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个国家都想富国强兵，可是为什么那么难做到呢？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我认为，是因为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必须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要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呢？必须要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驱使他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绝不仁慈。我一直认为，仁慈是一种罪过，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早看惯了流血与死亡，仁慈只是送给敌人的礼物罢了。因此，我所制定的新法，是看不到仁慈的。新法的规模之大，我自信是前无古人，无论是子产或是李悝、吴起，都无法推出像我这种颠覆性的政令，我几乎是要把旧的体制连根拔起，然后在其上营建崭新的大厦。
秦孝公十分信任我，所以我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制定新法，我知道这些法令必定会让许多人不舒服、反感、厌恶、抵制，因为法令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说连坐法，我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我的这些做法当然令人十分不满，可是我说过，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会不择手段。为政者能操纵民众的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这两点做到位了，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是四肢、躯干的操纵者。只当下达指令，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强有力的执行。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谁可抵挡呢？
在我的新法中，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说实话，我得感谢我的精神导师李悝，他很早就明白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他主张要“尽地力”，而且用政策来鼓励“治田勤谨”的人。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以前一直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可是我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了。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我不仅极度蔑视，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蠹虫，我下令，遇到这样的懒人，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我的政策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用，无所事事的，就要让他当奴隶，他不能摆脱国家严密的罗网。
当然，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这是我努力的最大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的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过，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而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一言以蔽之，我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部件，国家则成为巨大无比的机器，这个机器恶魔将爆发无限的能量，把其余的国家一一摧毁。这是我的构想，虽然一切还没有开始，但我在内心里总是能看到最后的一幕，气壮山河的一幕，我为此而生，也将为此而死。
我把法令制定出来了，还没有正式颁布。我不能在众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布这个法令，这样效果将大打折扣，要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强有力的决心呢？我想了好几天，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请看我是怎么做的。我先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然后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怪，由是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天上真能掉下馅饼啊？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我十分知道小民的心理，平庸的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看到别人怎么做，就盲目跟从，没有自主见解，所以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愿意一试，由于我又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刚开始也没有人站出来，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说道：“我来试试吧。”
我点点头，那人身强力壮，扛这根木头不在话下，他从南门走街过巷，一大群人跟在他身后，想看看热闹，也想知道他能否真的得到五十金。那人把木头扛到了目的地，我也乘马车抵达北门，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给他。他脸上有一种得到意外之财的狂喜，而其他人则表现出懊恼的神情，早知道如此他们也会去扛那根木头了。
这件事，使整个都城都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这就是我想达到的广告效果，我趁此时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紧接着我便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遭致的不满，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都城，抗议新法，这些人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人的行为都有一种惰性，有时也称为习惯，这种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抵抗心理。可是我坚持认为，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新的习惯就会形成。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我必须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要杀鸡骇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机会来了，这也是巨大的考验。太子犯法！其实这时太子年龄还小，没遵守法令，也是底下人纵容的，太子党显然认为根本不受新法的约束。我要拿太子党开刀！我承认我是相当疯狂，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未来的君主，大家都争先巴结的对象，可是我却要跟他唱对台戏，这不是自找死路吗？或许是，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因为变法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绝不能允许任何人危害到我的事业。
这也是考验秦孝公决心的时刻，我当着他的面说：“新法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犯法，依法应当查办，只是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施刑，但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两人，作为太子的老师，其过不可恕，请允许我将此二人法办。”
对秦孝公来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肯维护一个外邦人而不惜与族人反目成仇吗？我已下定决心，倘若秦孝公偏袒太傅与太师，我便准备辞职而去，因为这已经明摆着变法无法深入了。但秦孝公的意志是坚韧不拔的，对他来说，没有比富国强兵更重要的事了。为了富国强兵，他不惜与所有人为敌，我必须说，他是一名伟大的君王。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都被我依法惩罚，其中公孙贾被处于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这样他一辈子都得留下这么个耻辱的烙印了。位高权重的太傅、太师都因违反新法而被惩罚，这个消息一传开，所有人都震惊了。正所谓刑不上大夫，这是时代的观念，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竟然拿这些大夫上刑，这让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为之胆怵心寒。
我这霹雳般的一击，令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抱怨了，不敢吭声了。所有人都知道我卫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大家不敢跟我对着干。当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心里厌恨我，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我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大家也慢慢习惯了。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分子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但我全做到了。因为他们用的是教化手段，而我用的是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恐怖手段的效果要明显得多。不过仅仅是恐怖手段还是不行的，得让百姓享受到新法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而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
“富国强兵”的理想已经初现端倪了。
“强兵”不是纸上画出来，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战绩。对秦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就是魏国了。秦孝公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被魏国人夺走了河西之地，这是他的心头之痛。可是我认为魏国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魏国人的战略完全错了，他们没能与赵、韩形成一个战斗体，而是陷入三国混战之中。三晋相互杀伐，对秦国最有利了，我敏锐地发现机会来了。
孝公八年（前354年），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出兵十万包围邯郸城。在我看来，魏国这样做实在太过于冒险，因为它的重兵集结在东部，西部绝对无法抵御我们强大军队的进攻，我不失时机地做出反击的决定。事实证明魏国的西线防御是脆弱的。在我军勇猛的进攻下，元里战役中，斩获敌人首级七千级，我军一鼓作气攻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有一部分土地尚未光复，但我已经获得少梁城这位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我向秦孝公建议，我们应该乘魏国主力北上伐赵、无暇南顾的机会，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把楔子深深打入到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处。这是一着妙棋，秦孝公对此非常认同，于是派公孙壮率领一支军队攻打韩国，并夺取上枳、安陵等地，这一带在韩、魏交界线附近。这么一来，魏国人要坐卧不安了。
好消息接连不断，魏国身陷邯郸之战的泥潭中，无法脱身。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齐国与楚国先后卷入到这场国际混战中。齐国军队在战争中一鸣惊人，一洗过去弱军的形象，脱胎换骨，在桂陵创造了一个奇迹，打败了八万名魏军并俘虏魏国大将庞涓。楚国也乘机浑水摸鱼，捞到不少地盘。骄傲的魏国人开始手忙脚乱了。
秦孝公非常开心，因为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快乐。他问我，秦国能不能趁机也捞一把呢？我回答说，当然可以，而且打蛇要打七寸上，我们要渡过黄河，直接攻打魏国的旧都安邑，打掉安邑，魏国必然大受刺激。
这时的秦孝公对我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他想让我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他是对的，因为我一直鼓吹军功，没有军功就不配享受爵禄。我这样鼓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怀好意，想看我在战场上出丑，最好是在战场上被击毙，这样他们就会举杯相庆了。可是我冷笑了，因为他们真的低估我的本领了。我学习的主业是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之学，可是我对兵学也颇有研究，还曾经写过几篇军事论文，比如《战法》是一篇论述作战方法的文章，《兵守》是一篇论述战争中防守问题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我的文集中，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我能写文章，会说话，但我首先是实干家。在出征前，秦孝公把我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所以我此番出征，只能得胜，不能失败。倘若失败的话，立即会落人口实，说不定反对派就要用这个来大做文章了。
可是我喜欢让那群庸人失望。我指挥的这支军队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东渡黄河后迅速向魏国境内挺进，进而包围安邑城。我军的突然出现，令安邑城出现恐慌，他们焦急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可是魏国在北部与东部都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怎么腾得出手来救援安邑城呢？安邑守军失望沮丧，最后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我熟悉的城市，作为魏国的旧都，这里留下我很多回忆。我想起恩师公孙痤以及他的遗言，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去拜会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了解与赏识我的人，而今我又回来了，以征服者的身份！
其实我的军事才华总被人忽略，这是因为我作为改革家的光芒盖过了军事家，但我打仗真的一点也不含糊。在安邑大捷后，孝公十一年（前351年），我又一次带兵杀入魏国，兵围固阳城，并迫使守军献城投降。魏国在与秦的交锋中屡屡败北，魏侯魏？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企图，他愿意把到手的邯郸城交还赵国，换取赵国的结盟。很明显，魏？不得不直面西线连遭败局的事实，魏国与其他国家陆续谈和，他要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魏？出兵包围秦国的定阳。秦孝公摩拳擦掌，要与魏国人一决死战，可是我劝他主动与与魏国议和。
我们主动与魏国谈和，并不是畏惧他们的力量。我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对其军事力量知根知底。魏国从晋国分离出来后，国土面积并不大，而且地理位置欠佳，国家资源有限，却无止境地扩充军队，在魏侯魏？时，军队达到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在战场上损失的数十万人呢。光从数量上看，这样的军事力量够吓人的，可是魏国的农业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吗？我是很怀疑的。倘若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长期强盛的。这也是我的变法中所强调的，农耕与作战有着等量的意义。
与魏国休战的真正原因，是我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