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我这才发现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不知什么时候下班离开了。我说：“娄主编，我们也该走了……”
她坐在那儿没有应声，眼睛望着窗外，眸子里好像渗出了一层什么。她很少这样。这时她像刚刚醒过神来，点点头：“嗯，我们走。老于的车子也快拐过来了。”她说老于正在哪儿开什么会，正好拐过来捎上我们。一提到老于她又抱怨，“他啊，把院里的什么事情都包揽了，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其实很多事该找人家霍老……”
从娄萌的话里常常能听出对那个人的不满。但像过去一样，这次她很快转而赞扬起来：“当然了，霍老年纪大了，兼职太多，总不能参加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不过霍老德高望重，有些场合还是非出面不可啊，这可不是我们老于能取代的啊！”
她在说霍闻海。我发现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的声音马上有些变，像要说一句悄悄话却又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似的。我知道，霍闻海对于许多人而言，都算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庞然大物。事实上就是如此，任何时期与任何时代，总会在一些角落流布着一些超级人物，他们有的貌不惊人，业绩平平，有的甚至还有着可怕的缺陷，但就是不可忽略不可埋没。这些人大半是权高位重，或在历史的交叉路口占据了奇特的位置，使人望而生畏。霍闻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年纪很大了，但也许是资历或其他某些原因，年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说他像大多数这一类人物一样，非但身体很好，而且有着一副恒久不变的容颜。我是说，当经过了一段长久的时光的考验之后，他们的面容似乎就停滞在那儿了，再也不会改变了。我甚至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也是一个神秘的令人畏惧的人物，他在接近八十岁的时候突然变得更年轻了，面部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细嫩。比如说我见过的霍闻海，他绝不像一个老人，那样子可以说名不副实；总之他应该算是一个老人了，可就是没有一点老相。当然我是从远处看到的，因为我不太可能从更近一点的地方端详了。其实这个人能让我看到就不错了，因为对方一般场合是不露面的，他是那种过早地把自己隐匿起来的人物。神秘，然而却并非是故作神秘，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某些“要人”的特征。这一点许多人想学，想模仿，可就是学不来也模仿不来。有人尽管年纪不小职位也不低，可身上的轻浮气甚至是贱痞子气弄到最后还是与日俱增。这也没有办法。有的人天生不是贵人，即便浑身挂满了勋章也无济于事。而霍老——是的，许多人早在十年前就这样称呼他了——只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才露一下面，就像电光石火一样，稍纵即逝。科学院只是他以前分管和过问的部门之一，那里大约有一多半的人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更不用说别的了。平常那些应酬，那些繁琐的事务，理所当然全要落在于节头上。所以娄萌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她不愿在我面前流露更多罢了。她怕有什么话传到霍老耳朵里。实际上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她每每流露出类似的委屈，我都忍不住要深深地同情起来。我想安慰她，但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我害怕她的泪水在这样的时刻突然就流出来，我担心自己忍不住，会伸手拍打她的肩膀或递过一块手帕之类。谢天谢地，好在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
办公室常来一些年轻人，最多的是大学生们，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各色闲散人员。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热情澎湃，谈话时常常没有任何过渡就直接进入忘我境界，激动不已。他们管杂志社里所有的人都叫“老师”。那些可爱的姑娘把这儿看成了神圣的学术和艺术殿堂，而我们则把她们看成了青春的象征。我总是很好地、恰如其分地给她们以帮助。我从没有说过一句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话。我喜欢她们的热情、昂扬、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但我想自己仅仅是、始终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一家杂志的工作人员。姑娘们离开时，我与她们招手告别——我不记得曾主动地与她们握过手。可马光则不然，他一有机会就要抓住一双双纤手，而且总要握上很长时间。这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妥当的。在业余时间，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开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我只愿沉浸在老朋友们当中，沉浸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如果有哪些更热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找上门来，我也会把他们约到上班时间，约到办公室里。这样，娄萌，马光，所有的同事都在一块儿了。我发现自己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谨慎。
另外，我们办公室的小打字员是一个嘴巴有点歪、但看上去却是十分讨人喜欢的姑娘。我来这儿不久就发现，很多人都愿到打字室去，有人找一个借口，一钻到里面就不愿出来。听说前几年我们的老编辑甚至为她犯了错误——同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待着，满脸胡子的老编辑却一封连一封写信给她。小打字员刚开始搞不明白，还以为那些信件都是需要打印的稿件，就把它们统统打了出来。结果最后她明白过来已经有些晚了。当然是马光看得透彻，他立刻就报告了那个石猴似的领导。严肃的老人戴上金丝边眼镜，把打印得清清楚楚的求爱信一篇一篇看过，边看边用红笔在上面画线，最后批了一句：“何其相似乃尔……荒唐之至！”
那个满脸胡碴的老编辑落了一个不轻不重的处分。
我来到以后，小打字员重提这段往事，泪眼汪汪对我说：“老宁，你知道，这也怨不得他的……”
“是的，怨不得他。”
当时我盯着这张稍微有些歪的小嘴巴想：这怎么能怨他呢？都怨你长得太别致、太吸引人了，马光背后就说过：她的小嘴巴多好啊，虽然长得歪歪扭扭，但一点也不妨碍亲吻……当然，我的这个不够庄重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但是说心里话，我实在是觉得那个老编辑为此而遭受处分有点冤枉，都什么时代了啊！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对事业忠心耿耿，如饥似渴地钻研业务。他是我们整个编辑部里最讨人喜欢的“老小孩儿”。就因为热爱艺术，就因为葆有一份纯洁和热情，才有可能不加掩饰、忘乎一切地倾吐心中的爱恋。他暂时忘记了怎样从世俗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去判断一些事物，过于沉溺其中，结果也就疏忽大意了，做出了如此“可笑”的事情。好在我们的小打字员天真无邪，她倒完全可以理解领导所不能理解的一些事物。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当时小姑娘向我诉说时，突然哭了起来。这样她的嘴巴歪得更厉害了，露出了一排又白又小的牙齿。那一刻我觉得她真像一只小兔子。她哭着，越哭越厉害，最后竟伏到了我的肩膀上。由于当时丝毫没有准备及其他，我没有来得及马上把肩膀挪开，就那样让她倚了大约有三四秒钟。可就在这可恶的几秒钟里，不巧偏偏就被马光撞到了！他一推门，先是一怔，然后立刻朝我做个鬼脸，装出一副心照不宣和大大咧咧的样子，一抽身走开了。
第二天马光对我说：“真好，是吧？”
“你是什么意思？你想到了哪里？”
我不愿解释，不过心里清清楚楚，问心无愧。我想这事儿他最终还是会搞明白的。果然，主编并没有找我谈什么，而且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那个老编辑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将带着一丝失落和不甘，还有显而易见的羞愧离开。一次我们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他主动谈到了这一事件。我尽量给予宽慰。他握紧我的手：
“老宁，你知道，明人不做暗事，我当时并不怕这些信落到别人手里，不过实实在在讲，它只该由一个人来看，我是说，她该自己看呢，打印出来，这算什么……”
我无言以对。
“我并不指望她能给我回信，也不以为她会爱上我，这已经不是我这样的老人所能够追求的事情了……”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写那么多呢？”
老人红着脸：“我忍不住啊！我喜欢她啊！”说着泪水顺着深深的皱纹滚落下来。
“你不怕老伴知道吗？”
“我不怕。我跟老伴说过这事儿。”
这倒使我吃了一惊：“是吗？她不跟你吵吗？”
“她知道我有这个老毛病，但我不坏。她说真想找个人把我阉了……”
我笑出了眼泪。
分手时老编辑又告诉：他心里不光喜欢那个歪嘴打字员，还喜欢——甚至是更喜欢咱们后来的头儿——娄萌！说到这儿他搓搓手，又拍打膝盖：“可我总不能给娄萌写信吧！那可不一样——一个人哪能爱自己的领导呢？”
4
与老编辑谈话的那一天心里很不平静。我想了许多。是啊，世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他们常常被唾弃，被斥责，仅仅是因为他们更容易裸露自己的情感。他们是怎样的人哪，永远年轻，永远不会衰老，永远像一个儿童那样天真烂漫，热爱无边。实际上他们什么罪过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善于隐藏自己而已。
我由此又想到了娄萌。她稍微懂得一点隐藏，因而没有招致多少非议；可是她的火热和浪漫在她的周边、她日常生活的这个杂志社里已是饱满流溢起来。但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因此而厌烦，相反却对其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护和疼怜之情。
可怜的老编辑不知扶持了多少人，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好人，与方格稿纸打了一辈子交道，伴着红墨水和铅印清样儿走完一年又一年，直到皱纹密布。可他最后就这样不太磊落、不太光彩地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回家去了。我心里非常难过。
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石猴似的原领导——他现在已是杂志社的顾问，不知怎么又谈到了当年的那个“老少恋事件”，一提到老编辑，他仍旧愤愤然：“我们什么人都能要，就是这样的人不能要！”我见他的口气很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将来的麻烦只能出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多嘴多舌的马光。这家伙可能是我的克星也说不定。来杂志社工作不久，我在洗澡时就见过这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这家伙全身多毛。当时他让我吃了一惊，我差一点说他是一只动物。我倒吸一口凉气，心想怪不得这家伙精力过剩，贼大胆，没有什么不敢做也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实际上他远比那个老编辑走得更远，在那类荒唐事情上无拘无束。可怪就怪在他反而没事。
我从内心里怜惜娄萌。可我不知该说什么，不知该怎样坦然面对她的眼睛。她从不提那天的事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大约过了半年之后，她就交给了我和纪及那个任务：为霍老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