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因论：究竟是“民工荒”，还是“招工多”？
内因论说到底是短缺论，由供不应求助推物价上涨。具体来说，劳工不足所以工资上涨，其他的生产要素依此类推，都是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因此出现通货膨胀。可是，我想先请问一句：要是工资涨了，物价房租水电煤气也都涨了，那么，工资究竟是涨了还是没涨？如果工资实际上没涨多少，那么短缺论之下的通胀是不是只看名义物价，而不管纸币本身的购买力？这一两年，超市里的东西，不管是大米豆油还是瓜果蔬菜，都翻了一番吧，不少水果的涨幅恐怕还不止这么点儿，可是，有多少老百姓的收入也翻了一番呢？
如果我们承认纸币购买力在下降，那么工资名义上的上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纸币贬值，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短缺呢？因为我们的统计极度不完善，所以我只能用生活里的经验观察来进行估计。先参照富士康，假设工资涨幅是30%，但是你觉得纸币贬值了50%，那么劳工工资实际上是在下降；而如果你觉得纸币贬值了20%，那么劳工短缺也只能为劳工争取到10%的好处。换言之，在纸币购买力贬值的情况下，要素短缺对要素价格的上涨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影响。
但是，我不是说夏斌的观点是错的，相反，顺着他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短缺究竟是因为需求增长过快，还是供给不足？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着它自身的逻辑。“民工荒”这个概念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我们误以为是劳工供给不足，所以导致各地招工难。实际上呢？根本不是“民工荒”，而是“招工多”。统计局有很多不同数据，这些数据差距很大，但是人口普查是基本靠谱的，特别是第六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纠正了一个长期以来的谬误，我们过去一直觉得四川、河南是人口大省，这怎么可能呢？全世界每个国家内部的人口都是跟经济成正比的，哪里钱多，哪里人就多，就这么简单。这次普查告诉我们，广东省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过去10年里，东部人口的比重一直在增加，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更重要的是，过去10年里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增加了1亿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被低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定义劳动力是指年龄在16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而实际情况是超龄继续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这个对短缺论有什么影响呢？根据统计局对人口的分析，劳动力供给的拐点是2013年。也就是说，过去四五年里，我们年年开春都能听到所谓的“民工荒”，这种“荒”的背后，劳动力其实一直在增加，只不过这个增幅不及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幅，所以才招不到人。
政府投资论：这才是一切的根本！
内因论留给我们的问号是：哪里来的亢奋需求？外因论没解决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明明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可为什么2011年通货膨胀异常抬头？与此同时，外因论在宏观总量上的蔚然效果在哪里？20万亿元人民币可都是央行真金白银注入了银行体系，即便在8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面前也是个庞然大物，可是怎么就看不见了呢？
政府投资论恰恰能统一这两个理论并回答其派生的三个问题。不可否认，20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给我们打下了殷实的基础。各位应该都晓得，我们外汇储备的基础是贸易顺差，我们在2004年以前10年里贸易顺差每年不过只有三四百亿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破千亿美元，2006年1775亿美元，2007年2622亿美元。可是我们用得非常省，因为2007年就开始了通货膨胀，一直到金融海啸前夕，我们还在“双防”，毕竟2008年的官方通胀高达5.9%，于是我们就严格控制信贷，打压经济。现在看来，和今天相比，那时的CPI和房价都是那么温和。
到这里我简单总结一下，从2005年开始我们的外贸赚了不少美元，由此给银行体系注入不少人民币，但是2007年就开始打压通胀，所以这个殷实的家底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没用上。
但是，4万亿改变了一切。有一个指标最具说服力，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了让各位更容易理解，我通常把它叫做钢筋水泥。我计算了2005年到2011年的增速，2009年之前的增速都在25%左右，可是到了2009年突然升至30%，一举突破20万亿元。货币供应量也非常惊人，从不足50万亿元一下子突破了60万亿元。可怕的是，本来经济已经企稳，可我们依然继续亢奋投资，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是因为基数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对货币供应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破天荒的38.32%。这股庞大的支出，从上游到下游，驱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非理性的亢奋需求。
按照内因论，既然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就应该少招人，怎么会招不够呢？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最缺人的是基建、建筑和房地产行业，这些行业出现“民工荒”的背后其实是因为需要的工人太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大量信贷资金被投入到了这些行业。
所以，内因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短缺不是因为什么结构调整，也不是因为什么资源短缺，更不是因为人口红利衰减而带来的劳工紧缺，而是因为需求的异常亢奋。当然，我不是说内因论是错的，人口拐点不是2013年到来吗？就像日本制造业腾飞的过程中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一样，我们中国经济马上也要迎来这种内生性通胀的考验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调控，三大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定会造成更可怕的后果。
六、控制中国通胀的四大建议
那么如何防范这三大通胀风险呢？
第一，外因论提醒我们外汇储备这个殷实的家底是源头祸水，因此必须釜底抽薪，加以控制。周其仁对此已经提出了很不错的建议，就是用财政资源购买美元，使本来流向民间的资金被政府收回。我顺着这个思路讲，长期的做法应该是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具体手段包括适度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有效优化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第二，外因之所以能传递进来，也是因为我们内部的问题。按照内因论的思路，我们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我顺着夏斌的思路作出推论，内因论等于承认了工资和生活成本都在快速上涨，如果政策得当，让工资上涨的幅度快过生活成本，那么，通货膨胀对老百姓的伤害就能降到最低。
第三，一切的根本都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汹涌而来的货币。有了大量涌入的货币，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就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对我们来讲，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率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这样民营资本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如此既能吸回流动性资金，又能给予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带来真正的约束。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行政型通货膨胀和垄断型价格上涨。比如石油，现在的国际油价并没有2008年高，可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却比那时候要高出不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燃油税的问题、多少是所谓暴利税的问题，又有多少是垄断企业借优势地位垄断定价的问题呢？再比如电价，电厂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上网电价偏低，而不是居民零售电价的问题，电厂的成本利润还相对透明，可是中间抽成赚大钱的垄断电网是不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下，贸然调高电价和以阶梯电价之名提高电价都会推高物价。类似的，银行、民航、公路、土地一级开发等等，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注意到因为垄断国企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任何涨价行为都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因此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相反，我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补贴老百姓。针对这一点，北京就做得比较好。北京推出了交通补贴，王岐山任北京市市长时压低了公交价格，把补贴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现在就这个政策每年的补贴有100亿元。这样既能引导老百姓出门多采用公共交通，缓解交通压力，又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理论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矛盾。我再把脉络理一下，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外因驱动，而央行没有从源头处理，错失改革良机；积攒下来的20万亿元存底，乘上杠杆效应，烧起了2010—2011年的通货膨胀。而无论是高铁还是基建的热情本来应该至少提前6个月熄灭的，可惜迟疑了。当然，我们能体会到货币当局的苦心，毕竟中国的统计数据基础如此不堪，中国的货币政策决策体系如此特殊，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尚且会犯错，我们也不必对自己的货币当局过分苛责。
但是，留下来的残局才是最难收拾的，现在因为害怕通胀抬头所以不敢放松信贷，结果经济萎靡不振。可是经济下滑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恶化，所以又得想办法宽松货币。更不幸的是，人口红利已经没了，未来中长期我们要持续面对内生压力带来的通货膨胀。因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我必须再次发出我的警告：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中长期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地方政府这种重投资、重税收的GDP主义一日不改，中国就无法摆脱通胀的魔咒，我们千万不要看着通胀落了一点就又跃跃欲试放开货币闸口。这就像一个有肺炎的病人，别以为感冒好了、高烧退了，病就痊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