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秋天，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直接与正义者同盟领导者沙佩尔等人接触，帮助他们与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哈尼、琼斯建立联系。1846年马克思写信给沙佩尔，建议他们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这个建议，得到沙佩尔的赞同和支持。1846年6月6日，沙佩尔写信告诉马克思：“我召集了当地几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开了一个会，把你的信读给他们听了，并提议赞同你的建议。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在此地建立委员会，和你建立通讯联系，并全力支持你的创举。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都将乐于为此事而助一臂之力。”[5]此后，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经常与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进行联系，交流情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和影响下，正义者同盟逐渐抛弃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当马克思、恩格斯与魏特林进行斗争、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时，沙佩尔等人完全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立场。
1846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向伦敦正义者同盟领导人提出召开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建议，得到同盟领导人热烈响应。特别在7月17日的回信中写道：“你们的通讯委员会的建立和全部计划的内容都是我们极为赞成的，但是最使我们高兴的是你们所宣传取得力量和一致的唯一途径。”[6]同盟的领导人也日益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正确性，认为只有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彻底改造同盟，才能使同盟真正成为带领无产阶级进行伟大战斗的组织。于是，同盟中央于1847年1月20日派遣中央委员莫尔为特使，到布鲁塞尔和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入盟。莫尔随身带去的同盟中央的信写道：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鉴：伦敦通讯委员会授权约瑟夫·莫尔并委托他代表我们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进行谈判，并口头报告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同时我们请求布鲁塞尔委员会就一切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向本委员会委员莫尔作精确的说明，并请将应该转交伦敦委员会的一切交给他。[7]
在此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被邀请参加正义者同盟，但他们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们不同意在同盟中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密谋活动的原则。这次同盟特使莫尔向他们明显表示，同盟领导者确信他们的理论具有普遍的正确性，如果参加同盟，可以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作为同盟纲领发表。与莫尔的直接谈判，使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到同盟领导人的思想观点确实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如果他们参加同盟，有可能对同盟发生更大的影响，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彻底改组这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从同盟章程中摒弃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8]
[1]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页。
[2]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50页。
[3]同上书，第242-243页。
[4]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3页。
[5]沙佩尔：《致马克思》（1846年6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60页。
[6]马克思：《致沙佩尔》（1846年7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62页。
[7]［苏］罗克加斯基：《〈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第13页。
[8]马克思：《致威·布洛斯》（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七、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1847年6月2-9日，在伦敦举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负有全面改组正义者同盟的重大任务。
召开代表大会时，正义者同盟的组织虽然有所削弱，但却已经胜利地度过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时期。同盟中一些敌对分子已被清洗，马克思、恩格斯等新的成员已经加入，同盟的前途有了保证。
虽然同盟成员不多，但每个人都把共产主义的利益，把推翻资本主义及公有制的胜利作为自己切身的、最宝贵的利益；他们有足够的决心参加同盟，不怕因此而招致巨大的危险，也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敢冒这种危险，使同盟成为整个欧洲的一个强大组织。这些人遇到的障碍越大，他们就越勇敢、越积极、越受到激励。
同盟的组织规模不大，各个地方组织的情况也不同。伦敦的同盟组织最坚强有力，拥有一批有才干的盟员，有能力担任对同盟事物的中央领导责任。巴黎的同盟组织由于格律恩等人的破坏和捣乱而大大削弱，但自从恩格斯进行整顿后，情况大有好转。一些起阻碍作用的分子被清除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毅力出现了，人们振奋起来从事新的活动。在里昂和马赛，已经建立了同盟地方组织。在比利时，同盟已经站稳脚跟，前途令人鼓舞。在德国，柏林的支部遭到反动派的破坏，组织瓦解，思想混乱，但那里也有一些有才干、有毅力的盟员，很快就会着手改组同盟的工作。其他许多德国城市也已经建立同盟的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对代表大会非常重视。会前，马克思、恩格斯为改组同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经过激烈斗争，恩格斯当选为巴黎组织的代表，威廉·沃尔夫当选为布鲁塞尔的代表出席大会。马克思则因经济困难不能参加大会。1847年5月15日，他写信对恩格斯说：“我不能去伦敦了……有你们两个人在那里，也就够了。”[1]在大会上，沃尔夫被选为大会秘书，恩格斯则主持许多重要文件的草拟和审定工作。
这次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更改同盟的名称意义重大，它鲜明地反映了同盟的无产阶级性质。当时“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说各种空想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同盟发给各地支部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书中写道：“因为旧的名称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事件才采用的，这些事件与同盟的当前目的不再有任何关系。因此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丝毫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愿。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切都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对我们同盟来说，要有一个合适的名称。”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能表明我们实际是什么人”。[2]
大会通过了主要由恩格斯和沃尔夫起草的新章程。新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这一条指明了同盟的政治方向，确定了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理想。
大会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原来的阶级观点模糊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新的口号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共同的阶级利益、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世界观，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从此，这个口号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战斗口号。40年后，恩格斯自豪地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四十二年前我们……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起来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的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先前任何时候更加强固……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3]
新章程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原来的宗派的密谋的组织原则。章程规定：同盟分为四级：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是同盟的最高立法机关。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同盟工作。章程规定各级委员会由选举产生，规定选举出的公职人员，其工作若不能令人满意，可以随时撤换。仅此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新章程还删去了接受盟员的复杂的、神秘主义的仪式，规定了盟员的条件和义务，要求入盟的人必须保证：相信财产公有的原则是真理；自愿加入为实现财产公有而建立的强有力的同盟；始终不渝地用语言和行动来传播财产公有的原则并促其实现；对同盟的存在及其一切事情保守机密；服从同盟的决议。
代表大会认为公开宣布同盟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讨论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份出自恩格斯手笔的文件共有22个问题[4]，用问答的形式回答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阶级关系、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等问题。《信条》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全部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财产公有必须“建立在因发展工业、农业、贸易而产生的大量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因使用机器、化学方法和其他辅助手段而使生产力和生活资料无限增加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5]。代表大会认为，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必须特别慎重，不应操之过急。大会决定把《信条草案》发给各级地方组织进行讨论、修改、补充，使之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这个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式诞生的代表大会，向全体盟员庄严宣布：“我们代表着一个伟大壮丽的事业。我们正宣布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无论就其彻底性还是就其成果的丰硕来说在世界史上是无与伦比的。”[6]大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历史的发展本身将引起一场伟大的革命。人民群众集结自己的队伍打垮资本家雇佣军的胜利时刻必将到来，“那时将显示出，我们的同盟是什么样的组织，它是怎样工作的！即使我们享受不到这场伟大斗争的所有成果，即使我们有千百人牺牲在资产阶级的霰弹之下，但是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牺牲者，终究是经历了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和这一胜利是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7]。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47年5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6页。
[2]海德、卡尔·席尔：《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0-4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4-245页。
[4]关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作者，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信条草案》的作者是恩格斯；一种认为恩格斯是起草人之一；一种认为是由恩格斯抄录的，但恩格斯不是唯一的起草人。笔者认为，在未发现新证据以前，恩格斯应为作者。
[5]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页。
[6]《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36页。
[7]同上书，第436-437页。
八、布鲁塞尔区部和共产主义宣传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马克思进行多方面的活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大会成果，扩大同盟影响。
1847年8月5日马克思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并当选为区部委员会主席。参加区部委员会的还有威廉·沃尔夫，比利时的社会活动家日果，德国工人荣克。
在马克思领导下，布鲁塞尔区部积极支持和参与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在经济上给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中央委员会对布鲁塞尔区部非常尊重，在处理一切重大问题时，往往首先征求布鲁塞尔区部的意见。实际上，布鲁塞尔区部同中央委员会一起，成了同盟的指导中心。
布鲁塞尔区部不仅领导布鲁塞尔地区同盟的活动，而且积极派出人员，在比利时其他地区和德国西部许多城市开展工作。马克思的拥护者魏德迈、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在组织和领导各地同盟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