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制度是反动的军事官僚统治制度。取得政权的波拿巴依靠一批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的浪荡者组成自己的御用团体“12月10日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培植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他创立了一支以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反动军队，专门以围捕群众来创立自己的英雄业绩；他利用宗教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把教士当做涂了圣油的警犬；他抛掉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伪装，采取露骨的诈骗、贿赂、煽动和血腥镇压的统治手段；他企图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实际上却维护一小撮上层剥削阶级的利益；他用廉价的许诺骗取农民小私有者的支持，却听任农民成为资本家高利贷盘剥的对象；他时而设法拉拢一个阶级，时而又公开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各个阶级一致起来与他作对；他使整个资产主义经济陷于全盘混乱，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成为可厌可笑的东西。这个制度充满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因此，“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多姆园柱顶上被推下来”[3]。历史证明马克思的预言多么正确！
波拿巴政变葬送了二月革命的成果，国家回到了宝剑与袈裟统治的原始状态。但马克思指出，二月革命与六月起义之间的这段时间并不是白白度过的。革命以速成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为无产阶级积累了经验。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但这种革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以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因而为时短暂，很快达到顶点。以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根本改造旧社会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永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只有与强大的敌人反复较量，才能实现无限宏伟的目标。英勇的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搏斗，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资产阶级联合旧社会一切反动势力镇压了起义。3000多起义者被屠杀，15000多人未经审问被放逐。但“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4]无产阶级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下一次革命积累经验；无产阶级的脚步暂时停了下来，为的是更好地前进！
纵观二月革命以来的法国阶级斗争史，议会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所谓议会风暴不过是水杯中的风暴，议会斗争不过是阴谋和争吵。但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却有不少人患了议会迷的病症，认为议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马克思对议会迷作了辛辣的讽刺，指出这些人变成了幻想世界的俘虏，失掉一切理智和记忆，失掉对外界世俗事物的理解，其结果只能在暴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法国，当议会迷把议会看做圣物，把议会胜利看得无比重要的时候，掌握官僚军事机器的波拿巴，毫不费力地解散议会，把议会迷们投入监狱或流放国外。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就是议会迷的下场。无产阶级必须从这幕活生生的闹剧中吸取教训，不能把实现宏伟目标的希望寄托在议会斗争中。马克思仔细考察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形成和演变、性质和职能，认为拥有庞大官僚和军队的国家机器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它，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继《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之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再次论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把农民从封建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农民并没有得到真正解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封建地主已被高利贷者所代替，贵族地主已被资本家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只是使资本家能够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拿破仑观念”曾使农民支持波拿巴王朝，但是不能阻止资产者吮吸他们的心血和脑髓，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5]。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极其重要的。当农民把自己的命运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时，建立在农民小块土地基础上的全部国家建筑物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辉煌的历史杰作。马克思对1848-1851年法国历史图画的描绘十分鲜明而准确。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绘制的这幅图画“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7]。这部著作也是罕见的政论、散文与报告文学的珍品。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全文分析冷静而严肃，语言精练而锋利，“字字是命中目标的利箭，句句是有理有据的有力控诉，是毫不虚构、无可辩驳的事实”；它“把塔西坨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8]。
当人们惊叹这部著作所显示的无与伦比的历史洞察力时，难以想象它是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写成的。那时，马克思“是在第恩街一间小房子里，在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家庭琐事的搅扰下写完这本书的”[9]。当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十日政变看社会革命》在欧洲名噪一时、一版再版的时候，马克思这部伟大著作的出版却碰到很大的困难。原来这部著作准备在魏德迈主编的纽约《革命》杂志连载，但《革命》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刊。幸亏一个不知名的德国工人的帮助，才使这部辉煌杰作能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
历史是最公正的证人。当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从十二月十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早已被人遗忘的时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却继续散发着耀眼的光辉。
[1]马克思：《致弗·恩格斯》（1851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6页。
[2]恩格斯：《致卡·马克思》（1851年1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13页。
[3]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7页。
[4]同上书，第129页。
[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1页。
[6]同上书，第665页。
[7]恩格斯：《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0页。
[8]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3页。
[9]燕妮：《动荡生活简记》，《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257页。
七、提出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
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反复强调和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月革命前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初步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并且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作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法国工人阶级曾经对自己反封建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存在幻想，希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他们曾经沉醉于资产阶级宣扬的“普遍的和睦与博爱”的气氛中。但是，资产阶级逼迫巴黎工人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应该说，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他们是在若不甘愿饿死，就要进行斗争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发动起义的。对六月起义的镇压，“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出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1]。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六月革命的失败，使工人阶级“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2]
无产阶级专政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法国革命进程中，出现许多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派别。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免除工商业的旧有束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把现代社会理想化，幻想消除阶级斗争，企图使全部运动服从运动中的一个阶段。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根本不同，与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有原则区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不仅要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实行彻底改造。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3]。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问题作了更加实际而具体的论述。他指出，一切国家政权，一定阶级的政治表现，都代表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争夺国家权力，表面上好像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由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决定的。在法国，“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的彼此分裂……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4]。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特征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在路易·波拿巴王朝，它包括50万官僚和50万军队，是一个像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这个军事官僚机构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自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所发生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触动它，摧毁它，反而使它不断发展、完善和巩固起来。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夺得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物作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马克思指出，与以往历次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把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军事机构，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后来马克思一再强调了这个结论。他曾对库格曼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5]他说，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6]。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著名信件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作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