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要确定的第二个地位是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 code)或者地位。大多数观众也许非常充分地理解什么已被界定为主导的、什么已被指涉为职业的。然而，主导的定义就是霸权性的，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对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遍的)形势和事件的界定。主导的定义将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的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即使他们是以掐头去尾、颠倒的或神秘化的方式进行的。霸权观点的定义是(a)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各种意义的精神世界以及社会或文化中种种关系的完整层面。(b)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关于社会秩序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如此的”说法相联系。在协调的看法内解码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认可旨在形成宏大意义(抽象的)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层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从而，这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观点通过矛盾得以萌芽，尽管这些矛盾仅在一定的场合下才可以全部看清。协调符码通过我们可称之为具体的或者定位的逻辑运作，而这些逻辑通过它们与各种话语及权力逻辑的有差别的、不平等的关系得以维持。一个协调符码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它控制工人对《工业关系法案》的观念的反应——这项法案限定罢工或论证冻结工资的权力。在“民族利益”的层次上，在经济辩论中，解码者可以利用霸权性的界定，同意“我们都必须要给予自己少一些，以便抵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也许与他／她愿意为了更多的工资和更好的条件去罢工，或者以车间或工会组织来反对《工业关系法案》很少或毫无关系。我们怀疑大多数所谓的“误解”产生于霸权-主导编码与协调-自治的解码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正是各种层次上的不相称往往招致限定的精英和专业人员看出“传播中的失败”。
最后，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他／她以自己选择的符码将信息非总体化，以便在某一个参照框架中将信息再次总体化。这是电视观众的情况，他收听对限制工资的必要性的辩论，可是，每次都将提及的“国家利益”“解读”为“阶级利益”。他／她利用我们必须称之为对抗的符码进行操作。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环节(因明显的原因，它们在广播组织自身之内也与关键环节一致)就是开始对抗地解读以协调的方式进行正常指涉和解码事件的时刻。这时，“意义的政治策略”——话语的斗争——加入了进来。
(王广州 译、罗钢 校)
国际影像市场
阿尔芒·马特拉尔
格扎维埃·德尔古
米谢勒·马特拉尔
文化界日益加剧的商业化和通信新技术的相应发展已经把文化设定为工业和政治的核心。对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崭新的形势。过去围绕文化与政府间关系这一中心所展开的辩论，正逐渐地扩展到文化与工业间关系上来，其结果是导致现存多种“文化”定义的断裂。
在一些把大众文化生产和供销网络直接整合为一门市场哲学的国家中，商业化进程的加快不大可能会引发急剧的经验断裂。这样一来，国家状况在理论架构形成中的影响力似乎成了一个主要因素，虽然这种影响力常常被低估(更不用说被完全忽视了)。在欧洲，衡量国家状况不仅要以政府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中的历史重要性为标志，而且还要考虑到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组织，文化需求主要是就接近“高雅文化”特权而言为这些运动和组织规划的。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待视听传媒的方式尤能说明问题：文化与政府间的关系垄断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导致大众文化生产中工业或商业维度的受阻。当时，尤其是在法国，激进的批评家提出的政府理论只不过加强了这种支离破碎的构想，而它所针对的仅是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文化机构。
在欧洲，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广播电视系统还几乎完全控制在公共集团手里。人们认为，让广播去面对市场机制只会造成公共服务精神的涣散。甚至当大门已经向私营部门敞开的时候(如英国有了独立频道ITV；而在法国和意大利，广告被当作公共事业投资中一个决定性因素介绍进来)，这些有利的条件仍然受制于严格的法规和管理体制。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公共服务因政治、财政和技术因素而变得不稳定并且衰落下来，表现出明显的危机迹象。首先，通货的螺旋型膨胀连同公共开支的削减侵蚀着公共电视业传统上所赖以生存的财政基础。其次，面对几近饱和的电视机市场，许可证缴费收入与广告来源授权这两者已不足以承受生产成本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再次，通过新的传播技术和新增电视频道得以扩展的视听市场意味着私营部门力量的加入。这种扩展也暴露出公共服务的方式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用户形形色色的趣味与公共垄断企业的受众图表之间存在着冲突。同时，公共广播电视垄断企业内部的危机本身也在促使政府放松对私营主动行为的直接控制。
除了这些国内因素之外，世界经济状况对传播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生产力的强调和实现剩余价值的加快正在改变工作结构和生产程序。最值得注意的领域是面临计算机和远距离传送的出版与新闻界以及被迫加速进行工业化生产的视听媒体。国际产品对国内传播市场的不断渗透证明了出版、广告、营销和视听生产国际化的发展。
电缆和卫星在新市场的发展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相关的大笔原始投资以及达致盈利所需的绝对时段促进了政府、财政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联合。掌管技术基础设施供给的政府因此开始准许市场的发展和终端之类硬件的制造。影响公共资源的金融危机也因此引出了促使消费者为基础建设投资的新方法。最终，可盈利性将会取代媒体维护国家(res publica)的传统功能，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深深地改变民主法则。
信息、传播和文化是国际辩论中不断可见的中心论题，它们也构成了种种冲突的基础。自1973年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者不结盟运动组织这样的机构多次谴责了国际新闻流通的不平等现象，即它们总是由隶属于发达国家的有限的新闻机构制作和传送。对“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需求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这些会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大会作好了准备。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传播问题的《麦克布赖德报告》。从此以后，不结盟国家所召开的会议一直在起草一份发展平衡表，比如注意到南部不发达国家之间结盟的新形式已经出现，主要方式是通过创建国内新闻机构和这些机构的地区网络。
这种关于传播的辩论最初的中心内容是与新闻流通的不平衡现象作斗争，后来在不结盟国家的压力之下逐渐扩大了范围。新德里会议(1983)期间通过的关于计算机与发展的声明便是一个证明。本质上属技术性的国际组织也开始感受到，全球不断增长的针对信息领域权力的地缘政治分布提出的质问所带来的种种政治影响。仅举一例，国际电信学联合会内部关于频率分配展开了争论，而十个最大的广播国家(控制着90％的有效波段)则认为分配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而一旦认识到第三世界政治和文化解放过程中这一新阶段，就不允许我们忽视其中的紧张状况。我们真的在谈一种新的信息秩序抑或不过是在重新分享现存秩序呢？我们一触及有关通信真正替代形式的种种关键问题，“第三世界”意见的一致便会破灭。谁会来制作该信息？将会有什么题材从该转变中出现？最适合这些制作者和该内容的通信手段是什么？美洲新闻服务中心是紧随国际传播问题讨论之后成立的，其创始人罗伯托·萨维奥吸取了十年的经验教训。他于1982年6月写道：要提出“真正的问题”就不应该根据信息潜力在量上从北到南的转移。应该根据当前信息流通中所缺乏的内容、人员、优先权和需求来创造新的信息流通方式。从这一逻辑出发，为了制造现有渠道所不能提供的信息，组成社会结构的形形色色的团体——联盟、学术机构、合作社、协会和社团——不必专门置于南／北语境之中。问题是质量上的而非数量上的。
对数量的强调使得某些第三世界政府忽略了社会内部令人尴尬的权力问题，到目前为止把“新秩序”的建构只局限在提供财政援助、技术协助和专业培训方面。恰恰是这一漏洞使西方当局能够把辩论发起人的理想主义和坦荡襟怀贬斥为由苏联所遥控的纯粹机构操纵。第三世界的需求已经从新闻发送扩展到对传播技术的控制，在这些不断增长的需求的迫使下，他们终于在1981年集合在一起下令禁止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1981年5月18日，世界新闻自由委员会召开的大会闭幕时所发布的《塔卢瓦尔宣言》始终是这场反击中最突出的文件，它通过“西方及其他地方的报纸、杂志、自由广播和电视台”，首次联合起来反对“寻求赋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媒体未来发展权的苏联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所发起的运动”。秘鲁研究者拉斐尔·龙卡利奥洛分析了各种力量重新结盟的意义，于1982年6月写道：
如今，传播系统的老板通过美洲新闻协会和国际新闻学会这样的组织以相对分散的方式行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跨国集团正在形成，其策略的主要目标——为《塔卢瓦尔宣言》中的术语释义——将“不再许可那些涉及西方不能接受问题的讨论和活动”。他们的配套目标是为一种新的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而采用某些建议，同时为了“同第三世界合作，有助于其生产和培训力量的更新”而放弃民主化进程。民主建构中传播作用的质的问题因此转化为量的问题，这意味着对技术上和专业与意识形态训练上的依赖会不断增强。
人们不能代表他人进行反抗。反抗的念头意味着内心所感受到的敌对行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们相信他们文化的持久性，甚至是优越性，他们批评第三世界过分使关于新世界信息和传播秩序的辩论政治化而且已经卷入了巫师的学徒理论倡导者的游戏中。但是，怀疑斗争领域的选择和言辞的运用而不联系选择它们的条件，必然会妨碍人们识别抵抗的历史根源，妨碍人们理解它所讲的语言和进行交流。
每种形式的抵抗都有自己的语言。在一个政治危机的时代，如法国的20世纪70年代就把信心建立在经济语言上面。法国正是通过经济收到了第一个警报。跨境资料流通内阁委员会主席于1980年写道：“在后工业经济中，今天信息的处理代表其附加值的40％-50％，国际信息交流自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跨境流通当前的发展确立和扩大了跨国体系正在取得的针对个别国家的优势。当然民族国家仍然强劲有力。但它却冒着逐渐耗尽其力量的风险。”
在法国，从该警报到全国辩论的形成需要政治多数上的改变。“控制传播的权力正在每个国家集中”，密特朗总统1982年6月在凡尔赛首脑会议上宣布。“有几个公司正在吞并电子传送所需的所有网络。通过控制这些网络，它们转而影响着传统媒体：电影业、新闻业和电视业。多数公司所从事的大多数新的活动(生产、储存、信息处理)都以巨大的投资作为先决条件，这再次导致高度的集中……更一般地来说，由少数几个强国开发和控制的信息传送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其历史甚或主权的丧失，因此对它们思考和决定的自由提出了疑问。”
同时，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关于文化政策的世界会议(蒙迪亚古，1982)进一步确认，北半球国家由于它们自己近来所具有的脆弱性对世界贸易的不平衡甚为敏感，终于发现南半球国家早在1973年就已看到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联系。
这一“发现”证实了所谓文化民主化政策的失败，标志着文化部门中以引介计划手段为基础的发展观的局限：
过去15年间出现了三种类似的现象：(a)根据国家状况，文化上的公共开支两倍、五倍或十倍地增长；(b)尽管开支在增长，公众对文化机构的使用却处于停滞；(c)作为工业文化产品的结果，同艺术品公开接触呈二十倍、一百倍或一千倍地增长……从该观察资料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为使文化民主化和非中心化，在市场上可获得的工业产品所起的作用比公共当局资助的“产品”要大得多。
文化与经济：同样的斗争。转移目光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是没有用的：事实就摆在那里而且无可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