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昌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产生于西周初期的“天下之中”名词，是人们比较熟知的概念。不少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研究与阐释①。然而，从建都理论角度，对这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建都学说做出科学的说明，还比较缺乏。西周初期周公所提出的“天下之中”说，其实就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有关都城选址规划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建设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此作一探索，以求正于方家。
一、“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内涵
周人长期活动于西部渭水流域。牧野之战，周武王一举克商，建立周朝，其统治疆域大大超过了夏商两代，首次开始据有东、西两大区域。但是商人对殷地的实际统治并没有彻底巩固，特别是整个殷都以东地区仍然没有受到周人的有效控制，周人只是取得了对天下名义上的控制权。而作为政治、军事统治中心的周都镐京则偏于西隅，囿于当时统治力量、交通、地理环境等多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实现对一个空前广阔而复杂的“大国”全境的有效控制，总有鞭长莫及之虞。因此，早在西周建立之初，周统治者还来不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已经在一种揣揣不安的心情下考虑建立一种适用的都城地理结构，来维护对天下疆域的长久统治，以至于武王昼夜难眠，最终做出了在洛阳一带营建新都洛邑的重要决策。
但是，“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1］（卷28《封禅书》）接着是三监叛乱。三监叛乱实质反映的是中央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
周公率兵东征，经三年浴血奋战，平息叛乱，占据了全部东土，又通过建立宗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央权力控制四方诸侯的政治地理结构，进而取得了对天下四方的实际控制。经历了如此的沧桑巨变，周公更坚定地继承武王遗志，完成了洛邑的营建。据《尚书·召诰》等记载，营建工程是由周公主持的，筑城前周公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相土、占卜、选定最佳城址、制定建筑规划，然后调集殷商遗民为工匠，进行了长达7年的建设。建成后的洛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成为西周王朝驾驭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及经营四方的军事枢纽。围绕洛邑的营建，周公总结了夏商二代建都经验和文化传统，结合新的形势，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建都理论。
关于“天下之中”的内涵，历代学者多有论述。班固在《白虎通·京师》云：“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以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五经要义》甚至说：“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土中，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班、董等皆从地理和文化角度加以理解和阐释。现代学者的认识与班、董等差不多。如李学勤说：“该观念实包含两重意义：当地是天下大地的中心，便于对四方的治理，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这是地理上的意义；便于敬配皇天，对上下神灵进行祭祀，这是宗教上的意义。在周人的心目里，这两重意义是相结合的、相一致的。”［2］（P208）这样的认识自然是正确的。不过稍显笼统，不全面。周公提出的“天下之中”建都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择中建都”的区域中心地思想，是谓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包含“天下”和“中”两个概念。“天下”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受命于天，二是指天之下的土地。周人首先创造出了“天”这一观念，取代了商殷“帝”至上神的地位。“周人所创造的至上神‘天’，与殷人的至上神‘帝’具有同样的权威，是自然与人间的主宰，同样具有天命予夺的权力。”［3］（P25）《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上天将天下的人民和疆土授予文王和武王，由他们去统治。这里“中国”一词不是指洛邑成周，而是指文王受命、武王征服得来的整个西周王朝天下政治疆域。周人创造了“天”，为“小邦周”取代“大邦殷”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也产生了属于自己的“天下”观念，即以周王为代表的中央来行使对“天下”的统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之“天下”与商之“四方”是同等概念，都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统治区域。不同的是，商是以自己的都城来划分四至，而周公则是以“天下”为空间视域来确定都城，重点从中央王朝对所辖政治疆域的空间地理控制角度来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确定统治中心，包含了天下中心观和国都中心观，这就出现了最初的区域中心地思想。《逸周书·作雒》云：“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土中，孔晁注：“王城也，于天下为中”。显然，这里的“土中”也是指整个疆域中都城与天下四方相距的距离而言，与《尚书》之《召诰》、《洛诰》、《何尊》铭文及《史记·周本纪》所讲的“土中”、“中国”和“天下之中”意思相同。都城是控制天下的枢纽，处在发号施令的中心地位，在古代交通等条件下，与四方形成均等的空间位置关系，易于形成“四方辐凑”式的统治中心。
按《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所说，西周疆域范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考古发现的地理分布证明其说不虚。按文献研究和西周考古遗址的分布，西周控制的疆域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达海滨，北起今辽宁，南达长江。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上量测，洛阳恰为这一地理区域的中心。如果说，“天下之中”理论是周公对都城结构在空间上的一种地理构想，营建洛邑，则是周公“天下之中”理论建构都城结构的一种实验。
但是，并不是任何地理中心都能成为“天下之中”。在周公的都城观中，“天下之中”是天下一个十分特殊的空间点。《周礼·司徒》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按照这一要求，成为“天下之中”的地方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的最优厚的条件，在地利上具有3个连锁的递进特征：阴阳和中；百物阜安；适建王都。可见，决定“天下之中”的并非由单一的地理位置来决定，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也就是说，“实行区域中心地原则需要良好的社会内外部条件和有利的自然条件。”［4］（P68）如此，“天下之中”就突破了单纯的地理中心意义。这种先以所统辖的整个疆域——“天下”为空间视域，再在适中地理位置选择具备良好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基础的地方，确定为都城的做法，既体现了实行中心地原则的思想，也体现了择中建都过程中将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条件予以综合考量的高超的空间权衡谋略。
其二，“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政治中心思想，是谓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王者必即土中”，并不是目的，而是要建立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机制。古人很早就相信，占据了“中心”就可以控制“四方”，好像北极在天之中，日月星辰都环绕它运行，仿佛被“璿玑玉衡”［5］（《舜典》）所指挥一样。《何尊》铭文追述武王克商后，在廷庙祭告于天说：“宅兹中国，自乂人民。”
意思是，我将居住此中国，自此治理民政。此“中国”即指都城洛邑。《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成王”。其意思是说，周成王卜问上帝，在洛邑（土中）亲自治理天下。《尚书·多士》王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说明，周人营建洛邑确是“以土中治天下”的思想为指导的。从中我们可以明了，“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天下四方相对应而存在的，有天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中央，中央统御四方。因此，在“天下之中”建立都城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秩序。从政治学角度看，“尚中”既意味着以“中”为贵，又表征以“中”制四方的行政管辖。从词源学看，甲骨文中，“中”字本义为有“旒”（飘带）族旗。如唐兰说：“余谓‘中’者最初为氏族社会中之徽帜。此其徽帜，古时用以集众。盖古者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望见中而趋赴，群众来自四方则建中之地为中央矣。”［6］《说文》：“旗，有众铃以令众也”。“中”是建中集众之旗，本身既含有周边向中心聚集，中心号召周边的意思，引伸而表居中的中心、中央之义。前引《逸周书·作雒》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凑，意味交汇。这个解释既体现了“土中”的特殊地位，又说明了作为“土中”的京师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与“四方”有往来的，是四方交汇的中心。有学者指出，周公营建洛邑，是与分封诸侯大致同时进行的。从姬姓与姜姓封国迁移的路线看，都是由洛邑周围移往更东方或南方的新领土，为周朝建立新的藩屏。《汉书·地理志下》谓：“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这种政治关系反映在地理结构上，便形成了以都城为政治统治中心，统治地方四土的国土结构。这集中说明了在“天下之中”建都的目的，即它是在政治上总揽全局进行统治的理想中心。在周公等看来，“居天下之中”可得宅中图治之功，配天治民之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士于周，说明受封诸侯与周王间存在着君臣关系。《盐铁论·地广》云：“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补。”《谯周法训》亦云：“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即天子居于天下之中，可以由内及外，自近而远的合理层次进行统治。这里强调都城建在天下之中，表明“中”对于王权和国家具有特殊意义。在这里，都城的空间位置代表了社会的空间秩序，并凝结为一种都城的象征形式，构成王朝体系的核心观念。都城居于国土中心，天下如车辐条一样向轴心收敛式汇聚，再向四周渗透，既有利于发挥都城的聚集与扩散作用，也易于形成周边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归顺。可见都城是位处天下之中便于推行王权统治和实行“王化”措施的国家根本之地。
其三，“为天下之大凑”的经济中心思想，是谓经济意义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建构下的以都城为政治统治中心，统治天下地方的国土结构，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还是一种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体现为地方围绕中心形成贡赋中央的经济关系。
《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中国早期都城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和礼仪性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周灭商后，东西两大经济区开始连接在一起，客观上要求都城承担更大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发挥经济辐射作用。从周公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周统治者已经开始考虑建立一种适用的中央与四方经济关系机制，来强化都城聚集和辐射的经济中心功能。都城是统治集团聚集之地，由于城市的消费性质，它的存在和活跃，主要来源于农村以单向地租和税收向都城的不断输入。如果中断了这种输入或输入不正常，都城的经济循环系统将受到损害，甚至不复存在。因此，为了满足巨大的物质消费，保证经济循环系统的正常运行，都城选址须要将路途远近的因素考虑在内。把都城选择在国土的中心，可以使四方进贡纳赋路程大致相等，“称远近而等贡献，”［7］（卷18《正论》）不偏不倚，既有利于均衡各地的运输成本，也有利于都城获得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同时又体现为都城的经济中心地位。前引《逸周书·作雒》云：“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所谓“为天下之大凑”，便是说作为都城，它还应是经济贸易往来之中心和枢纽。在营建洛邑过程中，武王屡屡强调洛阳“居易无固”的地理形势，周公强调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其含义也是强调洛阳的地理优势，利于天下经济贸易往来，在国家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之中”实际上也是一种城市——区域理论，反映了都城与四方区域间的相互关系。这也说明“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注意到了都城与周边及全国的经济联系，而不是孤立地考虑地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