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 郑州大学历史与考古系
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至今已50多年了。经过半个世纪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商城建筑规模之宏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同时期世界文明都城之最。诚如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李民先生所说：“郑州商城不仅在郑州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使在中国古代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1］关于郑州商城的年代、性质等在学术界已讨论了几十年，现在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郑州商城在商王朝灭夏前后即已开始营建及郑州商城为商汤亳都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也认为郑州商城为“汤所居之亳”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2］那么，以商汤为首的商王朝统治集团为什么选择在郑州筑城建都呢？笔者认为可能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是伐桀灭夏斗争的需要。夏代后期，夏王朝已逐渐衰弱。到夏桀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夏王朝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
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记·夏本纪》载：“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吕氏春秋·慎大览》言：“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他不仅对方国部落肆意蹂躏掠夺，对百姓残酷压迫剥削，而且生活荒淫奢侈，建行宫，作瑶台，疲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丘，纵靡靡之乐”，引起人们普遍反对和憎恨，纷纷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4］说明夏王朝统治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这时东方的商族则日益富强起来，至汤继位掌管国事，更是修德宽民，励精图治，“甚为勤劳方国政务”。［4］使商逐渐成为一个势力强大，几乎可与夏王朝相匹敌的诸侯国。夏桀封之为东方诸侯之长，号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5］商汤作为一代圣雄，看到百姓对夏桀暴行怨声载道，一些夏属方国对夏王朝统治亦日益不满，于是，下决心伐桀灭夏。这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要推翻立国近四百年的夏王朝，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据相关史料研究，商汤为取得伐桀灭夏战争的胜利，从多方面精心准备了十八年之久。他一方面选贤任能，和睦邦交，广施仁德，轻刑薄敛，努力营造“诸侯与之，贤士归之”［6］；“百姓亲附，政令流行”［7］的清明政治局面；另一方面，是由原来在夏人、夷人势力范围交界地带，逐步向夏王朝腹心地带发展。《孟子·滕文公下》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先灭了葛（今河南宁陵县北），随后又逐个灭掉了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等依附于夏的诸侯国，用战争手段剪除了夏王朝的羽翼，步步接近了夏王朝的腹心地带。
使兖、豫大平原尽为商所有，进一步扩大了商族的势力。
据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分析，很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商人开始了“郑亳”城的营造，以此为军事基地，进行最后伐桀灭夏的战争准备。杜金鹏先生就曾说过：“商族对于郑州地区的经营，可能始于先商时期。”“商汤在灭夏之前可能即在今郑州一带建立据点，营造了灭夏根据地……”。［8］李伯谦先生结合郑州商城宫殿区发现的一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编号为W22的夯土墙、编号为97C811T166M铜器墓等考古发现的研究，更明确指出：这些“均属于与高等级的统治者有关的遗迹”，“应该就是‘汤始居亳’时留下的遗迹。如果说以郑州商城内城、外廓城为代表是灭夏后又复亳时兴建的亳都，那么以这三项为代表的则是汤灭夏之前始居亳时兴建的亳邑”。［9］至于为什么汤在伐桀战争过程中要在距偃师二里头夏都约80公里的郑州地区筑城驻军，根据当时夏、商两族角力的军事形势分析，也可能还有两方面考虑：一是商汤发兵伐桀的战争自灭葛始，到灭韦、顾、昆吾，可以说已经到了与夏桀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再返回偏居东方的旧都邑，不仅会贻误战机，而且有可能丧失已取得的战果。因此，在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又居夏王朝腹心地带的郑州屯兵备战，是对夏战争的战略需要。二是可能在这里遇到了夏军的顽强抵抗，进军受阻，迫不得已在郑州筑城御敌。因为由郑州往西北约22公里处发现有一座夏人的城邑——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该城址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约600米，总面积约51万平方米。很显然这是商族灭夏进军路上的一大障碍。大约正是因为夏、商两军在此地曾有过较长时间的对峙，商汤才不得不选择在郑州筑城屯守，积聚力量，以作最后灭夏的准备。曾有学者据相关研究成果推断，商汤大军不可能从荥阳西关（即虎牢关）直取夏桀都城，而是采取战略迂回的策略，在今郑州的新郑一带集结，西去登封，沿登封西北三十里轘辕山阪道十二曲，进入伊洛平原。［10］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商汤在郑州筑城屯兵，是为取得灭夏战争最后胜利而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
第二，是“中天而立”的地理位置。《太平御览》一五六卷云：“王者受命创始，立都建国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治万国者也。”《吕氏春秋·慎势》篇也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此“国”字即指都城，“古之王者”亦当包括商代诸王。所以，如果说商汤灭夏前在郑州营建亳城是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那么，商汤灭夏后“复归于亳”，［11］选定郑亳城为商朝都城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与郑州的区位优势有关。
从地理位置看，郑州地处中原腹心，“九土之中”，自古中天下而立。［12］北越黄河可连接先商旧地豫北、冀南。西北过虎牢关，可入伊洛平原。南可直达武胜关，越长江而至湘赣。西南有径口，是通往南阳乃至鄂西、巴蜀的重要通道。往东则有榆关（今中牟一带），逾汴、徐可远达江浙而至大海。因此，郑州历来是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据考古资料发现，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始，郑州地区即为华南与华北南北交通要道和文化交汇地带。距今5000多年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已有与北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迹象。［13］进入夏商之后，中原早期文明更吸引四方部族的交流和融合，郑州地区在交通枢纽方面的作用亦更加重要。
再从当时商王朝的统治范围看，已是“正域彼四方”。［14］《战国策·齐策四》、《吕氏春秋·用民》皆云，商汤时有“诸侯三千”。
文物考古也发现，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王朝前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下层期主要在今河南境内，而上层期的分布范围则不仅包括今河南省大部分，而且山东西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东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也皆为商文化分布区。
这说明商王朝的疆域自灭夏后已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要对这么大的地域进行有效管理，防止“不轨”、内乱和异族的入侵、骚扰、掠夺等外患发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自然是必要的。而郑州正好居于商王朝统治范围的中心地带，从稳定全国局势、有效控制方国藩属和便于四方朝贡、交流等方面考虑，郑州在当时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建都之地。
第三，是优越的生态环境。“商汤革命”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推翻了腐朽的夏王朝，是“顺乎天而应乎人”［15］的正义之举，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但由于连年用武，人力、物力自然也损耗甚大。加之“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16］商汤初立国时的严峻形势可想而知。作为刚获得天下的统治者，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牧业经济，对稳定政局民心，巩固新生的商政权，是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从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王祷于桑林雨”的历史事件，也可窥其一斑。但我们知道，商汤时代社会还处于奴隶社会早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对低下，生态环境（即地理、地貌、气候、雨量、河流、土壤等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极大，有时甚至决定着人的生存。而都城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人口汇聚之地，如果解决不好诸如饮食、用水、住宿、交通等方面的问题，都城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因此，以商汤为首的统治集团在选定都城的位置时，对其周围生态环境是否优越，即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能否满足都城内日益增多的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自当进行认真考察，选择生态环境适宜经济、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地区为都城所在之地。而当时的郑州地区就是这样较为理想的区域。
郑州介于北纬34°16’-34°58’，东经112°42’-114°14’之间，位于嵩山余脉向华北平原过度的交接地带。从地貌特征看，郑州地区的地势是自西南向东北倾斜，西部为倾斜平原和低山丘陵区，东面和南面是黄淮平原，东北部为平原、洼地。从土质情况看，郑州地区的土壤，属于棕壤褐土中的粘黄土即细黄土。细沙含量少于50％，粘土含量超过25％，一般土质疏松，土层深厚，排水性好，是自然肥力较高、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优质土壤。从气候条件看，郑州地区属季风性气候和大陆性气候的交接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全年无霜期为6-8个月，年均气温约14．3℃。年降水量700毫米左右，且集中于夏季，雨热同期。在商代，郑州地区的气候比现在还应温暖一些，降水量比现在也要丰富一些。从水资源情况看，除了比较充沛的降水，郑州地区还有众多河流、湖泊。有古黄河、贾鲁河、金水河、熊耳河及索须水和今已不存在的古济水等大小河流，还有荥泽、蒲田泽及城湖、梁家湖、螺蛳湖等沼泽湖泊，自然形成了河湖交错的水系网络。当时，郑州地区动、植物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从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在古代这里不仅有大象、水牛、猪鼠、獐等动物在丰茂的森林和草原出没，而且已有猪、马、牛、羊、狗等动物被饲养，并用来祭祀和殉葬。有专家还指出二里岗期孢粉含量以草木类型为主，包括藜、禾本科、菊科和葫芦科，其中葫芦科有可能包括栽培植物。古代郑州地区以平原为主兼有山地、丘陵的地貌特征，优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众多的河流湖泊，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既是发展农业、畜牧业、渔猎、采集业的有利条件，也是发展各种手工业的有利条件。郑州商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骨器等遗迹遗物即是证明。同时郑州周围的平原地貌和古黄河、古济水等河流，又为当时车行、骑行、步行、航行等交通方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人们可以较为便捷地到达四方各地。这对加强商王朝和方国藩属及异族部落之间的往来交流，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由此可见，从利于发展经济的生态环境考察，郑州地区也是较为理想的建都之地。
总之，笔者认为，商汤之所以在郑州筑城建都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伐桀灭夏战争的需要及郑州“中天而立”
的地理位置和郑州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从“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17］“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18］的文献记载，从郑州商城前后存续了一百余年的历史为证，说明商汤选择在郑州筑城建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正确决策。
［1］李民《略论郑州商代前期都城的历史地位》，《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2］《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3］《尚书》卷八《商书·汤誓》。
［4］《国语·鲁语上》。
［5］《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语。
［6］《墨子·非命篇》。
［7］《淮南子·修务训》。
［8］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五》，中国出版社，2003年。
［9］李伯谦《古都郑州》总第六期《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2005年。
［10］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夏商周军事史》。
［11］《尚书》卷八《商书·汤诰》。
［12］【明】王樵《尚书日记》卷二舜典。
［13］《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14］《诗·商颂·玄鸟》。
［15］《易·彖下传·革》。
［16］《吕氏春秋·顺民》。
［17］《诗·商颂·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