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
前几天我因一时糊涂，给监狱抹了黑，在这次往新疆调犯活动中，我决心响应政府的号召，到新疆去。
我保证积极靠拢政府，和政府干部一条心，大胆地同破坏这次战役的坏人坏事作斗争，争取立功！
请各位领导看我的行动！
一九六七年十月
第二天，分场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我的决心书和保证书。下午集合，我又代表要走的犯人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留下的犯人依然把我当英雄，热烈地鼓掌，横竖一死！值了。要调走的犯人眼都绿了，个个看我的眼里都冒着绿光，嘴里骂着娘，甚至有当面讥讽的：“露能！装他妈的孙子，叛徒、汉奸！”
这算什么？我怕骂吗？能出一次风头，展示一下自己敢作敢为的豪气，心里也就满足了，多少也冲淡一些被调走的恐惧和痛苦。
发完言后，我更加清楚自己的命运了——走一个也非我莫属，心里反倒坦然了。谁知，夜里我刚刚进入梦乡，觉得头上挨了一家伙，没等我清醒过来，噼里啪啦，鞋底子、小马扎、拳头像雨点子一般落到了我的头上、身上，打得我晕头转向。
“干什么？安静了！”巡视的警察制止道。
“刷！”这帮人全部躺到了自己的铺上，全都像睡着了一样，警察从门上的观察孔里看看没什么事情就走了，我身上很痛，到处都痛，我招谁惹谁了？
他们真下得了手，这些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我知道是自己的决心书和保证书惹的事，犯了众怒，可是，我逃跑后又是批斗又是挨揍，他们的工作时间缩短了一半，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一个个把我当英雄，偷着给我送吃的，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呀？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被别人耍弄了的感觉。人绝不是同病相怜，更多的是相互利用——越是在难处，这种表现越突出。我经过这次挨打，终于明白了，犯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公安局算是抓对了！送新疆不亏。你们这些人渣子！我在心里狠狠地骂着。
天亮后，我的脸肿了起来，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队长一再的追问我，我怎么能向队长说出原委呢？政府干部当着大家伙的面多次问我，怎么搞的？
并一再强调为我做主，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撒谎：“昨天晚上去厕所，不小心摔的！”
吃了早饭，进来了两名新队长，一进门就大声说：“岩金荣，你想磕怎么的？自伤自残死路一条，走！”别的犯人很得意，但也担心我供出真情。
到了中队部，指导员口气温和地问我：“是不是你昨天表了决心他们揍你了？”我刚想否定，指导员又说，“你什么也别说，我们心里都清楚，准备送你去个地方，让你在他们面前有个交代，今后去了那边也不至于吃亏。”他说完回头对那两名新队长说：“拿来吧！”两名新队长分别从中队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一副脚镣、一副手铐，“先戴上它，你要把这场戏演到底。”我又能说什么呢？
当我“全副武装”后，指导员集合了全体犯人开会，在众多的犯人面前，政府干部以我为典型，一针见血地指出，磕是磕不出去的！严厉批评我搞假、欺骗政府别有用心，宣布把我关禁闭，直至调到新疆为止。
我被带下去后，被安排在一个单间，一进门，指导员就对我说：“表现不错！”对新队长说，“给他打开刑具。”
“岩金荣，我知道你是被他们打的，今天你又立了一功，从今天起对你特殊对待，你自己住一个单间，吃病号饭。”
听了指导员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逮捕我时我没哭，别的犯人折磨我时我没哭，被人误解时我更没哭，可是，指导员的这几句很平常的话太打动我的心了，理解！有什么比这“理解”二字更有情？一个高高在上的指导员竟能理解一个犯人的苦衷，这比什么都金贵，比让我吃山珍海味都可口，我是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当着政府干部的面，我掉泪了！在监狱改造8年多，我没流过泪，今天我流泪了。
我真正的服了，原来警察就是比我们这些犯人有水平！
一周后，我们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特别快车，在解放军的押送下，仅用三天时间就到了乌鲁木齐，以后通过漫长的沙漠，终于到了目的地，从此我告别了北京——我的故乡。
初到新疆喀什克拉克监狱，好比一群幼儿换了一个幼儿园一样，管理人员和犯人都有一个相互认识，相互了解的过程，这过程令所有的人费尽心机。
晚上点名，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犯人，与北京来的犯人界限很清楚，就连排队中间也要留下人行横道，管教干部对犯人的管理明显棘手，相互之间的戒备心理严重影响了犯人和管教人员之间感情的沟通。夜里，听着来自沙漠上、无拘无束的野风的吼叫，心里凉飕飕的，充满了恐惧，生活为什么如此无味？我自知自己属于不安分的一类，必然要有惊人的举动，才能让这个监狱里的管教和犯人刮目相看。硬磕是不行的，那种教训我受得太多了，人受憋斗武艺高，有时候越是在困境中越能产生奇妙的想法，这是人的本性。犯人在这种条件下想出的计谋，多是以利己为中心，其他什么都不会去考虑。
我们这些新入监的犯人，到了这里都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天不怕地不怕、不可一世的样子。这里的政府干部，都认为我们在内地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全部是亡命徒，不敢招惹我们，这样就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改造环境。犯人是得陇望蜀，管理松一点，大家就忘了这里是监狱，心中没有监规纪律，行动上没有约束，形成了无政府的散漫状态。就在别人放肆地改造的时候，我开始动脑子了——我们是犯人，也许政府干部正从我们这些被惩罚者中间物色“拐棍”呢。“拐棍”虽然也是犯人，但是毕竟是管人的人，诱惑太大了，这可是决定自己今后服刑日子是否好过的关键时机，可是，大家互相防备，不和他们接触，怎么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呢？于是，我开始频频地求见政府干部，无论管理者权大权小我都见，从汇报思想到拉家常，给他们讲北京的故事、新闻，在大家有了感情基础的时候，我就试着打小报告，这是犯人最忌讳的，却是政府干部最急需的。当我看出他们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也有意拉拢我时，我的胆子就大了。
我向他们反映监狱里犯人的改造情况，帮他们分析北京来的犯人为什么敢于无视监规纪律，为什么敢于不服管理。我的话令这些刚刚从军队转业的管教干部觉得很新鲜、很实用、很符合实际，他们对我的态度简直说是十分的恭敬。坏事就坏在我忘了自己的身份，看到政府干部对自己另眼看待，就不断地挖掘自己在监狱里从别的管教干部那里学到的管理犯人的知识，然后再加上自己想法和主观臆断，夸大其词地和他们谈，有时候简直是在教他们，为他们传授不规范的管理办法、传授惩罚犯人的绝招。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我看来，这些管教干部是为了应付我们这些突然增多的犯人而从部队转业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学习和培训的时间和机会，我的话对他们就是求之不得的灵丹妙药，是可靠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干部，只要有时间就找我谈话，套问我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和技巧，他们虽然不直接询问或者说请教，可是，我是谁？我是监狱里的大哥，只要他们一张口，我就知道他们想了解哪些方面的知识，不等他们尴尬地讲明，我就认真地传授。
我自我陶醉的时间没有多长，就觉得他们进步很快，对我讲的东西已经不十分感兴趣了，这使我感到了危机的到来。
这种危机不是因为我的话他们不重视了，而是因为我们这一批从内地调边的北京籍犯人，在监狱里已经不敢再过无政府状态的日子了，谁违反监规纪律，谁就被惩罚一顿，自由的日子不存在了。
我深知，这都是我的错！
管教干部的经验有了，他们对北京来的犯人经历了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之后，不敢管理、不会管理已成为历史，随之而来的是令我不可置信的非法管理。我在向他们介绍北京的监狱警察管理犯人的方法时，虽然有所夸大，也没有他们使用的办法狠——根本就没有人道。
刚开始，犯人们也是试探着违反监规纪律，有时候可以说是十分放肆，这些管教干部因为没有办法，不敢轻举妄动，就装作视而不见，任其为所欲为。为了讨好管教干部，我把自己所见所闻一件一件的记下来，在找政府干部汇报时——找有权、能够决策事情的政府干部汇报，一件一件地分析原因，论述危害，说服他们不要有惧怕心理，用各个击破的办法进行管理。在我的努力下，他们就试着先从胆小怕事的软蛋下手，先用细绳子捆，捆住了用电击，电击完了再打，实践了我向他们传授的全套“电击疗法”。管教干部的智慧和我这个“叛徒”两方面的力量的共同作用，使他们这些新手不到三个月就占了上风。北京来的犯人中的“尖子”，基本都尝到了电棍、马鞭、皮带、绳索的滋味，所有的犯人都一一和管教干部过了招，管教干部放心了，十恶不赦的犯人也不过如此！
管教和惩罚的结果使我们这批新来的犯人成了“生产能手”！
我不敢想象，改造的威力真是巨大！当我这个业余顾问被冷落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后怕。这种惧怕是复杂的、来自内心深处的，如果警察不器重我，或者把我的所作所为泄漏给其他的犯人，那我在这个监狱里简直就不如一条癞皮狗。
一定要找回被政府干部重视的感觉。
我有了这个决心，就开始想办法，哪怕是出卖朋友，也要让政府干部对我另眼看待，决心一下，我就开始寻找行动的机会了。
连续几天，我冷静地分析了管教干部有什么想法、打算，分析了从北京、上海调来的犯人当前的主要思想动机，以及新疆当地少数民族犯人的基本情况，综合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得出一个结论：彼此之间，既不信任，又不团结，既相互戒备，又渴望了解对方，既想用非法手段压倒对方，又不敢轻举妄动，可谓矛盾重重。在我看来，既然有矛盾就有可以钻的空子，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监狱的管理者来讲，我教会他们的是原始的、粗暴的、非法的管理方法，只能够收到短期的效应，时间长了，犯人们就会感觉到不过如此。对于智商高、见多识广的犯人，懂得劳改政策的犯人，这些方法就无用武之地，从来劳心者治人，管犯人的人怎么能够是头脑简单一族呢？他们那些简单的方法，只能够使犯人口服心不服，服刑人员，特别是大案在身的，最不怕的就是这类管教方法，打骂体罚，无所畏惧，他们可以为一点小事拼死拼活，抗住政府干部的一切“土办法”，久而久之，必然会激化矛盾，造成管理上的失败。
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调来的犯人，表现得再不可一世，超过我岩金荣的能有几个？可以说没什么了不起；当地的犯人，政府干部就把他们管得顺顺溜溜，他们还能翻天不成？从政府干部对犯人的态度上，我感觉到是有亲有疏、有厚有薄，这无疑是可以利用的条件。
为了贴近少数民族犯人，我开始处处用心，每天劳动间隙，就装作向他们学习藏语，和他们厮混。通过接触，我发现在少数民族犯人中间有一个叫苏阿达凯的，是他们的头头，就主动拜他为师，奉承他，甜乎他，使他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遇见了我，等于遇见了伯乐。这样做的结果，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平时我给他讲北京的所见所闻，神乎其神地侃；他给我讲藏语的发音，什么你好、混蛋、妈妈的、揍你，等等，我什么都学，有时他们用藏语骂我寻开心，我就装傻，逗他们，使他们对我放弃了戒备心理，时间不长，我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监狱里的管教干部知道了，问我干什么？我说以后扎根新疆用得着，他们还觉得我这人有远见，有头脑，就是和其他犯人不同。由于我能和两派犯人联系上，就经常在他们中间传话，小事煽动成大事，无影的说成有影的，操纵他们相互争斗。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想看他们的热闹，寻找刺激，又想在政府干部面前讨好，的确是费了一番脑筋。
一个临近春节的周末，北京和上海来的犯人都希望好好洗洗衣服，过个干净的春节，大家在监狱里，别无他求，求也无用，力所能及地改善自己生存的条件是每个犯人都渴望的。大家只顾高兴着洗衣服，没有想到藏族的犯人都在盼着亲人接见，对监狱这种乱哄哄的局面很不满意，因为，监狱周末值班干部不多，秩序不好有可能取消接见。苏阿达凯就对我大声吼叫：“让他们下午再洗，上午有接见的。”内地来的犯人见他大呼小叫，就有好事的问我：“这孙子发疯呀？我们洗衣服干他什么事？”我找到几个班长，添油加醋说：“今天人家有家属接见，说管教干部不让洗衣服，保持秩序，给接见的犯人提供方便。”“接见”二字对我们来说非常刺耳，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他们想好，想平平静静地和亲人见面，我们就是要捣乱。于是都做好了闹事的准备，为的是给别人制造痛苦，给自己找乐子，穷开心。
该传的话我只多不少地传出去了，在给藏族犯人的头头——我的朋友回话时，有意多加了一句：“朋友！有些人就是嫉妒别人有好事，话我已经传到了，你们也要谨慎点，小心他人别有用心。”他听了我的话很感激，真把我当成朋友了，暗暗通知他的手下：“一旦在接见时有人捣乱，就一定要捞回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