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可能在一个玩具娃娃身上实现这样的特殊性、这样的民族“真实性”，那么我猜想它的购买价格就会比曼托尔这类受利润驱使的公司愿意付的价格高得多。我想再次用莎妮来证明我的观点。一方面，曼托尔在生产一种不犯种族错误的黑色玩具娃娃时是谨慎有加的，在开发和销售莎妮系列时咨询了达勒纳·霍普森等黑人形象专家。然而最终而言，公司并不愿意听从那些专家的意见，因为这样做会使公司的成本超过追加的印染和民族织物的价格。
例如，据报道霍普森提出不仅莎妮娃娃的皮肤色调应有层次，而且体形和长度以及发型都应有变化——这儿剪一绺或那儿不对称地剪一缕。曼托尔公司也承认这些看法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但是利润动机反对公司本来想在这些玩具娃娃身上实现的真实性。黛博拉·米切尔向莉莎·琼斯承认：“如果要真的逼真的话，有的莎妮娃娃应该留短发。但是所有种族的小女孩都喜欢玩头发。我们加强了质地。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可以梳理的长发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卖点。”
当然，米切尔的话不无道理。消费者的趣味毕竟刻写在易梳理的芭比的长发上。我曾经在RUs玩具店积满灰尘的侧廊里翻寻和研究档案，其间遇到一个十多岁的黑人小姑娘，她也像我一样正在搜寻最新的黑色芭比。在随即进行的一个即兴采访中，我的采访对象用血淋淋的形象的细节描述了她在过去若干年里谋杀和肢解过的许多芭比。她好几次特别强调地说：“头发，就是那种头发，我想要的就是那种头发。”她的话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与那些拉直头发的梳子、烫发钳以及两周一次改造我的卷毛的鬈发矫直剂进行的痛苦斗争，我的头发“像一个绵球似的”绞缠起来，那些白人男同学们对我的“克娄巴特拉式的直发”惊叹不已。有一次我和母亲和拉直头发的梳子又在一起进行那种两周一次的工作，我竟然傻乎乎地大声说出我早就想说的话：我要有学校里白人女孩子们的那种直头发。我仍然记得母亲受到的伤害，她意识到女儿的种族异端表现。米切尔和曼托尔确定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困难恐怕是，莎妮和黑色芭比对于黑人小女孩的吸引力部分在于这些玩具娃娃直顺的长发表现了她们对自己往往更短而不易梳理的头发的一种逃脱。
芭比的苗条身材像它的易梳理的长发一样，也成了莎妮的体形。而且市场销售似乎压倒了曾经申言抓住“非洲裔美国人的特有风韵和美”以及“独特的面部特征”的努力。根据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的看法，即使报道过的那些以为表现莎妮的黑人差异的微妙变化也只不过是一些选择性的幻象，例如加大的髋部和提高的臀部。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研究芭比的人体测量数据；他们认为尽管莎妮的髋骨似乎更宽一些，但是实际上比其他芭比娃娃的髋骨周长和宽度更小。终究而言，所有的玩具娃娃都必须能共穿衣服，这就使体形方面不会出现任何大的改动。乌尔拉和斯威德伦认为，通过改变玩具娃娃的后背的角度，达到了提臀的效果。换言之，莎妮娃娃的臀部似乎是一律提高了的，但是它与所有其他十一英寸半规格的玩具娃娃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莉莎·琼斯在她发表在《乡村之音》上的那篇讨论芭比娃娃的文章中指出，在莎妮的后面是像霍普森和米切尔那样的黑人妇女，她们期望这个玩具娃娃不仅仅是一个黑脸的芭比。霍普森特别期望不同(我想用这个词)的差异，但是她却坚持认为莎妮娃娃展示了“曼托尔的社会意识”。英国式芭比的设计师和超级芭比迷比利·鲍艾也以类似的原因称赞曼托尔公司把芭比家族与第一个有色的弗朗丝统一起来，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又与克里斯蒂统一起来。将近30年之后，我认为可以原谅曼托尔公司的有色人弗朗丝那个有失检点的错误了，或许还可以称赞它的作为。但是如果莎妮(1993年，索尔特莱恩推出一种衣着很少的莎妮娃娃)真的反映了曼托尔公司“走多民族之路”的努力，真的要垄断“逼真地塑造的”黑色玩具娃娃的主流市场，“活生生地反映”“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特有风韵和美”，那么它的基础并不稳固。
然而，如果单单把曼托尔公司挑出来作为反映全国或国际现象的例子，那也是有失公允的。种族差异就像异族的芭比一样，是一种走俏的商品，赚钱的不仅仅是曼托尔。《哈泼斯杂志》的特约编辑戴卫·里夫这样说：
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甚至非洲中心主义(不仅在黑人社区，而且在黑人社区的某些阶层中激起愤怒的所有那些肯特织物和宽扎行头也可以赚钱)、双语制(目前最火的市场是出版西班牙语儿童书籍)以及保守主义者非常害怕的美国社会中的其他“多元”文化倾向也可以商品化。
(Harper's，August，1993)
里夫甚至把这种新的全球化的消费经济称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沉默无言的伙计。然而，我想审慎地表达自己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明显的差异消费之间关系的关注，以免我的批判显得与里夫所指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意气相投；他们害怕可能出现的对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秩序的真正改造，而我却的确欢迎这样的改造。
并非所有的文化商品都制造成平等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生产西班牙语儿童书籍对于出版业来说多么有利可图，它们总是会对特定的读者发挥一种有用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即使考虑到黑人女孩需要黑色玩具娃娃这一论点，我也很难在曼托尔公司的塑料小妇人身上找到赎救的社会价值，它们被染成褐色，用肯特布料和库菲帽打扮起来；新的索尔特莱恩莎妮就是这样打扮的。大批的黑人消费者肯定会对克拉罗尔、莱夫伦以及玛丽凯等主流公司把黑人头饰产品和化妆品推向市场感到高兴，但是我不太相信J.C.佩尼的爱好者们真的能在肯特布料做的防烫垫、餐巾环以及擦碟干巾上发现很多文化乐趣，尽管当前的玩具店是把这些东西作为“文化自豪的表现”来卖出的。
J.C.佩尼在《时装的影响》中开列的单子显然是为了讨好被视为黑人爱好者的那些趣味，作者建议把家用器皿、民族手工艺制品以及具有“非洲中心风情”的单纯时装设计分类安排。这批特产里还有四种具有文化启发意义的三件套棉织巾：01宽扎，02肯特，03马丁·路德·金，04马尔科姆·X，每套棉织巾卖50美元。顾客可以再用40美元买一个宽扎针绣枕头，与宽扎棉织巾配套。、(佩尼还给那些多元文化知识贫乏的店主讲了一堂文化历史课：“在斯瓦希里语中，‘宽扎’的意思是收获的第一批果实”，活动单子上对此有解释。“宽扎节是一个七天的文化庆祝节日，综合了非洲的许多庆祝丰收的节日。”)于是消费者们就知道了他们购买的佩尼的货物在政治上是多么正确，商品目录上的许多描述告诉店主们这些非洲中心的物品都是在美国制造的，例如，象牙海岸的台布包装上印着“地道非洲织物之色彩斑斓的阐释……美国制造”。肯特枕头是用非洲进口的布料在美国制造的。而M、L、K(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套巾则完全是美国制造的。换言之，具有文化和社会意识的美国消费者花上如此不菲的价格，购买诸如此类的地道非洲灵感——美国制造的阐释——物品时，可以找到某种结合的标签。
因此，从用进口的西非马里布料缝制的具有地方风情的卧室套巾到参照“皇室人员在特殊场合才穿的盛装”而设计的绣花带金属长袖长袍，J.C.佩尼用这份利用黑人兴趣的商品目录进行着文化差异的贸易，也不妨说这是利用花错钱的种族自豪感做贸易。虽然我怀疑佩尼公司是否真的关心谁买它的库菲帽、擦碟干巾以及“辨人游戏”，但是公司不会在所有人身上都浪费这样的目录，这是很清楚的。例如，我曾经做过多年佩尼公司商品目录的忠实购买者，我收到每年的换季目录以及宣传特大号时装的广告传单。然而，我近来只能偶尔收到佩尼公司的利用黑人兴趣的商品目录，这种目录现在不是寄给我这个忠实的购买者的，也不是寄给我家的，而是寄给卫斯里大学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尽管我的购物历史把我归在大号一类里，但是我并没有什么表明自己的黑人身份的购物模式。佩尼的市场销售部似乎非常聪明地把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看成一个居住着具有文化意识的黑人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地方，以为这些消费者可能实际上能够承受它的非洲中心产品目录上价格很高的东西(这实在是打错了算盘)。
我怀疑这种目录不仅寄给大学的黑人研究系所，也会寄给黑人美容院(我真的在自己剪发的那个店里得到一份斯皮格尔公司的类似目录)和黑人教堂，在那种地方肯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需求周日聚会穿用的帽子、高跟鞋以及女士上教堂的套装。目录里充溢着“一种非洲中心的风情”，通过这个特殊的目录，可以买到六个黑人芭比——黑色的沙漠风暴芭比、肯芭比、索尔特莱恩芭比，以及它们的三个朋友阿莎、妮切尔和加玛尔。我们的讨论到此正好完整地环绕一周。部队的芭比和肯穿着“真正的沙漠工作服，佩戴着表明不同身份的真正徽章”，而莎妮娃娃则穿上了“电视劲舞者”的装束。但是千万别让这些爱国的、地道美国型的男孩女孩们蒙了你，它们全是从马来西亚进口的。
芭比的身体政治学
芭比的身体就是消费对象本身，是展示少年丰富的梦幻生活中的盛装和壮观场景的载体。它的非凡身体不仅是供给男人注视和迷恋的那种典型的女性体形，而且是一种以其形式引诱观者并卖出附属品的商品载体，是公司利润的真正来源。正像博戏中的筹码一样，谁也不可能给玩具娃娃只买一套服饰。芭比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女孩的化身。
(迈尔·麦科姆比：《芭比：我们是玩具？》)
焦点也许已经更多地集中在种族差异而非性别差异的销售规划上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种族身份可以与性别身份分开，即使在玩具娃娃身上，此二者也不能分开。我也不是暗示白人原型似乎无穷尽的重现是这些玩具娃娃存在的唯一问题，尽管我认为曼托尔公司的“世界的玩具娃娃”中起码大部分看上去与该公司所称的“传统的金发碧眼芭比”非常相像。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芭比发挥着一种M.G.洛德称为不分种族或民族地教化女性品质的功能。洛德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版的《永远的芭比：一个真正的玩具娃娃非授权的传记》(Forever Barbie：The Unauthorized Biography of a Real Doll )一书中把芭比描写成“太空时代的繁殖力偶像。它看上去像个现代女人，但它绝对是女性权力的原始图腾”。
很久以来，芭比一直使女权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快，她们抨击它是毁灭式的女性美和女性身体神话的表现，父权制通过大众文化和商品文化之类的载体使这个神话长久不衰。然而，柜台叙事里的芭比并不是一个无脑的物质的尤物，还得向它教授数学课，而是一个女权主义英雄，它第一个投入战争(它是参加了海湾战争的战士，身披国旗)，它第一个见到和平(1990年它召开了自己的峰会，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长期朋友，这个基金会“爱全世界的儿童”)，它永远活在国人的心中(美国人平均每秒钟买一个芭比)。我这里没时间复述和评估所有已知的对芭比的批判和辩护，只想简要地讨论本人认为这个大于生活的小妇人所包蕴和传达的一些性别理念，讨论芭比如日中天的俏热对于当代美国文化而言意味着什么。
卡伦·珊舍-艾普勒在《触及自由：流产、女权主义和身体政治学》(Touching Liberty：Abolition，Feminism，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1993)中指出，所有的玩具娃娃都是为了教会小女孩理家的本领。如果芭比的这项教育使命并非秘密之事，那么它的教育方法比我30年前玩的贝特西·威特西和小泪蛋等幼儿玩具娃娃复杂得多，矛盾得多。那些玩具娃娃激发和渲染母性，它们与奶瓶和尿布混在一起，诱导我们做些偎依、呵护和抚育之类的事情。而芭比却以其曲线分明、胸脯凸显、几乎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体召唤着性而非母性，感官的女人而非养育的母亲。正如迈尔·麦科姆比所指出，芭比并不像一个玩具娃娃那样演习家长之道，而是以其成年的身体鼓励儿童不断地打扮出一个时髦的玩偶，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性感、消费和少女生活。换种方式，可以说芭比是彻头彻尾的挑逗人的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