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同盟书》再一次阐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原则。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处处都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提出特殊的政治要求，建立“工人政府”，拥有和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组成强大的无产阶级近卫军。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击退资产阶级解除工人武装的阴谋，“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3]。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资产阶级力图在消灭封建制度以后，扶植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把农村造成私有制的巩固基地。无产阶级为了自己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资本主义的活动，坚决要求把没收的封建地产变成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劳动者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4]。
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远大的，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无产阶级决不应该在革命的征途中停滞下来，决不应该为一时的胜利所迷惑，而必须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同盟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告同盟书》，并派出特使，携带这个文件分赴各地，进行改组和重建同盟的工作。中央委员鲍威尔是派到德国去的特使。他在科伦、柏林、莱比锡、汉堡、法兰克福等地建立了同盟支部，吸收了新盟员，顺利地完成了改组同盟的工作。同盟活动家德朗克是派到瑞士的特使。他与威廉·沃尔夫一道，在瑞士同密谋组织“革命集中”进行斗争，粉碎了这个组织企图瓦解同盟瑞士支部的阴谋，并在瑞士各地普遍建立同盟组织。
到了1850年夏天，同盟组织已经恢复和发展起来了。6月，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详尽地报告了同盟各地组织的情况。
在第二个《告同盟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估计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新的革命一触即发”，号召盟员抓紧时机，加紧活动，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不久，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深入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了繁荣时期，新的革命暂时不能发生；只有在新的危机到来时，才有可能发生新的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是立即迎接革命，而是进行长期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未来革命准备条件。
[1]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92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295页。
[4]同上书，第297页。
四、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工作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宁肯去研究重大的历史事件，宁肯去分析历史的进程，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尽管这些先生们以为自己很伟大，但在现代的巨大的斗争中他们都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1]在伦敦定居以后，他立即着手研究重大的历史事件，分析历史的进程，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2]。
为了分析历史的进程，马克思来到伦敦后，就计划创办一份杂志，并且很快开展筹备工作。1849年9-11月，他先后写信给科伦、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堡和巴黎等地的朋友，要求他们为即将创办的杂志筹集资金、物色作者、刊登广告、组织发行。11月10日，恩格斯从瑞士来到伦敦后，两位战友决定把出版杂志作为主要任务。为了表明杂志是《新莱茵报》的继续，他们决定将其定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他们认为，虽然报纸每日都能干预运动，反映当前的局势，同人民群众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但杂志也有自己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3]这在当时尤为需要。因为，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共产主义同盟迫切要求对革命运动进行深入的总结，提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广大革命者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揭露当时流亡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裂革命队伍、引诱工人离开革命立场的阴谋，为新的革命斗争做好思想理论准备。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创刊，得到当时已在伦敦恢复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支持。同盟中央要求各地盟员尽最大努力扩大杂志的影响；同盟活动家沃尔夫、魏德迈、埃卡留斯等人积极为杂志撰稿；同盟中央委员施拉姆担任杂志经理，负责出版事务；同盟的一些地方组织和盟员还利用各种关系，在报刊上报道杂志出版的消息。1849年10月17日，由同盟活动家魏德迈编辑的《西德意志报》在报道该刊即将出版的消息时写道：“我们满怀信心地期望，所有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派的全体成员都来支持自己的开天辟地的天才领袖所创办的这个事业。”《评论》也得到德国进步人士的欢迎和支持。德国著名民主主义活动家阿曼德·戈克写信对马克思说：“从我的朋友布林德那里，获悉您将用自己的经费在伦敦出版《新莱茵报》月刊。每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朋友，不仅应该完全赞同这个事业，而且要全力支持它。从我自己方面说，急忙汇给你100镑作为股金。……我将在巴登努力为您的机关报刊创造良好的基础。”[4]
《评论》第1期1850年3月初在德国汉堡出版，印数2500份；第2期于3月20日出版，第3期于4月中旬出版，第4期于5月20日前后出版，此后一直到同年11月底才出版第5-6期合刊号。虽然由于经费困难和德国警察的迫害，《评论》总共只出了6期，但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评论》首次发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德国农民战争》，以及他们两人合写的《国际述评》、《书评》等，使这份杂志具有不朽的意义。
在《国际述评》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论证了政治革命与经济状况的关系。1850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期待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当时他们还不可能获得40年代末期的经济资料和统计材料，因而对形势的判断不够准确。不久，马克思系统研究了19世纪40年代欧洲经济史，认为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中起逐渐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加强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秋天对革命形势做出新的估计，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5]。他们认为，只有在现代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才有可能爆发革命。根据这个结论，他们批判了那些企图用道义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空谈家，指出这些空谈家不仅对革命事业毫无帮助，而且起着败坏革命声誉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看到资本主义矛盾不断加深和社会革命必然到来的趋势，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已经为新社会创造了物质基础；当资产阶级庆祝它在工业生产上的胜利的时候，也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它所创造的力量正在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因此，决不应该被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景象所迷惑。正如新的危机的来临不可避免一样，新的革命的来临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力的发展，论述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义，指出社会革命“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他们在评论将于1851年在伦敦开幕的工业博览会时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已为新社会创造了物质条件。这个博览会证明：“现代化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各个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基础。”[6]
马克思、恩格斯还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否认阶级斗争，宣扬改良主义的理论。以金开尔为首的所谓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文件中，把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个别领袖的争权夺利和意见分歧，否定阶级斗争的事实；鼓吹各个阶级自由、平等、联合、友爱，反对无产阶级表述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宣扬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吹通过信贷来改良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和主张，是错误和反动的，“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暧昧态度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7]。金开尔等人宣传的改良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8]。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许多书评，通过评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具体而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许多重要原理。
在《评艾米·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一文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日拉丹鼓吹通过税制改革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病，建立“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捐税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方面；捐税改革“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发展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古长青的”[9]。
所谓捐税改革，不仅不是包医百病的万灵药方，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不管是增加新税还是取消旧税，都不会增加工人的工资，而只会增加资本的利润；都不会减轻农民、手工业者及小店主的负担，而只会增加大资产者在竞争中的有利条件。所谓通过废除捐税把国家变为保险公司，从而废除国家，更是错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消灭国家。只有随着阶级的废除，才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
在另一篇书评中，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当时在欧洲大陆上流行的密谋组织和密谋活动，指出那些自封为革命家的密谋分子，对革命理论一窍不通，既不了解革命的条件，又不愿意从事具体的革命工作，而是把革命当做儿戏。这些密谋分子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炼金术士的邪说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器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10]。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密谋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对革命起着危害的作用，往往成为反动警察收买利用的对象，成为分裂工人队伍的野心家。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对主张密谋活动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斗争，从组织上与密谋分子划清界限。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两部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恩格斯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他于1849年6-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为维护帝国宪法英勇斗争。战斗结束不久，马克思就写信对他说：“你现在有一个决好的机会，可以对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写一部历史或一个小册子……我确信这一著作有吸引力。”[11]恩格斯接受了建议，于1849年8月至1850年2月写成了这部辉煌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以极其生动而深刻的文笔，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个阶级和政党的立场，根据起义的经验，阐明了国内战争和武装起义的许多重要原理。恩格斯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严厉抨击了当时窃取运动领导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妥协、出卖革命的行径。恩格斯写道：“德国人民不会忘记赖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和法兰克福的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