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投江后，元帝思念万分。一个深秋的夜晚，落叶飘零，秋风萧瑟，深宫清冷，元帝看着眼前的孤灯、昭君的画像，痛定思痛，失去昭君的悲伤与凄楚油然而生。思念疲惫，渐入梦境，梦中昭君从匈奴逃脱，几番挣扎，又遭番兵抓捕，于是元帝急声呼唤，昭君却无动于衷。元帝随之惊醒，眼前的却只有孤灯半盏，幽幽灯光映着昭君的画像，窗外孤雁哀鸣，阵阵寒风，元帝的思念之情如江河泛滥。
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在历史上的确有过，《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都有过匈奴单于呼韩邪来汉，元帝将宫人王嫱（即王昭君）许配于他，并封其为阏氏的记载。但此后民间所流传的昭君出塞故事，却逐渐与历史事实相脱离，较多的悲情色彩被融入到故事当中：如相传晋代葛洪所作的小说《西京杂记》中，就将画工毛延寿因收贿不成，私自错画昭君像，而后被元帝发现，毛延寿与画工“同日弃市”的情节增加到了故事当中。另外，范晔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又增添了昭君入宫多年却未得元帝宠幸，悲怨郁结，于是主动要求出塞和亲等情节，更多渲染了昭君的故事，对其遭遇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但无论如何，这一故事对促进当时的民族关系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从汉代的《昭君怨》以后，王昭君的名字逐渐走近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了知识分子、民间艺人的歌咏说唱对象。对于此类歌咏作品，有的是同情昭君的红颜薄命；有的是感慨昭君的离乡出塞，但大都以悲怨的情绪为基调。在唐代，通俗文学变文中有一种叫《王昭君变文》，讲唱的便是昭君出塞的事迹，其重点表现的是王昭君在异国他乡对故土无限感怀与思念，故而郁郁寡欢，以致最终愁病身亡。
另外，在宋代，歌舞曲“传踏”中，也有以王昭君故事为主题的。
正是在上述的史实、诗词、民间说唱等基础上，加之元代的特定历史环境，马致远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不受缚于史实，不落前人俗套，最终写成了一部帝王的爱情悲剧。首先，作者改变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将原有汉强匈奴弱，匈奴请娶昭君的史实，改成了汉朝势弱，不敌匈奴，匈奴强兵压境，强行讨要王昭君，元帝被迫将昭君送往匈奴。如此一来，就把一段民族和亲的佳话，变作了弱国屈辱的历史；其次，将待诏宫女昭君主动要求出塞和亲，改为了元帝妃子迫于无奈，离国出塞，行至边界，投江自尽，塑造出了一个深切爱国、甘于牺牲的女性形象；再次，将毛延寿的身份由画工改为地位显要的中大夫，写其因受贿未果，携美人图潜逃匈奴，背叛汉室，怂恿呼韩邪单于向汉朝胁亲。由此般改动可见，马致远的创作意图在于借昭君出塞的故事来表现现实生活，抒发他对沦亡的故国的深切怀念，含蓄而内敛地表达出其对元蒙统治不满的民族情绪。
在《汉宫秋》中，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自始至终都与民族关系、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相交织；始终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息息相连，正如《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中所说：“《汉宫秋》是一个帝王爱情悲剧，更是一个民族悲剧。”作家将作品的主角设为那个昏庸、软弱的汉元帝——汉族政治的代表，对他是既有指责，也有同情。《汉宫秋》中的汉元帝软弱、昏庸而又风流，在他看来，现在“边塞久盟和议策，寡人高枕已无忧”，故为满足私欲，他派毛延寿去民间为后宫选美。当昭君得宠后，他便久不上朝，荒废朝政。当匈奴强兵压境，抢夺昭君时，他却无力反抗，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受屈，爱妃被夺。他的昏庸腐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自己也成了受害者，作者既同情他的无可奈何，又指责他的昏庸软弱，更是用欣赏的笔触，夸大表现了汉元帝对王昭君的执着与专一。
《汉宫秋》中的毛延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他趁选美之机，大肆搜刮民财，无丝毫国家观念，不讲民族气节，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他秉持“大块黄金任意挝，血海王条全不怕；生前只要有钱财，死后那管人唾骂”的人生信条，因此，当王昭君不予贿赂，他便算计报复。在元帝得知真相后，他便叛主求生，献图以挑拨民族关系。宋王朝灭亡之际，许多文武大臣叛国降元，以谋取新朝的高官厚禄，因此，作者把毛延寿的身份由一个普通画工改为中大夫，并通过漫画式的手法，描绘出了他那欺上压下、奸邪贪佞、卖国求荣的丑陋嘴脸，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剧中的毛延寿，正是这类人物的代表，他最后所受的惩罚，正是元代人民爱憎的体现，也直接且强烈地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心愿。
在《汉宫秋》中，汉元帝与昭君之间的爱情关系，始终都紧紧相连着当时的政治环境、民族环境。元帝的选美，毛延寿的公开受贿，标志着当时的政治明显走向了腐败；昭君得宠，被封明妃，导致以毛延寿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以致后来的毛延寿畏罪潜逃，投靠匈奴求命，并大肆挑拨汉匈矛盾，引发民族纷争。这样，王昭君的归属，就与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和睦等重大政治问题紧紧相纠缠。马致远此般处理汉元帝与昭君之间的爱情关系是十分巧妙的：一是卖国求荣的毛延寿被指责为破坏汉匈关系的民族败类；二是把毛延寿当做了拆散汉元帝与王昭君爱情的罪魁祸首。如此一来，谴责与批判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个“叛国败盟”的叛徒，从而为那个昏庸软弱以致国家民族受难的汉元帝开脱罪责，且把他当做一个受害者，给予无限的同情。
《汉宫秋》中，王昭君是作者唯一肯定和赞美的人物。马致远以昭君出塞的故事为题材，保留了其基本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并为使之更富于悲剧性，改变、增添了不少情节。王昭君在《汉宫秋》中，出身农家，淳朴正直，刚正坚强，由于不肯贿赂选官而被打入冷宫，弹指间寂寞十年。待得元帝宠幸后，被封明妃，却得宠不骄，且当匈奴大军压境，满朝文武手足无措，民族利益危在旦夕之时，她作为一个弱女子，竟深知“为国家大计”、“恐江山有失”，一心为解百姓战乱之苦，于是决然舍弃来之不易的宠幸与地位，出塞和亲，其高贵品质和爱国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昭君形象的最动人之处还表现在她行至灞桥，将汉衣留下；行至边界，祭奠投江等，其民族气节与爱国之情真可谓天地可鉴。王昭君的遭遇尽管流露着无限的悲惨，但却深得人民的同情，其出塞和亲的故事，更是被作为民族和睦的佳话千古传诵。
（4）不善官场的郑光祖
郑光祖的生平事迹，并未留下多少记载，从与之同代的杂剧家钟嗣成的《录鬼簿》中，可得知他早年以习儒为业，后因补授杭州路为吏，但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官场生活很是艰难，常遭受诸多不满。为官后，他迁至南居，苏杭美景与歌女伶人，不断触发着他的感情。郑光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杂剧这一民间艺术的创作，在当时的声誉颇高，伶人都以“郑老先生”尊称他，他的作品也在众多伶人的传播中，广泛影响着民间，正是因为他与苏杭一带的伶人联系紧密，他死后，尸骨也是由这些伶人于杭州的灵隐寺中火葬。
文学戏剧界的学者曾考证，郑光祖一生共作18种杂剧剧本，完全保存至今的有《迷青琐倩女离魂》、《醉思乡王粲登楼》、《立成汤伊尹耕莘》、《?e81b梅香骗翰林风月》、《倩女离魂》、《虎牢关三战吕布》、《无盐破环》、《老君堂》、《辅成王周公摄政》、《翰林风月》。其中《立成汤伊尹耕莘》、《无盐破环》、《老君堂》是否确出于其之手，尚有待考证。《哭孺子》、《秦楼月》、《指鹿道马》、《紫云娘》、《采莲舟》、《细柳营》、《哭晏婴》、《后庭花》、《梨园乐府》等9种仅存目。另有《月夜闻筝》存残曲。其中，杂剧《倩女离魂》在所作中最为有名。除杂剧外，郑光祖还作过些许曲词，留存至今的有二曲套数，六首小令。这些散曲的内容，包括描绘江南的荷塘山色，以及对诗人陶渊明的歌颂，借景抒怀，抒情思乡。其文风无论是写景亦或抒情，都清新淡雅，流畅通达，动人婉转，在文学艺术上具有很高的的研究价值。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全名《迷青琐倩女离魂》。剧作题材来源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后为宋代人改编成话本，金代人编作诸宫调，元杂剧初期的作家赵公辅也作有同名剧本。本剧在原剧基础上，改动了若干情节，如“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着重表现了张母的门第观念，使得倩女终日忧愁，其与文举的婚姻也难以得到最终肯定；此外，她还担忧文举“得了官别就新婚，剥落呵羞归故里”。“门当户对”是封建婚姻的基础，岳父母大多嫌贫爱富，且得官抛妻的男子也不在少数，这都使倩女心神不定，成天眉头深锁，忧心忡忡。倩女的灵魂离开了躯体追赶爱人，是她反对封建门第观念的表现，以及追求婚姻自主的决心，这样的改编合理而新奇。
对于大多伟大的艺术家而言，尽管作品被世人历代传诵，经久不衰，但其自身的身世却常不为人知。郑光祖也如此，他在艺术之园中默默耕耘，并将一生所得全部奉献给了世人，随后悄然告白人世。
4.元代散曲的概况
曲，一般称为元曲，一称“词余”，亦称“乐府”，是金、元以来的一种新文体，可配合音乐演唱。元代约有散曲作家200余人，作品4300多首，其中，小令3850余首，套曲450余套。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对散曲的忽视，很少有人搜集编纂，故大多作品都散佚了。
元曲是“词”的续声，也是元代的新诗，对于元朝和中国韵文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元代的新诗
散曲，元代称为“乐府”或“今乐府”，明初朱有炖的《诚斋乐府》最早提出“散曲”之名，不过书中“散曲”所指的是小令，尚不包括套数，直到明代中叶后，套数才被纳入到散曲之中。而到20世纪初，吴梅、任讷等曲作家的论著系列问世后，作为包容小令和套数的散曲概念，也最终被确定了下来。
散曲产生于民间的俗谣俚曲，究竟兴起于何时，难以考证。这相似于词的产生，词原为合乐的歌辞，而后因为文人参与创作，词变得日益精致典雅，逐渐脱离了单纯的音乐书面文学形式。宋金之际，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相继进入中原，随之而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当地的音乐相结合，从而孕育出了一种新的乐曲。而后，词逐渐和音乐相脱离，且只能与原有乐曲相适应，进而发展成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明代徐渭曾在《南词叙录》里说：“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他由此对乐曲的变化、词的衰落、“曲”的兴盛作出了精辟的表述，其与现实也大致是相符的。
元代散曲的创作大略以元成宗皇庆、延祐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散曲兴盛时期，散曲作家多在大都（今北京）活动，其社会地位高下不同，有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燧等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也有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著名杂剧作家；还有如珠帘秀等教坊艺人。正是由于作家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多样，因而他们的思想感情各异，艺术素养有别，这使得前期的散曲丰富多彩，百花齐放，且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逐步走向成熟。
然而，在各类作家中，如杨果、姚燧等有地位、有才名的文人雅士虽对这一新兴的诗歌形式感兴趣，但却只是于宴会应酬等场合小试才情，且多用以词的写法，尽管不乏精品，却不能充分展现散曲的特点。而民间教坊艺人的作品，题材上较为狭窄，艺术上也较为粗糙，加之作品流散过多，更无法探其全貌。因此，那些兼作杂剧的作家成就最为突出，他们的作品既能体现平易近人、自然淳朴的民间文艺情趣，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曲以及他们的小令等，在锤炼开拓下，提高了散曲的境界，促进散曲成长为了一种极具特色的诗歌体裁。
随着散曲的繁盛和发展，到了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逐渐移至杭州一带，且作家队伍也发生了新的改变，出现了一批如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徐再思等主要精力、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他们勤于探究散曲的形式和规律，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丰富了散曲的内容和数量。从发展趋势上看，此时的散曲继承和发扬了前期作品平易直白、活泼形象的特色，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等作品，都难得而极具特色，但在总体倾向上却趋于典雅端庄，没有了前期的活力。此间，关于曲学的评论与音律的研究著作也应运而生：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是最早的散曲评论文章；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曲韵及曲的格律进行了研究，这对于杂剧和散曲的创作而言，都影响深远。
此外，一些散曲选集也陆续出现，其中以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最为有名，世人称之为“杨氏二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