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我近几年的电视节目和演讲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近几年调研的成果。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恰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发布。我非常认真地看了几遍这个《决定》，尽管里面的行文风格我还不太习惯，但是我发现我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有相当一部分都在这个《决定》中有所体现，而且里面最亮点的部分就是我近几年大声疾呼的。客观地说，这个《决定》的开放程度和胆略，也超乎我的预期。
作为一个中立而且负责任的学者，我过去对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必然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是对于政府正确的经济决策我当然给予肯定，我的这个原则得到了社会和政府广泛的认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必须给予正面评价，不难看出，我过去这么多年辛苦研究的成果给这次的改革思路提供了甚多理论上的依据，各位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回看我在广东卫视的《财经郎眼》所提出的种种观点。对这个《决定》的执行问题是个重大议题，我们当然需要一个统一垂直领导的权力体系，以大力度推动由上而下的改革，这是我理解为什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基本思维，但是集中了权力之后如何推动改革，正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一、三中全会的意义：危机倒逼的改革
1.“三大危机”倒逼改革
这就是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解。文件中为什么有“倒逼改革”的说法，因为有危机嘛。我把它概括为三大危机：滞胀危机、地方债务危机和腐败危机。
2009年，4万亿出台之后，我就发出强烈的预警，政府主导投资而忽略消费增长，必然导致严重产能过剩，可惜听进去的人不多。结果呢，使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戛然而止，错过了调整结构的最好机会。2010年，我在我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的两本书中，就向社会预警，中国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我当时就说4万亿必然会驱动十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投资。结果如何呢，我们今天因为过度投资所遇到的产能过剩危机，比日本还严重。产能过剩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发展，而政府这几年透过滥印钞票方式进行4万亿和几十万亿配套投资必然导致了通货膨胀，把滞和胀两个字加在一起就是可怕的滞胀。可悲的是，日本当时只有滞而无胀；同样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美国只有滞而没有胀；2010年欧债危机，欧洲只有滞没有胀。全世界30年来主要国家当中只有我们进入了滞胀，这就是第一大危机。
此外，请读者想想，地方政府过度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当然来源于地方政府乱借钱，从而爆发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这是第二大危机。最后王岐山推荐党员必读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谈到的法国大革命前夕，官员透过投资支出搞腐败的现象也终于在中国爆发，这就是第三大危机。读者注意到没有，这三个危机爆发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政府权力过大。关于三大危机的详细讨论，各位读者可以阅读本书的第一章“习李新政为何这样开局”、第二章“‘钱荒’背后：一触即发的地方债危机”和第三章“中国式腐败：《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我们什么”。
2.五板斧砍出改革路线图
面对这些危机怎么办？经过研究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决定》，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决定》试图通过“五板斧”削弱政府的权力来一一化解这三个危机。怎么化解呢？第一板斧禁止政府一般性投资支出；第二板斧建立财政预算；第三板斧取消和下放审批项目；第四板斧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关系，不能随意乱支出；最后第五板斧司法独立，那就是对前面所有的危机进行一个独立司法的复核和制服。这些内容我在本书第四章“改革再出发：我所理解的三中全会”进行了系统的讲述。同时在本章中，我试图用四个图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的理解进行了形象化的讲述。
3.五大骨牌效应，挑战三大利益集团
各位读者注意到了没有，前面谈的三个危机其实就是三个骨牌效应，第一个骨牌滞胀倒下之后，第二个骨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接着倒下，第三个骨牌腐败危机也接着倒下。读者肯定想知道后续的骨牌效应，对吗？接着第四个骨牌轰然倒下，国企危机爆发，因为4万亿导致国企进入了低效率扩张，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中国股市十大亏损企业全部是国企，这也是为什么国资委说未来三到五年将是国企的严冬。
接着第五个骨牌也跟着倒下，民企危机爆发，因为国企透过4万亿疯狂扩张收购民企，导致了国进民退，民企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此外，国有银行为了支援4万亿而从民企抽回资金，从而导致了民企资金链断裂危机。这次的三中全会针对民企的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案，我用了两个图做了详细说明。第一个方案就是负面清单，除了垄断行业外，民企都可以做，就算是垄断的下游也将民营化，解决了民企生存空间被国企压缩的困境。此外，第二个方案允许民企办银行以试图解决民企资金链断裂危机。
我认为针对这五个骨牌而言，最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回应了三中全会之前打破利益固化的呼吁，直接挑战了三大利益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国企利益集团和银行利益集团。
最后我用了两个图来解释农民和城市居民在这次三中全会中的实际收获和城镇化的新思路。
我在第四章“改革再出发：我所理解的三中全会”就以我自己发明的八个图非常清楚而有创意地全面解读三中全会。
接着我想讨论一个新观念，改革的焦点应该是什么？当然应该是老百姓关心的民生经济。三中全会之前，人民网做了一项调查，老百姓最为关注的改革焦点按照得票多少依次为，收入差距、物价上涨、食品安全、看病难看病贵、空气污染、房产税、就业难、户籍制度改革、营改增、延迟退休。其中营改增、收入差距和就业难等三个话题，我已经在前一本书《让人头疼的热点》的第七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做了详细讨论。本书接着讨论剩下的七个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但是我不想以传统的方式逐一讨论，而是借助这些民生议题讨论两个过去从未讨论过的重大新思维，就是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二、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三中全会精神灵魂之一
三中全会前，政府不断放话：市场能办好的就让市场去办；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权地方政府不能截留；地方政府不要再直接投资办企业。好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意思？就是让政府最大限度地退出市场。政府怎么退出市场，大家的解读都没说中要害，我透过上述的八个图表做了全新的解读。改革开放之前政府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所以根本没有市场，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灵魂就是压缩了政府权力，才能开放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五板斧的改革，更进一步压缩政府权力，所以才能开放更大的市场。所以，这个《决定》的灵魂之一，就是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的基本准则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一些学者也不断鼓吹“要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那么我就要问问如何厘清这些边界，我也从没有见到某位学者把这个边界说清楚。
各位，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是什么？就是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不清不楚地纠结在一起，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非常模糊，因此在五板斧压缩政府权力之后，如何细致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当务之急了。具体地说，原来就是“政府直接办市场”，而不是“市场办市场”。也就是说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成了市场主体、股东和直接投资者，或者政府通过各种审批和行政命令来控制市场。所以三中全会文件提出了，通过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透过负面清单制度，来实现“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方向。大家想想中国特色的地方融资平台是什么怪物，就会理解我的结论。
我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些书中就谈到了这个怪物的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资本高度统一和重合，它可以呼风唤雨，想干啥就干啥。各位想想，这还是市场经济吗？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市场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我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如果你任其发展，地方经济诸侯主义一定会抬头和蔓延，同时衍生出离心主义倾向，政令就会更加不出中南海。
第二个特点就是国有垄断企业这个庞然怪物会越滚越大。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国有经济和国有垄断企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请不要混淆。这个“怪物”会造成什么结果，那就是会使“政府与市场”之间失去平衡。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只告诉各位，如果不去控制这个怪物，其结果必然是：中国经济会一夜回到20世纪50年代，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会一夜丧失。不但如此，而且这样的市场比计划经济还要坏，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市场。最近我们观察到，这个怪物，它不仅仅会“要挟”政府，而且还开始逐渐“垄断”我们的生活。请各位自己体会吧，可怕不？
第三个特点就是各种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垄断了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抬高了消费价格，抬高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我举个例子，各位读者都熟悉的出租车行业。现在的情况是，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打车都难都贵吧，打车的朋友多数应该经历过拒载，或者有过等候被拼车的遭遇吧？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这里面的利益关系。这里面涉及地方政府、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乘客和纳税人五个方面的利益博弈关系。各位也都清楚，过去几乎每个城市都发生过利益博弈事件。每次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呢，几乎都由乘客和纳税人来埋单。所以，最倒霉的就是乘客，其次是司机，而几乎每次博弈最得利的总是地方政府和出租车公司。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这就是政府直接办市场的结果，形成了地方政府有关人员和出租车公司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伤害了谁的利益，绑架了谁，损失了谁的声誉，不用我直说吧。我的一位企业家学生乘坐高铁去某城市出差，你想这是一位大老板呀，出车站之后竟然遭遇被拼车的待遇，等了一个多小时出租车才出发。这个老板对我说，坚决不到这个城市投资办企业。这就是本书第五章“解决打车难打车贵，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讲述的内容。我试图通过大家都熟悉的出租车行业，来分析如何来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