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严厉批判了书中重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指责它那冗长杂乱的形式。马克思指出，拉萨尔把本来只需1个印张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拉长到60个印张。旁征博引，用无数的废话充塞自己的著作，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但是每一个知情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像拉萨尔先生那样能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从波恩大学图书馆把书送到家里去，那么要举办这一类引文展览会是轻而易举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言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都完全像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文明娴雅”[3]。
无产阶级怎样对待农民，这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运动经验时，一再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同样受到资产阶级的剥削，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上的衰落；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就“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热情地歌颂了16世纪德国伟大的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领袖，指出农民战争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意义。1856年，马克思又一次强调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取决于是否有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4]
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观点相反，拉萨尔站在封建贵族立场上，仇恨农民阶级，把劳动农民当做“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
拉萨尔在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从根本上抹杀了农民战争在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意义。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以及他的唯心史观和对农民阶级所采取的错误态度。马克思指出，反对封建制度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把骑士的反抗看做高于农民的反抗，是完全错误的。至于骑士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不仅没有进步意义，而且是反历史的。他们自己既没有力量，又不能联合城市平民和农民，因而其失败是必然的。这正是他们的悲剧的原因所在。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拉萨尔描写的仅仅局限于反封建领主斗争中的官方分子，而对非官方的平民和农民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但是，农民运动的规模却比贵族运动大得多，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巨大的斗争规模，与贵族运动的那种轻举妄动的斗争比较起来，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恩格斯指出，由于拉萨尔把农民运动放在次要的地位，因而对贵族运动做了不正确的描写，也不能揭示贵族运动失败的真正原因。
拉萨尔拒绝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观点。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农民战争按其性质来说，大概也不是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地，（1）它们不是革命的；（2）归根到底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丝毫不亚于历史上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拉萨尔坚持这种荒谬见解，目的就是为自己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投靠封建容克贵族作辩护。
50年代末，德国统一的问题又重新提到日程上。国家的统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统一才能使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5]。在这个统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斗争。
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德国统一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打倒各邦封建王朝，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另一种是由普鲁士王朝领导，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进行兼并，把普鲁士反动封建专制制度推广到整个德国。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来实现德国的统一；拉萨尔却站在普鲁士容克贵族的立场上，鼓吹通过王朝战争，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中。
1859年爆发了意、法对奥战争。当时，意大利遭受奥地利统治。法皇路易·波拿巴伪装同情意大利发动对奥战争，企图通过对外战争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政治霸权和在国内的反动统治。
意大利战争与德国统一关系密切。当时，奥地利与普鲁士正在激烈地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普鲁士妄想通过意大利战争削弱奥地利，把普鲁士反动统治推广到整个德国，因而在战争中表面上伪装中立，却在暗中支持波拿巴。
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特别是在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中，全面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政策。马克思、恩格斯揭穿了波拿巴所谓解放意大利的假面具，指出：“法国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存在，波拿巴不过企图以援助为名，侵占意大利领土，‘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波拿巴发动意大利战争，它进攻波河，最终目的是为了夺取莱茵河，阻止德国统一。打麻袋，赶驴子。如果说，意大利被迫当了麻袋，德国决不应当驴子，不应屈服于波拿巴的武力之下。德国各部以及普鲁士统治集团在战争中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以所谓‘调停大国’的面目出现，避免参加战争，目的无非想通过战争与它争夺德国霸权的对手奥地利，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实现在普鲁士统治下的德国统一。”[6]无产阶级主张反对波拿巴法国，决不是为了维护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无产阶级严厉谴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和暴行，坚决反对“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7]。
无产阶级主张反对波拿巴法国，也决不是为了建立以奥地利为首的所谓“中欧大国”。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坚决反对反动的奥地利充当“执行天意的主角”，也坚决反对以奥地利王朝为盟主的大德意志计划。
无产阶级主张反对波拿巴法国，是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当时，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是欧洲民主派的主要敌人，是德国统一的主要国际障碍。挫败波拿巴法国，就有可能引起法国革命，推翻波拿巴帝国。同时打击与法国勾结的沙皇俄国，促进德国革命力量的发展，为通过革命道路统一德国奠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反法战争将为德国革命力量造成有利条件，“如果法国人和俄国人同时进攻我们，如果我们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那末战争对我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政党，从当前执政的政党到齐茨和勃鲁姆都将要在这种绝望状态中垮掉，而人民为了拯救自己必将求助于最有果敢行为的政党”[8]。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关于意大利战争的宣言。马克思完全同意恩格斯的观点。他读了这部著作的手稿后，写信给恩格斯说：“写得极其出色；问题的政治方面也写得极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小册子一定会获得很大的成功。”[9]
尽快出版恩格斯的著作，迅速传播这部著作所体现的无产阶级党的观点则是欧洲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但是，拉萨尔却千方百计地拖延出版。拉萨尔完全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在看了恩格斯的手稿后，立即赶写出一本《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的任务》的小册子，来与恩格斯的著作相对抗。
同马克思、恩格斯相反，拉萨尔完全赞同波拿巴对奥地利的战争，宣扬波拿巴正在完成欧洲民主派所“需要希望和追求的东西”——意大利的统一。普鲁士王朝的所谓“中立政策”，反对德国人民以武力对抗波拿巴的进攻，硬说反对波拿巴战争会阻碍任何文化的进步和政治的进展。在此同时，拉萨尔还与波拿巴的特务福格特暗中勾结，指使福格特拉拢民主派人士。
拉萨尔完全站在普鲁士王朝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奥地利。他认为彻底摧毁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首要条件；说什么必须把奥地利割裂、消灭、压碎，把它的灰撒到四面八方；只有这样，德国统一才能实现。
拉萨尔坚决主张由普鲁士王朝用武力吞并德国各部，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帝国。他写道：“唯一的、体面的、伟大的、符合德意志民族也符合普鲁士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下述的普鲁士的话，‘拿破仑根据民族原则在南方修改欧洲的地图，那么好吧，我们在北方也这样做。拿破仑解放意大利，那么好吧，我们就占领什列斯维帝-霍尔斯坦’。在这样宣布的同时，我们的年轻人就被派去与丹麦人作战。”[10]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拉萨尔的观点是“莫大的错误”，发表这种意见是严重的反党行为。1864年夏天，当普鲁士与丹麦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帝-霍尔斯坦而发生战争时，拉萨尔本来决定要到靠近前线的德国城市汉堡，进行沙文主义宣传，以工人阶级名义“迫使”俾斯麦兼并这两个公国。“可惜拉萨尔没有能演出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显得极其愚蠢可笑！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以此永远结束。”[11]1859年6月10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严肃指出：“关于小册子，决不是我的观点。”[12]
19世纪60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经过15年沉寂之后，到处出现活跃的革命气氛。这时，拉萨尔开始在工人运动中进行鼓动，系统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在工人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爆发了严重的斗争。
这期间，马克思和拉萨尔曾经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1861年5月在柏林，第二次是1862年7月在伦敦，在这两次会面中，马克思向拉萨尔详细阐明无产阶级的纲领路线、原则和策略，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与劳动农民建立巩固联盟，在民主革命中共同反对封建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德国当前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容克贵族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主要敌人，当资产阶级和容克贵族发生冲突时，无产阶级可以与它结成暂时的同盟，但是，无产阶级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不能够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
马克思还对拉萨尔鼓吹的普选权、国家援助的合作社等机会主义谬论一一进行批驳。马克思指出，国家援助的合作社决不能帮助工人阶级消除资本主义剥削，更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这种理论，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首领毕舍早已提出，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如果乞求国家帮助，“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势力（封建派），甚至向教皇派让步”[13]。马克思说，德国没有最基本的民主自由，没有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因此普选权对工人阶级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曾经玩弄普选权的把戏，制造军事独裁统治。德国工人阶级必须吸取这个教训，不能为了普选权充当容克贵族的工具。
马克思还批判拉萨尔的宗派主义活动，指出德国当前工人运动的兴起，是1848-1849年工人运动的继续，也是国际工人运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结果。工人阶级必须永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马克思这样耐心地对拉萨尔进行教育，目的是为了争取他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工人阶级做点有益的工作。
但是，拉萨尔却在马克思面前自吹自擂，妄自尊大。他以“德国革命的代表”自居，吹嘘自己《意大利战争与普鲁士的任务》这本小册子，“阻止了普鲁士的干涉”，“实际上领导了最近三年的历史”；他胡说马克思“不抽象”、“不懂政治”；他夸耀自己科学的“成就”，在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时，突然问马克思，他是否可以从事埃及学，以便以自己更为渊博的学识使资产阶级社会“钦佩”。拉萨尔的自命不凡和厚颜无耻，使马克思又好气又好笑。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我何尝不是陷在这种可怕的状况中，而不恼怒这暴发户使我破费，但他又使我非常快乐。自我看见他的那一年以来，他是完全疯狂了……他现在不仅成为最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等，而且还是唐璜先生和革命的领袖。此外，使用虚伪的动作和教训式的语调，继续不断地胡说八道！”
在柏林，拉萨尔曾经向马克思提议创办一份工人报纸。他负责筹集资金，但是必须与马克思一道做总编辑。马克思问他：“恩格斯怎么样？”他回答道：“三个如果不多，恩格斯也可以做总编辑，不过你们两人不能有比我更多的投票权，否则我每次都要失败的。”拉萨尔企图借着马克思、恩格斯崇高的威望，抬高自己的身价，骗取工人阶级的信任。在伦敦时，拉萨尔又一次把这个问题指出来。马克思坚决加以拒绝，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在政治上，除了某些非常遥远的终极目的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14]
拉萨尔对马克思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方面，他言不由衷地宣称自己拥护马克思；另一方面，他又顽固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