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熊猫》这整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为了武功秘笈而背叛师门的豹子大龙，而主角就是不小心进入了师门而被安排来对付大龙的熊猫阿宝。美国人在电影里通过大龙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中国人就是自私的和冷酷的。大龙只想到自己，根本就不顾念养育他从小到大的浣熊师父，因为中国人就是自私冷酷的。
第二，中国人从来不在乎别人的，中国人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可。大龙一定要取得武功秘笈，因为大龙跟师父学习了那么久，只有拿到武功秘笈才能成为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才能得到全天下人的认可。爱面子使得中国人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私和无情的特性。所以大龙把师父痛打一顿，当他要把师父掐死那一刹那，竟然跟师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初你训练我的时候不就希望我能拿到武功秘笈吗，否则我干嘛吃这个苦？现在你竟然不给我，我要掐死你！
而这部电影通过熊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中国人没有优雅的举止，也没什么礼貌。这个电影讲的就是熊猫的故事，一个没读过书、靠卖面条为生的熊猫，粗鲁得不得了，没有优雅的举止，也没什么礼貌。
第二，中国人总是梦想着奇迹，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努力，我们总想不劳而获。你看看熊猫在电影里面干了什么事？叫他练功，他吃不起苦，练得不好。叫他吃饼干，尤其是偷别人的饼干，他就很有兴趣。师父一看，他为了偷饼干吃，居然能够爬到墙上去，两条腿可以分得很开。平常练功是分不开的，偷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分得开。而且偷饼干吃一偷一个准，干得特别好。你叫他努力练习他不肯，你叫他投机取巧偷饼干，他特别有兴趣，因为熊猫总是想不劳而获。
第三，中国人老想走捷径。我相信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的。你们知道熊猫怎么练功吗？在电影里面，熊猫练功是非常懒惰的，他非常不喜欢去练功，因为他认为练也没有什么用。他想偷懒，于是师父为了让他练功，就不断给他包子吃。后来就通过两个人抢包子这个办法，让他练就了一身敏捷的好功夫。你叫他去蹲马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他没兴趣，抢包子他有兴趣。为什么？这是走捷径。
第四，中国人从来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执行力特别差。师父叫熊猫练功，练了一半，他半夜开溜了，不干了。他为什么不干呢？因为他想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大龙，而大龙太可怕了，自己怎么可能会是大龙的对手呢？虽然从道理上来讲，他已经进入这个师门了，师父也收他做徒弟了，他就应该把功夫练好，按照当初所签的合同或者是协议，去把大龙打败。可是不，他干了什么事情呢，半夜溜之大吉。
电影中的豹子大龙和熊猫阿宝，本身就代表着中国。但是话又说回来，大龙和阿宝本身所学习的各种技能、武术，是不是我们各种电影文化给西方各国的印象呢？所以我告诉大家，这部电影本身就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看法的一个缩影，所以这样一个嘻嘻哈哈的熊猫形象，其实恰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性格深处莫大的悲哀。而我们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呢，不但缺少一种自觉的自我检省，反而跟着这只熊猫一起嘻嘻哈哈的，这不正是中华文化的可悲之处吗？这些是我在本书第九章中要讲的内容。
中华文化下的四大商帮
讲了这么多，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都有什么问题呢？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既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很少自我检省。可问题是，这些劣根性都是从哪里遗传下来的呢？我们对外界的极度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往往关注人家怎么想，而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人家这么想，他们这么想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再错过学习别人先进之处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比对自己的现在还缺少深刻的自省。社会上不时就会出现一股风潮，把我们这些古代的商帮从尘封的历史里请出来，而且敬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所以市面上称颂胡雪岩的书可谓是汗牛充栋，有关山西票号的电视剧也是热播好一阵子。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胡雪岩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且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失败者？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帮）、粤商（包括广州帮和潮州帮）］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原因，就像我们分析今天的企业一样，内因决定外因，大家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这些商帮失败的原因？这些经过仔细思辨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向老祖宗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地听几个古代商帮如何煊赫的故事，然后涌起几分钟的民族自豪感的热血。
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寂，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思维上的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浮躁就是暴富之后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炒作房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之后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的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从来不读书，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或开放政策，这些我会在本书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中详细介绍。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都是取决于其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
以此为鉴，其实只有两条出路：其一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其二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纯粹的个人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无法令一个家族企业长存。他的财富完全来自于权力的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商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本书中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中所展现的一个又一个例子也同时说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当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都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这一脱胎换骨变革的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面对这种依然存在的挑战、依然存在的悲哀，今天的每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不都应该反省一下吗？这种劣根性，在百年前决定了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丧权辱国，在今天呢？我们不但浮躁，而且喜欢投机取巧，所以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落后于人，永远只能做产业链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无法脚踏实地地走向产业链价值更高的其他环节。而且我们还自闭僵化，以为做这个最低的环节有所谓的比较优势，因此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把浮躁冒进当作进步，或者是孤注一掷地押宝在一些不切实际、没有科学工序和科学思想的尝试上。百年间的蹉跎反复犹在眼前，今天的中国企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