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留在德国，积极参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
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联邦议会通过的。宪法虽然有强烈的保守性，但规定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人们享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根据帝国宪法，3月28日，议会选举普鲁士国王为帝国皇帝。
德国各邦反动王朝坚决反对帝国宪法。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帝国皇位，普鲁士内阁宣布“帝国宪法乃是一种极端无政府的行为和革命的文件”[1]。接着，奥地利、巴伐利亚许多邦也相继拒绝承认宪法。
德国广大人民群众发动了规模巨大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决心“给所有的霍亨索伦，所有的大小王公贵人以应得的报偿”[2]。当奥地利和普鲁士王朝准备以武力来实现反革命的时候“起来反对反革命的新的革命一天比一天更加剧烈，更加广泛”[3]。
5月初，德国许多地方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无产阶级站在斗争最前列，农民、小商人也参加斗争。小资产阶级窃取了运动领导权，它的软弱、动摇和叛卖活动，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恩格斯从科伦来到爱北斐特，领导建筑街垒，检查防御工事，调整军事部署，进行了紧张的活动。他还向安全委员会建议解除反革命的爱北斐特自卫军武装，把武器分配给工人，向资产阶级强征起义经费。
恩格斯的革命活动，遭到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敌视；他们不顾广大工人的坚决抗议，迫使恩格斯离开起义地区。工人们决心以生命保卫恩格斯。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恩格斯主动离开爱北斐特，并劝告工人不要轻举妄动。《新莱茵报》对工人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并庄严声明：“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的将是他们工人的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像《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4]
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来到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马克思亲自建议国民议会采取坚决措施：号召武装起义；承认已经武装起义的地区；调集起义部队保卫议会；宣布拒绝承认宪法的各邦君主为叛徒；宣布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为叛徒。这是一个坚决革命的计划。但是，法兰克福的小资产阶级议员拒绝马克思的建议。他们在汹涌澎湃的革命运动面前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坐失良机，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法兰克福议会议员，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威廉·沃尔夫，于5月26日在议会发表演说，痛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无能和动摇妥协，指出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必须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必须“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5]沃尔夫的演说，真正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伪全部推翻了！”[6]议会拒绝了沃尔夫的正确意见，并且毫不讲理地指责他破坏了议会礼节。这个可怜的议会，不久就被反革命军队赶出法兰克福，并在斯图加特被强行解散。
6月初，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恩格斯则前往巴登起义部队，担任维利希志愿部队的参谋。恩格斯多次指挥和完成危险而复杂的战斗任务，四次亲自参加战斗，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马克思为恩格斯的光荣业绩感到自豪。他写信对恩格斯说：“你亲自参加这次战争，使《新莱茵报》赢得在民主派中的光荣地位。”[7]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7月12日，恩格斯与最后一批起义部队一同撤至瑞士境内。
[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编著《世界近代史讲义》（1960年），第342页。
[2]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丰功伟绩》（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75页。
[3]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普鲁士军队和人民革命起义》（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6页。
[4]恩格斯：《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爱北斐特》（184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98-599页。
[5]恩格斯：《威廉·沃尔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2页。
[6]同上。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46年8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27卷，第157页。
十八、反动派的胜利是暂时的
1849年夏天，德国和欧洲各国革命运动先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极端野蛮的反动统治又恢复了。“华沙秩序井然，战败者遭殃！”这就是沉醉在胜利中的反革命所呼的口号。在那个时候“工人被放逐，被镇压，那些为了建立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王国而用笔杆和宝剑进行斗争的人们如果能在异乡勉强生活下去就算是幸福了”[1]。
6月初，马克思到达巴黎。不久，法国政府把他驱逐出法国。他于8月到达伦敦，在这里过着极端困苦的流亡生活。无论在科伦、巴黎或伦敦，马克思都处在反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恩格斯说，他虽然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但马克思的处境比他还要危险得多。这是确实的。在反动统治年代里，马克思不仅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且遭到民主派庸人们的诽谤，也就是说，遭到两个世界的同时攻击，“而这甚至连拿破仑都从来没有遇到过”[2]。
恩格斯在瑞士过了三个月困苦的生活，于11月到达伦敦。后来，为了维持自己和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他不得不被迫到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厂工作，过着20年“倒霉的生活”。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有的在战场英勇牺牲，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流亡国外，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每个活着的人全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革命者都不会这样轻率、这样幼稚、这样胆小，竟在反革命高奏凯歌的时候背弃革命。”[3]
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们深刻地认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的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作为背景；只要这种社会要求没有得到实现，革命或迟或早总是要到来的。因此，虽然1848年革命失败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八年、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四十年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帝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候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4]因此，“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5]。
反革命的胜利是暂时的！更加伟大的斗争还在后头！
[1]燕妮·马克思：《动荡生活简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54页。
[2]马克思：《致恩格斯》（1849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第1卷，第228页。
[3]马克思：《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柏林〈国民报〉致初选人》（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44页。
[4]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页。
[5]同上书，第6页。
十九、欧洲恢复了反动的“秩序”
《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离开科伦，前往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他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恩格斯一起，试图影响全德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劝说他们参加已经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人民起义。但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议员疑虑重重，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失去了挽救德国革命的最后机会。
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离开法兰克福，前往已经起义的巴登。虽然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政府拥有军队、武器和经费，但领导政府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优柔寡断，动摇不定，丧失时机。马克思、恩格斯从巴登来到另一个起义中心普法尔茨，发现那里的人们对革命和起义漫不经心，无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普法尔茨到宾根的途中，被黑森士兵逮捕，押到法兰克福才获释。后来他们又来到宾根。两位战友在这里分手。恩格斯返回普法尔茨，参加维利希的起义部队，成为维利希的副官，“占据《新莱茵报》唯一能占据的地位——士兵的地位”[1]。马克思则带着德斯特尔交给他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前往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