万平方米，建有宽大的城垣和壕沟，无疑是夏代一处具有重要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古城。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有可能是夏代某一方国的都城。据甲骨文和我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夏王朝的东境，除商以外，还分布着许多方国，如葛、韦、顾、有缗、有仍、昆吾等，大师姑夏代城址尽管根据目前的资料尚无法确定是哪一个，但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夏代方国的研究工作，却是十分有意义。
3．大师姑遗址不仅发现了夏代城址，而且在夏代城址的外侧还发现有早商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的大型环壕，城址内部早商二里岗文化上、下层遗存十分丰富，说明这里在早商时期仍是一处重要的聚落。在一个遗址内部同时发现夏、商两个时期的大型遗迹，在全国目前发现的夏商遗址中是不多见的。通过对大师姑遗址夏商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将会为进一步确定夏商文化的交替年代这一我国夏商考古学中的重大学术问题提供新的依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
［5］［6］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7年郑州西郊发掘纪要》，《考古通迅》1958年第9期。
［7］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考古》1960年第6期。
［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待发）。
［9］［11］［12］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二版），科学出版社，2001年。
［10］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观堂集林·别集》卷一；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