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苏轼以词抒写了爱国的豪情壮志。北宋内忧外患交织，尤其西夏、北辽的边患威胁，始终令北宋统治者寝食难安。每一位有志于现实的文人士大夫当然也牵挂着这一切，期望自己建功报国，有所作为。苏轼活跃于政坛的年代，边塞矛盾集中在防御西夏的入侵方面。苏轼在词中就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说：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冬。当时苏轼因与新政不合，主动要求外放，任密州知州。密州在今山东诸城。作者身在东海一隅，但他的心却时刻关怀着祖国西北的安全。这首词反映了作者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夏入侵的强烈愿望。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对辽和西夏的威胁采取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宋王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之后，仁宗庆历四年（1044），与西夏也如法炮制，签订“和约”，每年给西夏“岁币”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这种妥协的结果，一方面只是短时期地缓和了边境上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给以大国自居的北宋士大夫极大的心理挫折，认其为莫大耻辱。有志之士对此念念不忘。苏轼痛感辽和西夏对祖国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于是，很自然地从射猎联想到要抗击入侵之敌，以保卫边地安全。词的爱国思想是明显而又强烈的。
题为“密州出猎”，所以全词紧紧围绕着“出猎”展开笔墨。上片写出猎的盛况。词人以“老夫”自居，其实这时候苏轼还不到四十岁，词人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后，心理上已经产生一定的疲惫感。但是，词人毕竟处在盛年，自求外放也不是贬谪受罚，所以，豪迈之情随即发生，“少年”的豪壮与狂态不减，左牵黄犬，右擎苍鹰，千骑卷过平冈，到郊外“出猎”。太守的身后则是大队人马簇拥，倾城出动，盛况空前。足见苏轼在当地政绩之佳，深得民心。词人的“出猎”，既是为了一抒胸中豪情，又是为了报答百姓的厚爱。这一切出自词人的观察和想象，充分表明了词人政治上的自信心。这何尝不是曲折地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做辩解？下片写自己宏阔的胸襟、澎湃的激情、杀敌卫国的斗志。词人开怀畅饮，壮志凌云，以“鬓微霜，又何妨”否定了“老夫”之说，剩下来的只有“少年”的豪气。词人以汉文帝时的魏尚自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起用。据《史记·冯唐列传》载，云中（今山西西北一部与内蒙托克托县）太守魏尚杀敌有功，但多报了杀敌人数六名，因而获罪削职。冯唐对皇帝陈说魏尚有功可用，汉文帝刘恒便派冯唐持符节去云中赦魏尚罪，恢复了魏的职务。苏轼是因为反对新政而外放的，其境遇与魏尚有某些相似之处，故而以魏自比。他盼望朝廷能派冯唐这样的使臣持节密州，使自己重新得到重用，以便能为国效忠。届时可以“西北望，射天狼”，而不是用于游戏“出猎”。
这首词联想丰富而又切合实际。作者通过出猎联想到北方与西北的敌人，通过词人艺术想象，一次普通的出猎活动便变成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武装演习。古人时常用“出猎”代替军事演习，苏轼的作为恐怕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因此爱国的豪情随之产生。古代描写狩猎活动的诗歌为数不少，名作如林，人们比较熟悉的有王维的《观猎》、韩愈的《雉带箭》等。这些作品主要是写射猎的场面，写射猎者武艺高强，射击的准确，观众的叹服等。苏轼此词却有所不同。这首词实中有虚，以实带虚，虚实相生。作者把“倾城随太守”的壮阔场面与保卫国家的战斗联系起来。他射击的目标不仅仅是眼前真实的猎物，同时，他还把目光瞄向千里之外的敌人──“天狼”。这里的“天狼”，不能只理解为地处西北的西夏，它同时还包括北方的辽。词中所表现出的爱国思想与豪放风格均产生于此。正是这首词的出现，才奠定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使豪放词和豪放词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这首词用典准确，用比巧妙，善于烘托，加上音节急骤，韵位较密。这一切都与射猎的场面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增强了词的豪迈奔放的气势，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值得注意的是，词中用了两个“射”字，既突出了“出猎”的特点，又深化了词的主题。上片射“虎”，下片射“狼”。两个“射”字，虚实兼到，重要的是通过“射”字，把千里之遥的“西北”，置于眼前的射程之内。
苏轼这次“出猎”，还作有《祭常山回小猎》七律一首，诗云：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出猎场面的描写，以及用古人自比的手法，并因此所表达出来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与《江城子》几乎是一模一样。在苏轼的手中，诗与词可以表现同样的内容题材、同样的思想感情。
此外，《阳关曲》说：“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在为他人扼腕叹息的同时，表现的是自己爱国志向难得施展的苦痛，“出猎”或平时激发的豪情壮志终究落空。苏轼确实一生也没有真正获得一次机会像范仲淹那样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志不得施的痛苦因此产生。
第二，苏轼词多侧面地再现了农村生活。苏轼平生在许多地方任过职，每到一地，他总是勤政爱民，努力为当地百姓干一些实事、好事，如疏浚西湖、赈济灾民、减免杂税等等。他对“民本”农田生产尤为关心，在各地兴办的实事也大都围绕着农业生产。这方面的关心表现在词中，于是出现了第一个把农村生活纳入词这一领域的做法。苏轼熙宁末、元丰初改知徐州，曾在当地组织民众抗击水灾、旱灾。元丰元年（1078），苏轼曾到徐州城东的石潭祷雨、谢雨，根据路途所见，写下一组《浣溪沙》，共五首，下面录其四首：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鸟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麦少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买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这组词前有一小序，说明写词的原委：“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原来，这一年徐州地区发生春旱，灾情比较严重。作为一州之长的苏轼对此极为关心，他曾亲往石潭求雨，得雨后又再往石潭谢神。序中“谢雨”云云，即指此而言。这组词以朴素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农村的夏日风光，对受灾的农民表示同情和关怀。
求雨得雨，谢雨归来，心情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词人因此也有闲暇的心境去观赏周围农村的人情世态和风光景色。太守下乡，对当地的村民百姓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事，于是便有了“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的场面。在这个场面里，可以显示出农村民风的淳朴可爱，农村少女的欢快活跃、自然真率。这对整日局促于官场的词人而言也是格外清新动人的。这就隐约地与尔虞我诈的官场形成对比。“老幼扶携收麦社，鸟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是词人所见的农村风光，画面上洋溢着丰收之后的欢快，一片百姓安居乐业、熙熙攘攘的快乐景象。今年的丰收，当然有词人求雨得雨的一份功劳。词人是在赏识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在赏识自我的政绩。所表现出来的还是政治上的一份自信。以这样的心境和眼光去观赏农村的风光人情，一切就被诗情画意化了。
“麻叶层层苘叶光”是目之所见，衬出时间已进入夏季。“谁家煮茧一村香”一句是从嗅觉方面写的，说明蚕茧成熟，正在煮茧抽丝。“一村香”不仅极富诗意，而且还反映出作者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并怀有深厚的感情。“隔篱娇语络丝娘”是从听觉方面来写的。“络丝娘”即纺织娘，其鸣声如轧轧的纺织声。这里用以代指缫丝的姑娘。因为是“隔篱”，不见其人，只闻其“娇语”声声。上片三句分别从视觉、嗅觉、听觉三方面着笔，把农村中“耕”“织”这两个主要方面都写到了。下片写灾情严重和作者对灾民的关怀。这次“谢雨”，实际是对灾区的视察，作者自然要着眼于受灾情况，着眼于灾区人民的生活。作者首先看到的是“垂白杖藜抬醉眼”，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并非作者注目之所在。作者最关心的是分散在田里的农民，是“捋青捣麨软饥肠”的老百姓。捣麨，是把撸取（捋）下来的青麦炒干捣成粉。软，是充饥的意思。作者看到的是农民把青青的麦粒撸取下来，准备捣成粉末借以充饥。作为一州之长的苏轼，并不回避矛盾，他敢于正视旱灾造成的恶果。时当青黄不接，从“青”到“黄”，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农民的饥苦是可想而知的，作者对此明察于心。但他仍止不住内心的焦急：“问言豆叶几时黄？”同情人民疾苦之情，跃然纸上。这首词更多地接触到农村的现实景况，苏轼也不是一味地盲目乐观。
不过，这一组词中还是以欢快的情绪为基调。“簌簌衣巾落枣花”一词，情绪再度转换过来。词人这里所写之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帘的各种不同音响在词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连续不断的影像。词人在“谢雨道上”，经过长途跋涉，加之酒意未消，日高人困，不免有些倦意。突然“簌簌”之声传来耳际，并好像有什么东西敲打在身上和头巾上，词人一定神才意识到这是纷纷飘落的枣花。接着，耳边又传来“吱吱呀呀”的声响，越往前走响声越浓，从南、从北、从四面八方传来，原来这是词人熟悉的“缫车”声，村里百姓正在勤快地忙碌着。这时，一阵叫卖声传入耳鼓，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披着“牛衣”的农民坐在古老的柳树荫下，面前摆放着一堆黄瓜。三句专门由听觉折射到意识而构成的图景，很好地表现了这个季节农村的生活特点，质朴恬淡，引人入胜。下片写词人的感受和意识活动。“酒困路长惟欲睡”是对上片的补充。在结构上，这一句又是倒叙，说明上片三句之所以重在听觉，主要是因为酒意未消，路途遥远，人体困乏，故而写下来的仅仅是睡眼朦胧中听来的片断，并非是视觉构成的完整画面。“日高人渴”而随意“敲门野人家”，是词人口渴而急于觅水的意识活动，同时也反映了词人不拘小节、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恰好与乡村的朴实融合在一起。所以，词人写得真切，我们也读得亲切。
对农村生活有了如此真切亲近的认识之后，词人自然感觉到农村这种淳朴无华的生活方式更加适合自己，归隐之心油然而生。“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清新可喜的景色对身处逆境的词人产生了无穷的诱惑力，“何时收拾耦耕身”的追问中包含未能“忘却营营”的自责。词人对乡村的喜爱已经无以复加，无论是“日暖”还是“风来”，从中词人领悟到“使君元是此中人”，自己本来就属于这个平静朴实的世界。词人对农村生活的美化，就是对官场生活的否定，但仅仅限于牢骚而已，词人最终也是不能下决心归隐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先忧后乐”的献身精神决定了苏轼必然地会在仕途上永远挣扎下去。
在苏轼以前的文人词中，偶尔也出现过以农村片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文人喜欢描述“渔父”的生活作为自己归隐的榜样，其中就不乏农村生活的场景。张志和《渔歌子》说：“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和风细雨不须归。”所描摹的就是水乡渔村的景色。但是像苏轼这样以组词的形式，多方面描绘农村生活的画面，把农民、村姑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敢于揭示农村的贫困一面，这在扩展词的题材方面，无疑是一重要贡献。
第三，苏轼词揭示了复杂的内心世界。广义地说，任何文学作品都可以算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而这里所说的“内心世界”，则主要是指苏轼的词扩大了反映内心世界的范围。他的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抒写了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和思想上的矛盾。千百年之后，仍可以想见其人。苏轼通过自己的创作，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与社会功能。在苏轼以前，由于词的题材与内容的大同小异，形式、句法、口吻、声情差异有限，尽管词人们在艺术上有不同的贡献，但多数词人的艺术个性却表现得不够深刻，不甚鲜明。某些艺术风格相近的词人作品，竟相互混淆，至今尚无法辨明。苏轼的词则与此不同了。他的词里不仅跃动着一个活泼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性格面貌是十分清晰的，即使把它混杂在别人的作品里，也能够把它识别出来。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