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在其审美价值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主流意识，一方面是缘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社会价值观结构。实际上，这也是电视批评理论中的焦点，电视对于价值观结构的维系与破坏，也是其影响与效果的传播学意义上无法明确得出答案的所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明确地意识到，电视在价值观结构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团结对社会很重要，一个群体若要创建社会并使其延续，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十分重视抱有相同的价值观结构。如果他们能履行和保持同一性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好”的，那里的生活质量也是如此。如果相当大的一群人接受了那些会取代或损害原先同一性的价值观的迥然不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被削弱，那些持有原来的价值观的人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表现出新的，与以往不同的价值观时，另外一部分人开始担心并困惑不解“何以如此”。最常出现的情况是，他们会想到这是同看电视有联系的。
我们每一个人从第一手经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其余的东西是我们第二手经验，是从长辈、同伴、学校和传播媒体之中得到的。尽管这些来源中的某项可能是在这个领域或那个领域中学习的唯一来源，但是它们在范围广泛的价值观问题上总的来说是互相补充的或互相冲突的。
一种观点认为同伴的群体的影响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有联系的，这些共同点直接反映大众传播媒体的总影响。我们通常是在较为明确的情况下学习一些东西，因而能够对其接受或拒绝，同时我们也会在很多情形下并不明确地学习另外一些东西，这就使人对这些接受程度的估价显得十分困难。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从电视学到很多东西，也因此，电视所提供给我们的东西对于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电视剧在传达社会主流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将其他的因素参杂其中的可能，而其中的影响的量的估算又相当复杂，因此，针对于电视剧的批评是伴随着它的发展的每一步。但我们在意识到电视剧所带来的巨大的“杀伤力”时，我们也无时不对电视剧心存恐惧，这也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人为窒息了电视剧的发展。
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电视剧在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的同时，它事实上已经在成为社会价值观结构的一种潜在的影响力，是维系还是破坏，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它对于主流意识的认同与理解。[[美]赫伯特·霍华德、迈克尔·基夫曼、巴巴拉·穆尔著《广播电视节目编排与制作》，戴增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309页。]
电视剧在其审美价值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主流意识，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剧自身的商业化策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电视节目类型中，电视剧的制作与发行成本与利润相对较高，而相对于其他节目类型，电视剧又是较早就相对成熟的节目市场。因此，电视剧在商业化方面的表现要比其他节目类型更为明显。
为了让电视剧卖得上高价，意味着争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一个并非总是服务于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目标，尽管这也是维持电视剧继续生产的商业基础，但这也决定了电视剧不可能走“小众”的精英内容的道路。因此，大多数的电视剧所要吸引的知识最低的那个群体，这种方式的必然结果就是，节目水平低、平淡无味、千篇一律。此外，这类电视剧泛滥成灾以至于几乎没有给“好”的节目留出空间。如果几乎或完全没有好节目播出，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能使我们在文化方面得到充实和把我们的欣赏水平提高的节目内容就被阻塞得无路可走。
但实际上，从电视剧的商业策略上来看，这是一种必然。最根本的原因是电视剧的商业意图就是要吸引受众和取悦他们，而不是得罪他们和把他们赶走。以往企图使节目较为“真实”和较为“接近”现实而做的努力通常会遭到受众的拒绝。而正是这种标准化的情节和固定的角色使观众对节目内容有熟悉之感，能让人在某种程度上预计到剧情如何发展，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从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话题。这种熟悉成为对那些严格地把电视作为娱乐的人是一种慰藉。
商业上的目的，电视剧就是更有效地将受众交给广告客户。对收视率的过度追求自然会导致节目内容上类型化、模式化，而使电视剧的跟风愈演愈烈，创作上变得毫无生气。在多频道的电视竞争格局上，没有哪家能够守得住自己的责任了，现在就连央视一套的黄金时间也不断出现以收视率为导向的趋势。
当电视剧只能引起受众在情绪上做出反应而不会引起通过理智的思考来做出反应成为一种套路，以追求熟悉感为商业利益的保障，电视剧在其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化过程就必然走向审美的反面，以更为纯熟的“润饰”的技巧来装扮现实，现实在这里只是一个背景，一个透着浮华与温情的虚假的框架，而失去了真实的现实的质感与审美趣味。
此外，目前电视行业的布局不平衡以及电视频道的泛滥，也是造成电视节目的低水准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电视行业间的竞争受行政区划的局限而形成的不充分竞争态式，频道泛滥所形成的同质化倾向所造成的低水准重复，对电视艺术的发展无疑会带来相当大的阻碍。电视剧题材的跟风、电视节目的互相克隆等等现象的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对于中国电视行业宏观发展的目标和策略都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因此来对电视行业本身的规范与指导势必会带来一定的混乱。
目前对于电视行业的诸多指责，包括电视艺术发展的种种制约，实际上都应理解为我国电视行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这与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环境所关联的，因而，对于电视艺术与西方电视理论之间的差异，同一现象之中的不同成因，实质上都是因其二者之间不同的建构思维与背景有关。我们所反对的简单套用国外的传播理论、电视研究理论及具体节目研究等方面的结论，也正是基于我国电视行业发展过程的本身具有其不同于其他的环境与背景，也因其具有不同于其他的建构基础的缘故。
三、商业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审美化泛滥
商业广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这几乎是与电视商业化进程同步的。首先，商业广告对于受众的正常收视行为而言是具有干扰性的，在典型常规的收视过程中，受众是无法避开广告的，除非他们关掉电视或找到此时此刻没有播出广告的频道。其次，商业广告能够轻而易举把不同的节目形式、内容以及价值观念串联成为一个整体，使不可调和的形式和内容通过广告的间隔而变得看上去合理。例如在一个较为严肃的社会问题的节目内容前后插播日常生活用品的广告，某种程度上就会削弱严肃内容所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憾，广告实际上提示了人们：这不过是电视，这不是你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而日常生活才是你的实在的生活。另一些在涉及贫困问题的节目内容前后插播奢侈产品的广告，也会影响到受众在价值观的选择，认为贫困是极端的问题，而遍及视野中的奢侈品会让人们感受到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世界之中。最后，商业广告在数量上的控制是由资本来决定的，因此不是反复播出不断出现的广告上面的商品就是质量最好的产品，也不意味着数量上的频繁就是受众所需要的。商业广告所营造的生活化的氛围很可能对受众产生相关的影响，认为自己的生活与他人一样的话，就应当使用同样的商品，而这种潜在的影响的主控者实际上并不是媒体从业者而是商品的生产者。
相对于正常播出的电视节目，不仅广告的总数量多得难以置信，而且这些广告过于经常的打断节目，导致了电视屏幕上的“凌乱不堪”。[参见[美]赫伯特·霍华德、迈克尔·基夫曼、巴巴拉·穆尔著《广播电视节目编排与制作》，戴增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25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近年来商业广告向电视节目内容的渗透，各类商业广告以正常节目的方式出现，比如30分钟的健康节目实际上是医药广告，甚至在地方台大量出现的广告专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商业广告与电视节目的界限，其影响的评判也就变得更为复杂，而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对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较低的人群又相对有效，所谓的误导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出现。
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电视节目由于电视媒体的商业性质而先天就是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电视的目标是提高受众的文化或教育水平而不是向受众销售药品和牙膏，那么节目的整体面貌就会大有改观。问题是，如果没商业广告，电视媒体运营的成本从何而来？通常习惯于收看“免费电视”的人们会怎么面对这些问题？难道对我们是“好”的节目而不是使我们得到娱乐的内容会感到满意吗？如果没有商业广告所提供的大量资金，电视节目作为产品的质量会不会下降到我们无法接受的程度？
事实上，在广告客户对节目内容提供了大量资金的前提下，目前的商业广告对节目内容拥有着越来越多的控制权。较为普遍的是通过资金的支持来直接修改节目的内容以宣传推广自己的产品。而相对微妙的影响却是广告客户通过资金方面的支持来寻求为广告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比如欢乐的结局是适宜的，过多的现实真实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因此，即使是在黄金时段的节目的安排上，我们所遵循的也不是所谓“最小抵触”的原则，而是把节目设计得能够吸引广告观众，这种目标表面上是资金的竞争，实质上则是消费与利益占了上风，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与伦理道德传统的商业浸蚀与反动。
我们多年来对电视媒体的重视，实际上却是在关键处跌了跟头，当商业利益作为主导的情形下，电视艺术不过是种帮衬与点缀，而由此而来的审美化过程就不可避免地滑入了泛审美化的伪审美的境地。
尽管电视艺术作为媒介，就其本质而言是虚拟的，可操纵的，可作审美塑造的。即便它看起来更像是现实世界，但实际上，它是人为加工过的，经过筛滤过的现实。但在商业广告方面，真正操纵它的却是商业利益，其审美塑造的目的也是商业利益。电视作为媒体，也受到商业利益的左右，这也是目前我们的电视媒体普遍缺乏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解决这一问题其实并不难，电视节目如果改变商业广告对其的影响，国外较为常规的办法是公共频道，如果没有单纯的利润方面的动机，无论是节目的选择还是其内容上的体现与现有的节目结构状况会有根本性的不同的表现。只是，目前我们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频道。而我们希望通过商业化运营的频道，通过单纯的行政指令来实现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体现公众利益和社会主流价值的想法，可能只会停留在理想化的境界中，在现实中就会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电视娱乐节目的审美化泛滥，在本质上与商业广告是一致的，更多的娱乐节目的目标指向是收视率与商业方面的价值。在众多批评“超级女声”的文字中，人们倾向于对于娱乐化泛滥的现象的忧虑，而实质上，“超级女声”所隐匿其中的商业利益的取向，才是对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颠覆。
与商业广告相同，电视娱乐节目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对当下的现实社会进行着审美塑造，只是在这种审美化的过程中，娱乐节目以一种看似轻松柔软的方式，不断消解着作为社会基础的价值观结构，在浮华艳丽的背后表达着自己的商业利益。从全民补钙到全民造星，最直接的受益者都是商家，而这种以审美化的方式来润饰过的潮流不过是以更为人们理解的和接受的方式，将电视变成了商业链条中极为重要的起始环节，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匿名的受众被整合为同质的消费群体而成为商品。
毋庸置疑，电视是商业时代的产物。在电视刚刚产生的几十年里，由于电视接收机的昂贵，电视是并不普及的，看电视只能是少数有钱人或者特权者。作为稀罕物，电视的时尚性甚至让电影遭到了冷遇。电影业也就不得不时时变换花样与电视竞争——从宽银幕、立体电影、环幕电影、触觉电影、3D、4D电影的出现，电影可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电视的时尚性是大众艺术自身的商业动机所决定的。作为机械的产品和灵感的产物的影视作品，有着一套基本完整而定型的运作机制，将大众的光荣与梦想，人性的欲望与阴影和瞬息万变的世象相结合，构造出只有光影变幻却又包罗万象的影像世界。电视注定只能是快餐文化，这是由电视自身的生产机制决定的，大投入必须有高产出，赔本的买卖只能导致破产。虽然有许多严肃的电视工作者始终致力于用自己的视角来探索人生，但更多的是那些走红的媒介人，他们的出名和发达大多不是因为他们在丰富人类精神，推进文明发展上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恰恰是因为他们能够把握时尚，能够在社会文化转型期捕捉到社会意识中那些潜在的流行因素，加以扩张。
时尚的本质是没有内涵的作态，是一种游戏。它避开对意义的追寻，在对真善美和假恶丑不做价值判断的情况下，按一定的游戏规则操作，从中获得快感，从而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