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7月
1944年2月1日，尼米兹采用跳岛战术，从塔拉瓦一直打到位于马绍尔群岛中央的夸贾林礁。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大胆地跳到马里亚纳群岛，新的B-29超级堡垒式轰炸机可从该群岛起飞轰炸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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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刚把有关萨福德揭露的事实的记录送给拉格，对于哈特调查还是不放心。把案件公之于众果真是最好的办法吗？它不太可能是一场自由、公开的审判，不过是听证取证，而且会使他以后得不到应有的陈述机会。拉文德和拉格也这么认为，于是决定他不应参加。光萨福德的证词就应能为公正的审判打下基础。金梅尔给诺克斯写信说：“我觉得应给我以迅速、公开的审判；并应通知我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至今这两件事一件也没做。”他补充说，哈特调查的范围将会受到限制，“它不会是自由的、公开的，并且不具有我要求的性质”。诺克斯回答说：“公众的利益不允许在此刻进行迅速、公开的审判。同样的道理，哈特将军的调查不会是‘自由、公开的’。因为要涉及一些非常机密的事情，公开它们不利于战争努力。”总之，哈特调查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他希望金梅尔能参加。在拉格帮助下，金梅尔回信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光是证词记录是“完全不够的”。同时，不提出正式的指控，他“也无法去做准备并有效地盘问在哈特面前作证的证人，也不可能促使我代表自己提出证据……”只许海军的人作证人也是不公平的。“由于本案的性质，陆军的人和平民一样，显然都跟珍珠港袭击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在他和拉格的心目中，诺克斯本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当然都是这类关键的证人。
哈特调查于2月22日开始。在此后的四个月时间里，他在华盛顿、旧金山和太平洋地区记录了40位海军军官的证词，其中多数是将军。所作证词对金梅尔特别不利的将军是特纳，他4月7日在珍珠港会见了哈特。自从来太平洋就任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以来，他一直以难于打交道著称，并跟金在海军中以“最招恨者”齐名。但他却是一位杰出的战术家，并被提升为海军中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他酗酒越来越厉害，虽然迄今为止他都能及时醒过来并以通常的高效率工作。
他说他对袭击珍珠港“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和斯塔克及其他高级助手都认为空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他还曾多次提醒过金梅尔。“由我的办公室签发的此类信件和电报不多，因为我们觉得（这也是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政策），不必在此类事情上唠叨没完。这个问题归该管的人，即舰队总司令管。”他指的就是金梅尔，11月27日的“战争警报”足以让金梅尔提防任何突然袭击。特纳的证词等于是对金梅尔的起诉书，跟金梅尔的幕僚们宣誓后作的证词在哈特面前交锋了。
在国内，要求公开审判金梅尔和肖特的压力与日俱增。4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就国会延期审判金梅尔一事询问诺克斯部长。从前做过报人的诺克斯惯于随便发言，他当场回答说，他现在“闹不清楚”了，想听听海军军法署署长在法律方面有什么意见。军法署署长听了一定是战栗不已，由于担心海军会在本案中丧失主动，他马上以诺克斯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说是已收到金将军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正式声明：“正在世界各地前线服役的相关海军军官，不能为出席与珍珠港有关的军法审判而离开作战岗位。”这份新闻稿指出，金梅尔很久以前就签了弃权声明书，“现在已无必要对国会在此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作出解释”。金梅尔以为这份最新声明是不给他出庭机会的又一花招。他写信给长子曼宁说：“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诺克斯最近在华盛顿耍的手腕，以及他有关军法审判自相矛盾的声明。我认为从这一团乱麻中已可弄清楚，当局绝无让肖特将军和我走上法庭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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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梅尔现在又有了一位代理人，名叫爱德华·哈尼菲，原来在拉格的法律事务所做事，现为海军中尉，经海军人事局局长允许来协助拉格。1936年哈尼菲在圣十字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到格鲁·罗普斯法律事务所工作。他十分崇拜一起共事的拉格。在去布朗克斯维尔的路上，他看了罗伯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对金梅尔极为不利，使他觉得替其辩护将会很困难。但是，跟金梅尔将军谈了几分钟后，哈尼菲改变了看法。这位将军行动之干练以及忧伤、深邃的目光感染了他。“我对自己说，‘罗伯茨调查报告有问题。因为这不是那种会因疏忽而犯罪的人。’”
在深入此案的背景时，哈尼菲会见了理查森将军。将军说，他打算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上尉可以认为是一个比喻。“你权且把自己当作最伟大的国家的领导人，看见并认定地球另一边的一个强国正在发展成为对西方文明的一大威胁。假定由于种种原因，你的危机观并未被你的选民、你的人民所接受。你看到整个西方文明将会毁在这个对手手中，而你发现，你的人民当时了解的情况不足以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假定你知道拯救西方文明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垮这个国家，而这就需要一场对外战争，而你的人民对此毫无心理和军事准备。可以假定你为激励你的人民对危及文明的根本危险采取一致行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事件。在这事件中你显然处于被动的、难以出击的和毫无准备的状态，而对方则是发动了没有任何借口和道理的直接侵略行动。假定你看到这种可能性露出了地平线，而且你认为它是拯救文明、激励民众和摆脱困境的解决办法。可以想象，你不会想造成一种说是谁放第一枪的局面。你要求一旦发生这种事件，你肯定不会被认为是侵略者，那么，其结果便会促使你的人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来自极权主义势力的可怕威胁。现在请你想想吧，我说这甚至不是一个假设。它是一个寓言，当你研究材料的某些内容时，别忘了这个寓言。其中可能有些能给予启发。”
与此同时，哈特的调查在继续进行。哈尔西将军坚定地为他的朋友金梅尔辩护。“我不认为向我们充分提供了关于日本人在干些什么的情报，我感到我们是在盲目地干。我个人认为（纯粹是个人的看法），他们在华盛顿比我们在外地知道的情况多得多，而这些情况本来是应让我们知道的。”他是否与金梅尔讨论过这件事？“我隐约记得，我们曾经就此进行过讨论，并且咒骂他们不让我们获悉情报。”
哈特于4月17日结束了在夏威夷的调查，起程返回华盛顿。29日，最重要的证人萨福德上校在海军大楼向哈特将军作了汇报。首先，他们的谈话是非正式的。当萨福德谈到“风”指令并且说所有的情报副本如何全被销毁时，将军板起脸来。“这种说法不足为凭，我刚从前面的办公室来，我看到了你说的‘风’电报。请不要讲一些你无法证实的话。”
这一来，萨福德终于能确认也有别人见到过“风”指令了，为此大受鼓舞。他同意从证词中撤回关于电报被毁的话，但坚持他在宣过誓后正式作证，讲他在12月3日那天怎样准备了一份电报，警告金梅尔危险迫在眉睫。“在起草电文前，我打电话给麦科勒姆中校并问他：‘你们海军情报局的人是否把警报发送给了太平洋舰队？’麦科勒姆说：‘我们正在极尽所能把消息告知舰队。’麦科勒姆特别强调了两个‘我们’。我在发送这份电报时，已经超越了由业经批准的作战计划和海军通讯局与海军情报局协议规定的职权范围。但是我做了，因为我认为麦科勒姆无法把这份电文发出去。”
哈特问，珍珠港各单位是否有什么材料能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一情报？回答是：“没有，长官，他们没有这种材料，也不可能获得这一情报。”
哈特不想继续这样询问下去，但萨福德坚持要详述有关“风”电报的情况。他讲了麦科勒姆如何在12月4日引用了“风”指令，起草了一份长电报，在报尾明确警告说，战争将一触即发。威尔金森上校批准了这份电报，当着萨福德的面跟诺克斯将军谈这件事。然后他问道：“你对这份电报怎么看？”“我认为这是对总司令聪明才智的侮辱。”诺伊斯说。“我不这样看，”威尔金森回答说，“金梅尔将军是个大忙人，要想的事很多，有可能不如你我看得清楚。我认为只有把警报发给总司令才算正当；如果我能让前面的办公室发出去，我就打算发。”
萨福德解释说，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他以为警报已经发了，直到两年后他仔细研究了罗伯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才意识到那份电报一直未发。他记得，“‘风’指令是12月3日晚收到的，但他第二天才看到。海军预备役上尉A.A.默里满脸笑容，拿着一张纸走进我的办公室说：‘给你！’把‘风’电报递给了我。我记得它是一张黄色打印纸原件，在重要的‘风’字下面画了线，并在尾部写有克雷默的说明”。他给了我一份名单：一部分是必定看过“风”指令的人；一部分是听说过这份电报的人；再一部分是应该还记得这份电报的人。
“我最后一次看到‘风’电报大约是在1941年12月14日，当时克雷默正把12月初散发的文件集拢起来，经我检查后给海军通讯主任。据我当时理解，是供罗伯茨委员会作证据用的。”
虽然这些情报无法公之于众，但还是都被记录了下来。尽管哈特很勉强，但一旦金梅尔有说话的那一天，会对他极有帮助的。
哈特调查的结果在战争结束前不能公布，处于海军和当局最高层之外的人只能揣测其重要性。哈特未提出任何报告，但他给在伦敦的斯塔克上将写了信，说他获悉的情况使他对海军部在珍珠港灾难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某种怀疑。
总统告诉哈特的情况也使他在余生中感到不安。他后来在一次录音采访中说：“我曾对总统讲，日本人对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部队定于（1942年）4月1日做好开战准备这一说法听得太多了。总统回答说，马歇尔将军在（1941年）11月就向他保证：驻菲律宾的陆军部队已准备就绪！现在我知道那天诺克斯部长曾向全世界说过，我们的舰队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但我怀疑马歇尔将军是否真的说过。不管怎样，我现在引用总统的话：‘如果当时了解真相，我会把日本人再哄上一大段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